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3日訊】王蒙的《中國天機》也是一部個人歷史，一部精神自傳。讀《中國天機》，我們可以發現，從少年到老年，王蒙從憤青變成犬儒。

王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比方說，他一方面用相當苛刻的道德標準去嚴厲地批判「舊社會」，批判國民黨，而另一方面，他又用最大的同情與體諒去為共產黨的滔天罪錯作辯護打圓場。

今年3月，王蒙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為中共拒絕民主競選，政黨輪替做辯護，為臭名昭著的「政治協商」做辯護。

王蒙說：「中華文化強調的是和為貴，是和而不同，是陰陽五行的互補與相異相生。我們往往不認為遇到分歧就按票數對決或更換執政集團是最好的選擇。」立即有網友跟貼指出，王蒙是在偷換概念，蒙誰呢？現在是「一遇分歧」就要求換的嗎？是共產黨掌權60多年來根本就沒有解決分歧的公平機制，根本就不允許人民選擇。要說「我們不認為遇到分歧就更換執政集團是最好的選擇」，那當年為什麼跟蔣介石國民黨就有那麼點分歧，就把人家給換了呢？人家執政才多少年？

王蒙是個明白人。他何嘗不知道共產黨的改革不是改別的，就是改掉共產黨革命建立起來的那些東西，恢復被共產黨革命打倒的那些東西。王蒙在他的書裡也引用了那句順口溜：「辛辛苦苦四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為了證明此言不虛，王蒙緊接著還提到「一位很有身份的戲曲藝術家，是周總理的座上客」，「當過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文聯與劇協的委員理事」，「還當過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幾乎當了領導幹部。到了21世紀，聽了半天關於劇團體制改革的說法，她費了老大勁，最後說：『我明白了，還是與解放前一樣』」。

中共建政60餘年，在經濟領域，前30年和後30年截然相反，構成強烈對比。無論你從什麼標準出發，你都不能不得出否定當今中共專制的結論。這一點當局做賊心虛，自己比誰都明白，所以當局才強詞奪理，硬是宣佈這兩個歷史階段是一致的，決不能互相否定。

王蒙這部《中國天機》既寫了前30年也寫了後30年，因此他也不得不面對這兩個歷史階段的前後矛盾，那麼，王蒙是怎樣迴避其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邏輯結論呢？

除了照搬中宣部那套強詞奪理外，王蒙的辯護策略說來也很簡單，那就是實行雙重標準，採用兩種語言。講到前30年，王蒙用的是一套浪漫的理想主義的語言，強調的是動機的偉大崇高，強調的是歷史的必然性，從而掩蓋了淡化了億萬人的深重苦難，開脫了當事者的滔天罪責。講到後30年，王蒙又改用庸俗的筆調，強調的是物質；不談歷史的必然性了，改談可能性，警告讀者，中國離不開共產黨領導，任何旨在結束共產黨專制的努力都會導致天下大亂，從而默許了高壓維穩下的種種罪惡。

更重要的是，《中國天機》迴避了八九，迴避了六四，這樣，作者也就迴避了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即共產黨統治合法性或曰正當性的問題。既然改革就是對革命的否定，那麼，當年那場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天翻地覆的共產革命又是何苦來哉？共產黨如何面對被革命奪去生命的千千萬萬冤魂？共產黨怎麼還好意思依然叫共產黨，依然高坐台上壟斷權力，繼續堅持鬼都不信的「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怎麼還好意思對和平抗議的民眾大開殺戒？怎麼還好意思在改革的名義下巧取豪奪屬於人民的財產？這不只是公然的殘暴，而且是公然的無恥。一個人要無恥到什麼地步，才能夠自覺自願地跳出來維護這樣無恥的政權？

是的，王蒙本人並非惡人。如他自己所說，王蒙是一個文質彬彬的人。但問題是，當王蒙宣稱中國不能用文質彬彬來統治而只能用粗野來統治時，他就把自己的良心出賣給了魔鬼。因為在這裡，王蒙甚至沒有給他認可的粗野統治劃出一條底線，一條不可踰越的底線，一旦統治者踐踏了跨越了這條底線就決不再認可。這不是把良心出賣給魔鬼又是什麼呢？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