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6日訊】王蒙的《中國天機》宣稱講政治講歷史，然而，一本35萬字的大書，卻沒有一段話乃至一行字講到八九民運講到六四屠殺。是的，在現今中國，八九和六四都是敏感詞，是禁區。但是，不能直接的講你還可以間接的講；有時，不講也是一種講法。比方說，有些人特意指出八九後中國政治或思潮或集體心態的重大變化，這就暗示了八九和六四的存在。王蒙這本書的問題是，他一路講下來，讓讀者幾乎感覺不到八九和六四的存在。這就大有抹煞歷史的嫌疑了。

那麼，王蒙對八九對六四到底是什麼態度呢？我們知道，八九民運也是一場知識分子的運動，有大批作家學者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例如簽名，上街，發表文章或聲明，接受採訪－－參與了這場運動，但其中我們見不到王蒙。這表明王蒙對八九民運採取迴避態度，不支持。六四後，黨國領導人出面慰問戒嚴部隊，時任文化部長的王蒙引人注目的缺席。儘管後來王蒙一再表示他是因病缺席，不過一般人還是傾向於解釋為迴避，解釋為不認同。

但王蒙後來的態度有所變化。先前引述的那段關於文質彬彬的人統治中國必將天下大亂的對話，就可以理解為對六四屠殺的委婉肯定。當王蒙說他把這段對話講給一位國務委員聽，「國務委員大笑哈哈哈哈」，那就表明他對六四的肯定得到了當局對他的肯定。

王蒙借用丘吉爾為民主制度辯護的那句名言為共產黨辯護。其實，丘吉爾的意思和王蒙針鋒相對，截然相反。民主制固然也有很多弊病很多弱點，但就憑它用討論代替監禁，用數人頭代替了砍人頭，所以就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不壞；而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就算它也有這樣那樣的優點和長處，但由於它正是建立在砍人頭之上，建立在不間斷的政治迫害之上，因此就更不好。簡言之，丘吉爾為民主制辯護的理由，恰恰就是否定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理由。王蒙卻竟然把它用來為共產黨辯護，豈不荒謬可笑？

王蒙認為中國人只配粗野的統治，不配文明的統治；如果讓一個文質彬彬的人統治中國，中國就會大亂，那個文質彬彬的統治者自己也會丟掉腦袋，少則3天，多則兩禮拜。

王蒙這番話並不令人陌生。類似的話，毛澤東在文革前就講過。當時，中國剛剛走出大饑荒，國民經濟稍有好轉，老百姓剛吃了幾天飽飯。毛澤東就發出指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毛澤東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還將長期存在，有時還可能很激烈。毛澤東告誡全黨，如果放鬆階級鬥爭，放鬆無產階級專政，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出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整個國家就要改變顏色，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那時，黨中央特地告誡那些有右傾思想，也就是比較文質彬彬的人，階級鬥爭，你死我活，切切不可書生氣十足，否則，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麼掉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當年毛澤東的這套危言聳聽，從維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角度，倒是切中要害的。由於大躍進造成了大饑荒，導致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共產黨不得不靠引進一點資本主義才使國民經濟緩過勁來，鑑於大躍進的錯誤是因為沒有民主沒有自由，因此在糾正以往錯誤的經濟政策的同時，黨內黨外都出現了要求自由要求民主的呼聲；連毛澤東本人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會上假惺惺地做了一點點自我批評，並且號召要發揚民主，要讓人講話。但毛澤東深知，共產黨－－首先是他本人－－犯的錯誤實在太大了；如果真的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共產黨一黨專政不給推翻才怪呢。所以，自由民主的口子萬萬不能開，專政這一手不能軟還要硬，必須硬。

回到王蒙的《中國天機》這本書上來。乍一看去，王蒙擔心中國一旦自由民主就天下大亂，好像是表明他天性保守，過於看重秩序，求穩怕亂，把中國人的人性看得很下賤，對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既蔑視又恐懼。其實這只是表象。王蒙把中國實行民主的前景描繪得很可怕又很可笑。他說他們對中國實行民主進行過一次「沙盤推演」，結果最可能上台的是極端民族主義者，是滿口胡言，跳大神的人，而「絕對不是方勵之劉賓雁（一類）民運人士」。在這裡，只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王蒙也估計到，一旦中國實行民主，共產黨多半會下台。其實，這才是王蒙真正擔心的事。這才是不可洩露又必須洩露一點的「中國天機」。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