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第五章 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
四、原始積累完成對中國社會的深遠影響
從普遍情況來看，中國當代的原始積累過程主要發生於城市經濟系統里，而不是在農村經濟系統里。這種情況主要是兩個條件所決定：一是中國的農村並非國有資產集中之地，農村的主要財富是土地，當年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採取按人頭平均的方式分配給農戶，有權者能做的手腳充其量是給自己分好地，卻不能直接侵吞。加之現行的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模式又阻隔了土地向少數人手裡集中，使兼并者無從措手。二是中國農村社會的流動性很小，至今仍然保持著聚族而居的生活模式，即便是在鄉鎮企業高度發達的農村，其人際關係也相對穩定，所謂「集體資產」和農民們的關係比較接近，公共財富的掌權者必須考慮自己及家庭成員在本鄉本土的形像和生存問題，不可能大面積出現城市經濟系統中那種「富了住持窮了廟」，撈得盤滿缽滿後走人的局面。在此情況下，農村雖也有普遍的貪污腐敗行為發生，但農村基層幹部掠奪農民的方式和城市有較大區別，引發的矛盾衝突表現形式也不一樣。這一點將在本書第九章「社會控制類型的多元化及其發展趨勢」中談到。
城市經濟系統是國有經濟的重地，所謂國有資產的產權其實是完全虛置的。名義上的財產「主人」──人民其實對財產毫無處置權利。由於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經營必須採取個人負責制，這就意味著國有資產人格化，作為國有資產管理者和代表者的企業官員，手中既然持有對國有資產的支配權力，其分配的砝碼自然就會向自己這方面傾斜。從中國當代原始積累的過程來看，其始點在於企業承包制的推行，這一舉措無異於打開了國有資產流失的閘門，從此以後，中國開始了國有資產萎縮和私人資本膨脹的過程。早在80年代中期，社會輿論就己憂心忡忡地指出了指出分配機制有于企業承包者這一事實。（註41）
除此之外，一些部門的政府官員擁有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權，也特別有利於他們開展各種尋租活動。中國自1949年以後，社會資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所有的社會資源都由政府配置。而近年來的經濟改革是變計劃經濟體製為市場經濟體制，本質上也就是改變社會資源配置方式。但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必須有一個過渡時期。在這一過渡時期，社會的政治經濟模式是集權政治和模擬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體，存在許多體制方面的巨大漏洞，這種情況決定了誰掌握資源或者資源的配置權，誰就能在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中處於有利地位。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中國當代原始積累的特徵及其掠奪對象和方式，是由中國現行的經濟體制本身決定的。對於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工作的各類社會管理者而言，要在市場經濟中創造財富是件非常陌生和艱苦的事情，但是把手伸進「人民財產」這隻自己充當看守人的口袋裡獲取財富，卻幾乎是舉手之勞。在如此巨大的財富誘惑力面前，任何道德法則的作用幾乎為零。中國當代原始積累過程中尋租活動之猖獗，其體制根源就在這裏。
中國當代的原始積累是在短短十余年中以世界罕見的速度完成的，其積累速度之快、時間之短，全世界都極其罕見。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別國沒有的特點：由於這場原始積累是以國有資產為掠奪對象，是特權階層和貪官污吏這些社會管理者以各種方式巧取豪奪自己看守的社會財富，使之從國庫「和平」轉移到私囊，不是用「火和劍」完成的，因之也就少了一點赤裸裸的暴力和血腥味，至於其貪婪無恥和不道德的程度比之於世界各國卻毫不遜色。
世界歷史上后發展國家曾面對兩次力度非常強的挑戰，亦即面臨兩次生存危機和兩次發展機遇，第一次是19世紀中葉以來歐美等國對亞、非、拉國家的入侵，這一次機遇除了日本之外，其它的國家均未抓住，因此使自己淪為歐美諸國的殖民地。第二次是「二戰」以後，面對這一次百年難遇的機會，各民族國家都選擇了自己的發展道路，成功程度各有不同。嚴格地說，中國直到1949年為止，所謂資本的原始積累還處在一種未終結狀態。而此後中國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雖說存在資源的巨大浪費和效率低下這雙重毛病，但在集中社會資源的能力方面卻為市場經濟體制所遠遠不及。所以在改革前的中國，一切社會資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全體中國人都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者。長期的計劃經濟使人創造財富的才能嚴重萎縮，社會成員一無所有，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只能以國有資產私有化的形式進行原始積累，舍此之外別無他途。既然不能通過政策對國有資產進行名正言順的瓜分──這在中國根本沒有可操作性，既得不到政治上的事前認同，又得不到輿論上贊成──就只能以這種極大地消耗社會資源的方式進行。對中國來說，這是歷史宿命，無可規避。
對於私營經濟與中產階級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中國知識界曾對他們抱有太多的美好幻想。按照歐美髮達國家的經驗，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一部份集海盜式智慧與生存能力於一體的有產階級，在獲得經濟地位之後，由於不滿足於低下的政治地位，於是採用各種方式，通過金錢的力量對政治施加影響，最直接的舉動就是要求獲得政治權力。這種情況有利於打破權力一元化格局，從而造成社會權力多元化的局面。因為從本質上講，國家的權力是政權的權力，而社會的權力是財富的權力。政權的權力體現為不平等，財富的權力體現為平等。只要政府不能控制經濟資源，就不能再任意用政權的權力干預財富的權力（即用超經濟權力干預經濟權力）。歐美國家的歷史經驗確實證明一點：社會只要除了政治權力之外還有經濟權力的存在，兩種權力之間就會存在互相制衡和互相監督的可能。這種格局無論如何比權力一元化的格局有利於社會進步和人性的解放。但這種幻想到90年代後期完全破滅了。中國有良心的知識精英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與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這一過程相伴行的是制度性腐敗已經滲透到整個社會，紅包文化泛濫，特權經濟橫行，金權政治肆虐，隨著基層政權的流氓化，中國社會正在迅速黑社會化。筆者認為，在沒有發生中斷社會發展進程的大事件（比如革命）的條件下，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形成的財富佔有格局將對中國未來的權力格局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中國的原始積累過程表明，中國的私營資本無論從其生存、發展來看，都與中國政治體制、中國政府以及政府官員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兩者是「皮」與「毛」的關係。伴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中國並沒有產生權力多元化的格局。由於政府權力並未從經濟領域退位，中國社會成員之間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資源，在違反和抵製法規的基礎上，為一已私利進行權錢交換，在這種以權錢交易為主要特徵的「軟政權」模式下，很容易形成各種分利集團，而這種分利集團事實上於90年代中後期已經形成。政治、經濟兩大利益集團的成員利用自己壟斷的各種資源，通過種種尋租活動獲取非法利益，而這些尋租活動又必然導致國家進一步軟政權化。到90年代後期，中國的經濟利益集團已經有足夠的能力「俘獲國家」（State Capture）。不少利益集團通過腐敗等方式直接影響政府決策部門，用類似於「點菜」的方式向國家購買對其產權的個人化保護。1999年以後政府政策明顯向利益集團傾斜，如電訊產業、房地產、汽車等行業政策的制訂，都是這些利益集團向政府部門進行了大量尋租活動的結果。中國政府雖然也時不時地提出反腐敗口號，但事實上面對軟政權化和分利集團這兩大陷阱的相互作用而無能為力。雖然人們寄希望于中國政府能以全民利益為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事實上中國政府不可能進行人們希望的民主政治改革，因為他們不可能讓自己失去攫取財富的手段與工具。失去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約束以後，中國政府只能用經濟利益將官員們凝聚起來，而目前的中國政治制度正好最大限度保證了政治利益集團攫取利益的需要。
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政府作了一系列政治策略上的調整，一是迅速加強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聯盟，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與讓私人資本家入黨，正好為這兩大利益集團的結合開闢了一條制度通道，使得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們可以最大限度地依靠現行政治制度獲利。二是對知識精英採取了打壓與收買并行的策略。對那些對現行政治持批評態度的知識精英，採取嚴厲的打壓措施，從斷絕其生存來源直至動用安全部門實施監控，逮捕，或者迫使他們逃至海外，以消除其在國內的影響；對於那些願意合作的知識精英，政府則給予各種榮銜與待遇，提高工資，發放各種津貼、補助等，以換取這些知識精英對政府的合作。
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成果已經完全被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集團所吞噬，今後中國的權力格局將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共同分享政權，依附於這兩大集團的知識精英也能從中分得一小杯羹，而廣大中下層人民則被排斥在這一過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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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1：國防大學圖書館編：《教學研究資料》（政治版）1989年11月1日，「關於社會分配不公的討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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