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4日訊】 用中國民間的一個流行語來形容最貼切：這回多倫多市長福特終於攤上大事了，當地《多倫多星報》兩名記者發表文章，指控他過去曾有吸毒的嫌疑，而且眼下得到了新的證據：不僅他的兼職司機涉嫌販毒被捕，而且一段疑似他本人吸毒的視頻被警方送交法庭，如果法庭判他有罪，他的市長就當不下去了，儘管以前多次遇上麻煩，他都廢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強度過難關，尤其是去年因拉贊助給他曾任職的一家足球隊，而被多倫多一市民告上法庭，整得沸沸揚揚的，險些辭職，最後只支付了一些律師費了事，算是幸運的了，看來，即便是民眾選舉產生的市長也不好當啊，這回因為有了他至少是交友不慎的證據，怕是在劫難逃了，說不定還要坐牢呢。

這一事件引發了當地市民及華人的極大興趣，我每天都讀英文版的《多倫多星報》，有關指控和批評市長的文章經常出現在第一版，有人告訴我，這是與福特對立的黨派辦的報紙，當然會對其抱有成見，從他一言一行看，還是滿認真能幹的，比如，延伸續建地鐵站什麼的，他比較有決策的魄力，但媒體並不歌功頌德，去年，有市民告他以權謀私，他不得不上法庭，搞得灰頭禿臉的，《多倫多星報》整天都有這方面的報導，但指控他的事，最初不外乎是小事，他曾為自己任職過的一所學校足球隊拉了兩千多元的贊助費，再是使用了一些公家的信封，這對加拿大記者是新聞，對中國官員就不算什麼，如果有哪一個市長幫助愛好足球的某個學校隊，搞點小錢，不僅不是以權謀私，而且是獻愛心了，有哪個記者敢用如此小事批評市領導，又有哪家法院能受理民眾的類似指控？

這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和司法制度給移居加國的華人，提供了比較和觀察人生的「大舞台」，但就我的看法，不論是投資移民，還是技術移民，不論「官二代」，還是「富二代」，大部分人，可能關心的多是自已的財富如何麻利而穩妥的轉移，如何享用加國的福利待遇，如何過上世代沿續的幸福生活，並非學習西方的民主和法制，也不想通過每個人的努力，使中國盡快地民主和平轉型，這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是國內先富起來的社會階層，他們是現有社會體制的受益者，因處境有不安全感而背井離鄉，但並不想失去人脈關係和經商賺錢的便利，「官二代」不願父輩失去權力，「富二代」不願父輩失去生意，所以，明知福特案對國內官員的管理有警示作用，但也僅限於談論和嘲諷，並不想真的移植，大概這是所謂「制度自信」的社會基礎吧。

不過，從福特普選上任，人品瑕疵飽受批評，到面臨險境，華人還是應當展開更廣闊思考的領域：任何社會制度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公平的，但民主較之於專制，可以相對有效地制約和監督官員，而官員不貪腐，不坐牢，對他本人及家庭都是大好事，加拿大對官員的腐敗是「零容忍」，所以就會有市民，出以公心，或因黨派歧見，故意用放大鏡對準市長，過去是挑出他拉贊助的毛病，現在是質疑他吸毒或交友不慎，雖然有點苛刻，但也用心良苦。聯想到中國那些時而暴富時而破產的富商，時而人生峰頂，一言九鼎，名利雙收，時而「雙規」，成為階下囚的高官，我認為《多倫多星報》的記者，和控告福特的市民還是應當肯定的，他們是社會的「啄木鳥」，在枯樹倒下之前，就發現了腐蝕它的蟲子，就替官員吃掉了蟲子，有什麼不好呢。

在中國，幾乎每一個人入黨陞官都為了物質享受，幾乎每個拿到權力的官員都肆無忌憚，甚至發瘋，面對不斷倒下坐牢的「大老虎」，「小蒼蠅」，幾乎每個人都抱有一種僥倖心理，而許多「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移民，就是被這種心理推動遠行的，所幸現代化交通工具縮短了交流和鄉愁的距離，但不安全感始終在籠罩他們的心靈，難怪他們有的神秘兮兮，謹言慎行，對誰都抱懷疑態度，過得並不開心，這無疑是一種精神上的痛苦，假如我們的司法是獨立的，像加國這樣，市長也得尊重法官的判決；假如記者不必生活在恐懼中，可以隨時批評官員；假如整個社會致力於制度建設，把籬笆扎得很緊，就能預先杜絕和防止官員貪腐，也就挽救了無數個原本品行良好的官員，就提前阻斷了牢獄對其親友的傷害，這是移居加國華人應當得到的精神啟示，也是福特案的一個積極的教育結果。必須把這個道理不厭其煩地講給國人聽，雖然可能聽眾少之又少。

然而，更多的中國人並無出國體驗的機會，既便偶爾旅遊一次，也是走馬觀花，由於信息封鎖和官方的左右，對司法獨立還存有偏見，認為它是西方顛覆中國的藉口，實際上不是的，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都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如果中國的官員都像福特這樣民選而接受監督，就節約了很多反腐查案的成本，與之相反，打壓記者和言論批評，不論找到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都對社會是一種自我葬送，目前中國民間的一些抗爭活動，一波接一波，除了極少數的與國際分裂勢力有關外，大多是壓制言論自由表達，和司法不能公正判決造成的必然結果，這一點如果不去領會，就很難應對即將出現的社會動盪。到了那時，才是真正的攤上天大的事了。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