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5日訊】三中全會公報發布以來，外界針對公報內容談論最多的，莫過於中共當局加大收權力度的舉措。這其中除了中共高層各派系之間權力之爭，還包括習中央與地方諸侯之間權與利的博弈。事實上，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這種博弈就已經開始。到三中全會上，習近平使出「 垂直管理」的招數，把原本隱藏在幕後的權力博弈動向公開化了。

外媒談習中央和地方諸侯的纏鬥

日本的英文《外交官》網刊2013年11月12日刊登該刊副主編凱克（Zachary Keck）的文章表示，薄熙來事件爆發以來，中共中央與地方勢力的鬥爭持續折磨著當代中國。習近平上臺一年來的許多重要措施，顯然是試圖建立壓倒地方官員的更大權威。而習中央的收權措施主要體現為三方面：強化中央權威、事權上收、增加條條管理力度。

文章表示，為了對付地方諸侯，習上臺以來，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中加強了書記處和國務院的權力，並鞏固了黨對國務院的控制。

文章歸納了習近平為控制省市地方諸侯和軍中大佬使出的三招。

第一招，是中共高層慣用的招數，即利用人事調動防止省市和軍隊大員盤踞一方，形成地方勢力。但習近平在這方面走得更遠。

今年年初，在重洗省市政壇牌局的過程中，習近平採取從北京中央直接空降人員到地方主政的方式來完成省市政壇的大換血。當時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報導稱，在新委任的22名省長中，有半數是從北京中央空降到地方。這是近30年來首次出現的現象。在上屆中共17大後，22名新任省長中，只有兩名從北京外放。

第二招，就是高調祭出反腐大棒。這既可以平息公眾的憤怒情緒，又可借此加強控制地方政府。實際上，幾乎所有中共官員都有這樣那樣的貪腐問題，習近平舉起反腐大旗，便可順勢除掉任何抗拒他的改革大計的地方官員。

於是，中紀委王岐山奉命「 雷霆出擊」；習中央派遣「 巡視組」到各地監察地方幹部；中央下令地方黨政官員參加「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會議；習本人還頻頻派遣中央委員會代表，前往監察地方政府。

習的第三招，是發起「 群眾路線」運動。主管人事的中央組織部將在北京為中央部委和省級官員舉辦7場研討會，讓這些中高層的黨政大員們進一步學習習近平上臺以來的一系列講話。

中央與地方的權與利的鬥爭在李克強那裏也不輕松。

例如，李克強把城鎮化作為平衡中國經濟模式的重頭戲來操作，但這需要取消限制農村人口移入城鎮的戶口制度。可是此舉遭到城市政府的激烈反對，因為新增的大量人口，將令財政本已捉襟見肘的城市政府無力負擔。類似的還有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幫助推動城鎮化。因為如果農民能夠出售土地獲利，就更願意遷居城市。但鄉鎮政府的利益卻在於出售集體土地，因而強烈反對。

最後，文章說「 習近平和李克強顯然都明白，中國改革的本質就是必須保持經濟增長。然而他們的行動能力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無道統與共識做基礎 內鬥不已的中共已無力回天

11月13日，海外中文媒體《大紀元》發表了題為《大勢已去中共哪裏是逃路！》的特稿。這篇特稿高屋建瓴地分析了當今中國政局的核心問題與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其中，談到了中共高層不同派系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激烈博弈。

文章寫到：「 此次會議提到的改革問題，觸及到政府不同的部委，不同的層級，不同的派系，引發巨大的權力和利益轉移，也就必然導致不同派系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強烈爭奪以及利益集團的阻擊。李克強此前‘壯士斷腕’決心的言論，中共省部級官員會議前後在中央黨校集訓，高層亮軍權示警，正是出於此原因。」

文章表示，任何一個重大的改革，必然需要共識基礎，需要有實施的道德權威，需要道義感召力和民間的信任。而這些條件，中共完全不具備。現在的中共黨內沒有任何信仰信念可以維系，官員、黨員離心離德，一心只想升官撈錢。黨內派別林立，公開分裂，毫無共識可言。《九評共產黨》發表以後，一億五千萬中國民眾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中共在組織上走向瓦解。

文章寫到：「 外界會看到改革的擱淺，看到表面的改革帶來的紛爭。中國各派及中央和地方諸侯將陷入全面混戰，各部委、各派別、各地方都將各自為戰，中國社會全面分化，中共分崩瓦解，當局處境會越來越危險。」

「 當表面敷衍的改革無濟於事時，必然會引發真正的社會變革。那時，更多的民眾會站起來對中共說不，新的變革海嘯將會淹沒紅朝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