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9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二 「潘、楊、王」事件（註六十九）
路憲文說得對，信陽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陽，在許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發生了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只不過信陽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而已。河南問題不是某個地區的局部問題，而是全省的問題。有人說，沒有「潘、楊、王」事件，就沒有全省的大飢荒，也就沒有信陽事件。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潘、楊、王」事件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一九五八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動全國重大政治事件，這就是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幾個月之間，十多萬人挨整，二十多萬人受株連，一百多人致死。兩年以後，又說搞錯了，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來，人們對這個重大事件的情況不甚清楚。二零零一年三月到五月間，我三次訪問當事人楊珏。從林業部部長位置上退下來的楊珏住在王府井西邊不遠的晨光街十號五-十四號。這是一個高級幹部住宅區。他雖然已八十六歲，但思維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時插話補充。為了幫助我弄清歷史真相，楊珏還打電話給在山西的王庭棟（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職務上離休），王庭棟很快給我寄來了他寫的回憶材料。此外，我還查閱了有關的歷史資料，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才比較清楚。
「潘、楊、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領導人。潘是潘復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政委；楊是楊珏，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是王庭棟，河南省委副秘書長。
他們三人原來是平原省的幹部，潘復生是平原省委第一書記兼軍區政委，楊珏是平原省委副秘書長兼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王庭棟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辦公廳主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張璽調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後來當國務院總理的朱熔基這時給他當秘書）。當時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劃歸河南、山東、河北），張璽推薦潘復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職務。王庭棟隨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書長。一九五五年，楊珏調到河南任書記處書記。張璽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時，吳芝圃是第二書記，吳是河南人。在一般情況下，張璽調走了，吳芝圃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潘復生來了，河南幹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個省委第一書記？」這是批判「潘、楊、王」的人事背景。
吳芝圃，一九零六年三月出生於河南杞縣一個農民家庭。一九二零年夏，考入杞縣縣立甲種農校。在這裏，他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一九二四年暑假，吳芝圃考入了開封省立第二中學高中班，一九二五年三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十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六年二月，他被組織派遣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聽了毛澤東主講的農民運動等課程，臨近畢業的時候，他跟隨毛澤東先後到曲江、海豐等地，參觀學習阮嘯仙、彭湃等領導的農民運動。革命戰爭年代，吳芝圃作為河南地方主要負責人之一，為革命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他對毛澤東崇拜有加。他也像毛澤東一樣，酷愛古書，下鄉時還帶上一竹箱線裝書隨時閱讀。楊珏說，在北京開會時，吳芝圃到琉璃廠花三百多元買了一本舊書，非常高興，一回到賓館就津津有味地吟誦。下基層時坐著小麵包車，還帶著一箱古書。路過試驗田，有人說：「你看這麥子長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們下去看了讚不絕口，到了地委，地委書記路憲文在彙報時說今年收成不好，吳芝圃反駁說：「你應當下去看看，今年的麥子長得多好！」
（一）潘、楊、王對一些問題的不同看法
為什麼要批判這三個人？因為他們對當時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從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開始的。
在農業合作化的推進速度上，潘、楊、王等認為不能太急、太快，應當有步驟地分批進行，鞏固一批再發展一批。第一年實現百分之三十，第二年百分之三十，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主張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來是中央的意見，後來下面發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實現了合作化。毛澤東也很高興，出版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批評主張慢一些的人是「小腳女人」。
在合作社規模上，潘、楊、王認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吳芝圃認為規模越大越好。在實際推行中，開始是百戶社，發展到千戶社，後來還有萬戶社。吳芝圃主張合作社應將牲畜集中起來，實行大槽餵養。潘、楊、王下鄉看到集中餵養條件不具備，管理跟不上，牲畜長癬，掉毛，生病，死亡，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張小槽餵養，以保護牲畜，保障農業生產。
實行合作化以後，要不要給農民一點小自由？吳芝圃主張讓農民全心全意地搞集體經濟，不能助長農民小生產者的傾向，把自留地收歸集體。潘、楊、王認為，收回自留地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不讓農民利用業餘時間搞點家庭副業，影響農民收入。
由於合作化運動發展過快、過急，工作過粗，在工作中出現了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現象，使農民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第一季度，河南省農村發生兩萬多人鬧事（年前主要是鬧社，年後主要是鬧糧）。臨汝縣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三十一個農業社發生「鬧社」事件，參与「鬧社」的群眾近六千人。商丘地區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七年一月，一百三十個高級社中的二百四十二個生產隊和四十個初級社發生了群眾「鬧社」。在「鬧社」中，有些農民從集體大槽中牽回了原來屬於自己的牲畜，有的農民要求退社，個別地方農民還和搞強迫命令的幹部發生了衝突。在處理「鬧社」事件中，一些帶頭鬧事的人被逮捕判刑。一九五七年春節前後，全省開展了宣傳合作化優越性的教育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僅商丘地區的民權、永城、夏邑三個縣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被捆綁、吊打、罰跪、遊街、大會鬥爭、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九人。
一九五四年七月，潘復生因病休養，由吳芝圃暫時主持工作。潘復生健康好轉后，主持了工作。他一上任，就著手糾正他認為工作中的偏差。他讓楊珏到許昌、南陽、平頂山考察，派王庭棟到安陽實地調查。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宣傳要點》共八條四十多款，涉及到鞏固集體經濟、維護農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廣牲畜分槽餵養、養用合一；允許社員自養牲畜，以滿足家庭副業生產的需要，使用社員的牲畜要合理記分；留足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地產的糧食只交公糧（即農業稅），不計徵購任務（即向國家賣「餘糧」）；農業合作社必須實行包工包產，超產獎勵；農民可以自己養雞、養豬；允許社員開墾間隙地、房前門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點家庭副業；開放自由市場；合作社規模太大的，根據社員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討論後於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公布實行。接著，潘復生先後召開了縣委辦公室主任會議和地委書記會議，要求各地區向群眾深入宣傳這個《宣傳要點》，並切實推行這個《宣傳要點》。
潘復生主持工作后。還主持制定了《關於開展整風運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根據這個文件，嚴肅查處了民權、夏邑、永城幹部在合作化中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行為，重新處理臨汝縣農民鬧社事件，釋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復生了解到伊川、臨汝農民吃觀音土，心裏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決，並報告中央，希望減少徵購指標，給農民多留一點。王庭棟當時在省里分管糧食統購統銷工作。潘復生派他下去調查糧食徵購情況，他看到一些農民蹲在馬路邊看送公糧的馬車，有的低頭不語，有的淚流滿面。原來給農民留的口糧太少，留給農民的口糧多是鮮紅薯，一到春季就爛掉很多。他回來後向省委彙報了這一情況，並主張給農民一天留一斤口糧，人均三百八十斤以上的隊才徵購餘糧。紅薯由四斤折一斤糧改為五斤折一斤糧。這些意見使他們戴上了攻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罪狀。
一九五八年四月，河南省遂平縣出現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間實現了人民公社化。修武縣提出四年實現共產主義，全縣一個經濟核算單位，農民都實行工資制，按月發工資（實行一個月就發不了）。各地還大搞一平二調，侵犯農民利益。對這些，潘、楊、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當時公社食堂越辦越大，幾個村辦一個食堂，幾個村到一個地方吃飯，吃一頓飯要走幾里路。人太多，打飯排長隊。潘、楊、王主張食堂辦小一點。吳芝圃等認為大食堂有十大優越性。
(二) 潘復生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被免職
一九五七年八月，中共河南省委召開的五次全會（擴大）第一次批判潘復生的「右傾錯誤」，認為《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全會決定停止宣傳和執行《宣傳要點》。這次會還批評河南省委一九五七年七月發的《關於不在縣級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指示》，認為這個文件對當前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完全違背了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違背了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會議決定立即收回這一文件。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潘復生因病沒有參加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就多次談到要準備黨內分裂，多次提到全國一半省、市、自治區發生分裂、權力鬥爭，一種是右派反黨，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
毛澤東把潘復生與文藝界的丁玲、廣東的古大存、廣西的陳再勵並提，同時也談到「潘復生犯了錯誤，但要允許他改過」，「犯路線錯誤的，允許革命，對於潘復生、古大存、馮白駒，這次會議都不處理為好，提出處分是正確的，不處理也對」；「潘復生是好人犯錯誤」；「有的同志在農村混了幾十年，農民的感情沒有感染他們，不了解農民的心。不了解群眾，就看不到好東西。潘復生等，你說他們在農村沒搞過嗎？就感化他們不了」。但是，毛澤東還是把潘與其他人區分開來，「潘復生同志不是鬧分裂。他的缺點可以批判，但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八大二次會議期間，在會外吳芝圃向總書記鄧小平彙報了河南的黨內鬥爭，鄧支持說：「真理在你們這一邊。」
在這次會議上，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作了題為「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的發言。他在發言中「揭露」了潘復生造成的種種「惡果」， 指出：「潘復生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是一種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河南對他這種錯誤思想鬥爭的勝利，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勝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動走向主動的轉折點。」毛澤東表揚了吳芝圃這個發言。參加八大二次會議的河南小組，從五月十八日到二十日，把生病的潘復生從醫院拉到會上，對他進行了連續三個半天的揭發批判。五月十八日（會議期間），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復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由吳芝圃代替。
（三） 「潘、楊、王」的「八大罪狀」
吳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會上，就給省委打電話，讓趕緊準備批判潘復生的材料。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日到七月一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體擴大會議召開，主題是傳達貫徹八大二次會義精神，內容是集中批判「潘、楊、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次會上給」潘、楊、王」列出了八條罪狀：
[一] 否認階級鬥爭，否認兩條道路鬥爭，製造「階級鬥爭熄滅論」；
[二] 攻擊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優越性，宣揚「小農經濟優越論」；
[三] 攻擊和企圖取消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反對批判自發勢力；
[四] 和資產階級右派內外呼應，向黨猖狂進攻；
[五] 披著領導反右派鬥爭的外衣，竭力阻撓、破壞反右派鬥爭；
[六] 堅持發布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關於不在縣級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指示》等幾個文件）；
[七] 欺騙中央、與中央正確路線對抗（主要是指在一九五七年七月的青島會議上，潘復生向毛澤東反映河南真實情況，認為把河南工作說得「一團糟」）；
[八] 結成反黨宗派，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
這次會議認為，他們已經完全形成了「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宗派集團」，同他們鬥爭的性質「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是堅持執行中央正確路線和反對、歪曲、修正中央路線的鬥爭。」 會議建議並報請中央批准，撤銷潘復生省委常委、軍區政委等職務；撤銷楊珏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委職務；撤消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職務。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對潘、楊、王的處理建議。會議作出了《關於徹底批判以潘復生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芝圃在會上說：「不要怕潘復生抵抗，要斗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
（四） 聲勢浩大的揭批運動
八大二次會議的會後，中央書記處召集河南參加會議的吳芝圃、楊蔚屏、楊珏（此時楊珏還沒有免職）等省委領導人開會，會議由鄧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劉瀾濤等人參加。鄧小平說，對潘復生的批判只能在黨內進行，不能擴大到社會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吳芝圃就迫不及待地開展了全社會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會以後，在全省城鄉、黨內黨外開展了揭批「潘、楊、王」「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運動。當時認為，這場運動是「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補課，是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
運動聲勢浩大。《河南日報》在顯著地位每天都發表長篇揭發、批判文章和運動進展的新聞報道。新創刊的省委機關刊物《中州評論》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楊、王」的專刊。廣播電台不斷地點「潘、楊、王」的名字，曆數其「罪狀」。京廣、隴海鐵路的火車一進入河南境界，從車廂里的廣播中就會聽揭批「潘、楊、王」的稿件。根據省委布置的任務，全省各地到處都寫滿批判「潘、楊、王」的大標語和醜化他們的漫畫。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楊、王」的劇本。各級黨組織層層召開各種形式的會議，傳達部署和討論，並且通過座談會、算帳對比會、報告會、展覽會、廣播會廣泛發動群眾參加這一鬥爭。大字報鋪天蓋地，據省委一九五八年十月統計，全省共貼出批判「潘、楊、王」的大字報十六億多張（原統計資料如此）。大字報數量如此之多，是因為層層往下布置。不寫大字報，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復生」。在半年時間內，從省委機關到農村生產隊，都在批「潘、楊、王」，都在「拔白旗」，誰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經同意《宣傳要點》的看法，就成為「白旗」被「拔」掉，成為「小潘楊王」而受批判。而在這場鬥爭中的積極分子，就會成為「紅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實，多數農民是不得不跟著走，有不少人連什麼是「潘、楊、王」也搞不清楚，很多農民以為「潘、楊、王」是「潘閻王」，是一個兇惡的人。
潘、楊、王三人受到了殘酷鬥爭。就在省委的九次全體會上，潘復生正患著病，發高燒躺在家裡，與會者把他「揪」到會上進行批判鬥爭，不准他坐，不讓喝水，批判者指著鼻子大聲斥責，他只能低頭認罪不能申辯。批判以後，潘復生拖著病體，走幾步蹲下休息一會兒，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復生家門口扎了三個稻草人，象徵潘、楊、王三個人（這種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楊、王三家門上貼著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橫額。還組織小學生從窗戶向他們家屋裡撒尿、砸石塊。潘、楊、王三家的門窗玻璃全被砸爛，屋裡屋外都貼滿了大字報，床上地下滿是砸進來的石頭瓦片。他們除了要寫交待、檢查材料以外，還在專案人員的看管下，到貼大字報的地方大聲念揭、批自己的大字報，念得口乾舌燥不給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們站在中間，低著頭，批判的人辱罵他，有些人拳打腳踢，往他們臉上吐口水，吐得他們滿頭滿臉。
他們的家屬也受到株連。潘復生的夫人趙玉琴是老病號，也拉出來一場一場地批鬥，楊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員、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兼機關黨支部書記，省委領導楊蔚屏多次逼她揭發楊珏，冀雨沒有揭發，就一次一次地批鬥，也戴上了「嚴重右傾」的帽子，由正廳級降到副廳級。王庭棟的夫人剛生下孩子兩天，被人認出，立即被趕出醫院。他們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視，有的被撤消了學生幹部職務，有的被摘掉紅領巾，身心受到摧殘。王庭棟的兒子患病不準住醫院。連楊珏家不識字的保姆也被強令揭發，並動員她離開楊家，這位保姆說：「我走了，五個小孩誰管？」堅持留了下來。
對他們三人的處理結果是：潘復生下放到西華農場任副場長；楊珏從八級降為十一級，下放到洛陽地區孟津縣洪水公社寒亮大隊當社員；王庭棟由九級降為十二級，在省里公開批鬥后，直接押送到許昌地區襄城縣孫祠堂公社柳林生產隊的驢圈房裡，讓他在這裏當了三年社員。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河南省委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一開始就祝賀：「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賀河南省夏季大豐收，也祝賀河南戰勝了以潘復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拔掉了這一面白旗，也祝賀你們鞏固了以吳芝圃同志為首的這一面紅旗。」（註七十）譚副總理的祝賀在會場上得到了暴風雨般的掌聲。掌聲的暴風雨強化了政治鬥爭的暴風雨。幾乎各縣都揪出了「小潘復生」，這些「小潘復生」所遭受的摧殘比潘復生嚴重得多。據估計，全省揪出「小潘楊王」十多萬人，受株連的幹部群眾不下二十萬人，摧殘致死一百多人。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封住了人們的嘴，為說假話掃清了障礙。誰要對高產衛星、人民公社、大辦鋼鐵等提出懷疑，誰就是給「大好形勢抹黑」，就會成為「懷疑派」。「懷疑派」是和「潘、楊、王」「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人」，就會成為辯論對象。而當時的所謂「辯論」，就是不讓不同意見的人說話。在城市就是對不同意見進行批判，說人家懷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農村，「辯論」不是口頭上的爭辯，而是人身摧殘。一聽到不同的看法，就會有人說：「辯論他！」 就會被人拎著脖子拉到會場中心，站好，彎腰，低頭，挨打，接受訓斥。
誰是誰非，群眾心裏最清楚，農民同情潘復生、不滿意吳芝圃，省里張貼的布告後面吳芝圃的名字，被農民用牛屎糊起來了。
註解：
[註六十九] 這一節內容除了另有註明外，均處出楊珏、冀雨同本書作者的三次談話和王庭棟從山西寄給本書作者的文字材料。此節成稿后又經楊珏、冀雨、王庭棟審定。
[註七十] 譚震林在河南省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河南省檔案館，年代：一九六零年；期限：永久；卷號：一四一四。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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