【新唐人2013年11月19日訊】1979年的一天，一位老人在浙江海寧縣的一間四平方米的小屋裡悄然離世。臨終前，他喃喃地吟出了屈原《離騷》中的一句詩：「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他就是原中华民国最高检察长楊兆龍。

司法界的新星

1904年出生於江蘇金壇縣的楊兆龍，自小就十分聰明。 1922年考入燕京大學哲學系，後轉入上海東吳大學改學法科。 1926年加入國民黨。 1927年畢業後，受聘上海政法大學教授，並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及租界上訴法院推事（法官）。史載，在法院任職期間，他不畏強權，秉公執法，常常與陪審團針鋒相對，將有罪的洋人繩之以法。因他常在華洋訴訟之爭中與外國陪審領事發生衝突，兩年之後便被解了職。不過，他在任職期間所寫的不少判詞，都被收入了當時在國內頗具影響的《東吳法學季刊》。

1931 年，楊兆龍考入南京政府的司法行政部，未久任秘書處科長。鑑於他在中國司法界的清譽及堅實的法學理論根基，經司法行政部官員鄭天錫的引薦，1934 年他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破格錄取為博士研究生，專攻英美法學。翌年5月，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司法制度之現狀及問題研究― 參考外國主要國家之製度》 ，在其院長龐德及他的導師摩根主持的答辯中，以「優秀」的成績獲得SID博士學位。時龐德院長曾當面誇獎他說：「在此之前，中國人還沒有一個人像你這樣系統地研究中國當今的司法制度。你是我親自主持考試的第一個中國人，東方人的思維方法，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同年，時為中國駐英大使的鄭天錫赴歐考察並出席有關會議，楊應邀以「中國司法代表團」團員的身份參與，後由他撰寫了考察報告。

　　

1935 – 1936年，他轉至德國柏林大學隨著名的庫洛什教授研究「大陸法」，並獲得法學碩士學位。此時，三十剛出頭的楊兆龍，已通曉英、德、俄、法等八國語言，為中國司法界與外交界所囑目。結束了柏林大學學業，楊兆龍回國後即被聘任為國家資源委員會的專門委員。抗戰爆發後，他著手研究抗日問題，並奉命起草抗戰時期的國家《總動員法》 、《軍事徵用法》 草案。1938年，他隨國民政府遷至武漢，與蕭一山共同主編《經世》雜誌，並與杜幸明等人組織「哄建研究會」，提倡「致革政治，實行民主，振興實業，積極抗日」。

法學界的棟樑

剛剛30出頭的楊兆龍在結束了柏林的學業後回國，被聘任為國家資源委員會的專門委員。抗日戰爭時期，他奉命起草國家《總動員法》、《軍事徵用法》等草案。此後，他先後擔任了西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並兼任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朝陽法學院教授。

抗戰結束後，他完成了《聯合國憲章》的中文本翻譯，並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長，主持起草《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等。 1948年，楊兆龍被海牙國際法學院評為「比較法學」專家。當時全球獲此殊榮的共50人，中國有兩人，另一人是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王寵惠。

因不堪國民黨官場內部的矛盾，1948年底，楊兆龍決定脫離官場，去大學任教或專事法學研究。正在他向司法行政部辭職之際，卻忽然接到了代總統李宗仁的一項任命，任命他為國民政府最高院檢察署代理檢察長。他將此事告訴了妻子沙溯，沙溯無意中透露給了自己的妹妹沙軼因。沙軼因是中共地下黨員，遂將此消息報告給了中共組織。中共於是派人去說服楊兆龍接受任命，並藉此營救被關的中共黨員。起初，楊兆龍並不願意，但礙於親情，最終還是應允。

楊兆龍任職後，以「釋放政治犯」可表明國共和談誠意為由，多次去說服李宗仁。最終李宗仁同意釋放了全國約萬餘人被關的政治犯，不少是中共黨員或親共人士。

效力中共的悲慘結局

1949年，中共佔領南京前夕，國民黨政要紛紛前往台灣。此時陳立夫的妻子也給楊兆龍夫婦送來了兩張去台灣的機票，與此同時，楊兆龍也接到了哈佛的邀請信。楊兆龍正在躊躇之際，陳修良親自找到他，說共產黨不會忘記當年幫助過他們的人。她希望他能留在大陸，以他的所學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服務。在妻子和中共相關人員的勸說下，他還是決定留在大陸。這一決定注定了他此後的人生悲劇。

留下來的楊兆龍將國民黨最高法院檢察署的檔案全部保存了下來，並移交給了中共解放軍南京軍管會。1950年，在南京大學任職的楊兆龍被選為南京市人民會議「特邀代表」，並以法學家的身份寫了建議人民政府迅即起草《土改法》的議案，以規範行將展開的土改工作。然而，時任南京市委書記的柯慶施對此提出了批評，因為在其看來，一個做過國民黨司法高官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對共產黨「奢談」什麼「立法」。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楊兆龍被分配到復旦大學外文系擔任俄語教授，原因是他以前學的都是資產階級的法律，「不利於培養無產階級的接班人」。他雖然很不高興，但還是服從了安排。

1957年整風反右開始。當時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應邀出席了陸定一主持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陸於會上特別強調共產黨人熱忱歡迎黨外民主人士的批評建議。這之後，他便在一些民主黨派召集的座談會上，言無遮攔地談了一些有關黨的工作作風及民主法制方面的問題。當年的《新聞日報》 、《文匯報》 約請他寫一點有關中國法制的文章，他便將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稿整理成文。其中主要有兩篇：《法律的階級性與繼承性》 、《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立法問題》 。後一篇文章交由《新聞日報》 發表時，編者替他改了個標題：《我國重要法典為何遲遲還不頒布？》 ，原標題變成副題。誰也沒想到這一下子就惹了大麻煩！

　　

這年6月，隨著反右鬥爭在全國展開，楊兆龍這兩篇文章，尤其是那篇從標題語氣上似乎是在責難政府於立法上「行政不作為」的《為何》 文章，很快就遭到了諸多報刊的猛烈批判與嚴厲譴責。他不僅被打成了「右派」，還於1963年9月被公安局逮捕，1971年6月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直至1975年12月才獲釋。在此期間，他的妻子自殺，三個孩子也被劃成「右派」，其中兩個兒子後又以「反革命罪」入獄。真真是家破人亡！

1979年，昔日的才子、顯赫的國民黨高官在四平米的小屋中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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