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31日訊】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畫（又稱「萬人計畫」）第一批入選名單正式發佈。據新華社、《人民日報》報導，該計畫將用10年左右時間遴選支持1萬名高層次人才，包括100名「具有衝擊諾貝爾獎、成長為世界級科學家潛力」的傑出人才。

這個消息從官方媒體發佈出來，立即引發網上普遍的質疑聲：諾貝爾獎是靠金錢或者是領導支持就可以衝擊出來的嗎？官媒的說法，就連「萬人計畫」首批傑出人才入選者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忠和也不認同，周院士坦言諾貝爾獎不是衝擊出來的，周忠和希望科學評價能回歸科學共同體，逐步擺脫行政化約束，也希望社會能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意義有更多認識，不要過於急功近利，讓科研人員受到應有的信任與尊嚴，覺得做基礎研究是體面的、驕傲的工作。

國家出臺一系列人才獎勵計畫初衷很好，但就像運動員參加奧運會、學生參加奧數比賽，國外大部分都是來自民間，並無所謂的舉國體制。正如美籍華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肇中所說：「一個做科學家的人，為拿諾貝爾獎來工作是非常危險的」。

迄今為止，中國只有在頗具爭議的諾貝爾文學獎和諾貝爾和平獎項上取得突破，無論是官方和民間，都希望中國本土科學家乃至醫學家、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大獎。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擁有上千萬科技人才、數百萬醫師人才、數十萬經濟人才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每年都與爭議甚少的諾貝爾科技、醫療、經濟等獎項無緣。

儘管「諾貝爾獎與中國」常常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但是對於中國科研領域來說，仍然是一個無法回避令人深思的問題。如果不算文學獎、和平獎，其他的諾貝爾獎包括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經濟學獎等與政治無關的獎項，中國大概可以與其他國家比試比試，奇怪的是，每到諾獎評選季節，科技界都變得鴉雀無聲，甚至越來越心虛膽怯！

據統計，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口大國，在建國30年後都會湧現出一位科學家摘得諾貝爾獎。唯有新中國成立60多年了，仍然沒有一位中國本土科學家戴上這頂科學皇冠。美國這個國家占世界人口總數的比例不到5%，獲得諾貝爾科技獎的人數卻占了全球獲得該獎人數的70%以上。這種強烈的反差對比，除了政治因素之外，還有許多值得中國反思的地方。

回歸祖國懷抱的諾獎得主楊振寧曾經說，假如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中國人會摘得更多的諾貝爾獎。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快了，中國領導人對科技發展就會有很殷切的要求，對科研工作的投資也才有大幅度的增長。楊振寧甚至認為，制約中國科技發展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落後。他說，剛回國時，中國10所最好的大學正教授的年薪，算下來人均還不到2000美元。後來他看到政府不斷的給科研人員加工資加投入，如果發展下去，中國人可以做出很多能夠得到諾貝爾獎的成就。

然而令楊振寧老先生尷尬的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三十年，中國科研經費的超常規增長也是相當驚人的，中國許多科技人員包括教授的公開收入和隱形收入，已經接近甚至遠遠超過歐美一流的教授學者，中國仍然沒有什麼重大科研成果或重大發現，能夠拿出來在國際上炫一炫，現在看來，資金投入並不是什麼主要原因，諾貝爾大獎不是靠金錢砸出來的，也不是靠舉國體制衝擊出來的。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佑壽曾經說過：制約中國獲諾貝爾獎的關鍵因素在於缺乏創新精神，特別是決策者缺乏創新精神。而這種創新精神的缺乏在一定程度是由中國的教育體制所決定的。

中國在物理、化學、生物與醫學、經濟學等基礎研究領域，並沒有隨著中國經濟增長而崛起，相反與國際先進水準的實際差距卻越來越遠，舉國之力能搞出「神九、神十」，卻無法掩蓋中國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的貧乏。200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大衛.格羅斯教授曾給中國澆了一盆涼水：他認為中國遲遲不能問鼎諾貝爾獎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國只注重對科學技術方面的投資，而忽略了對基礎科學的研究。」

科學的生命在於不同觀點的公開爭論，中國科學界的一言堂以及論資排輩和政治優先，實質上早己抹殺了科學的創新性。由於體制的影響，中國科學界開放度不高，評聘制度不完善，競爭機制不健全，導致科技創新流於形式。即使是得到實踐檢驗的科學理論，也無人過問，令其自生自滅。理論權威有權力，沒責任，不能對當前專業學科的發展給與定期評述，僅僅靠單方向的文章評審和專案評審控制學術發展，缺乏科技公平的競爭性。

事實上，無論是學術權威，還是初出茅廬的學子，都應具有平等學術爭論的權力，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權壓人，這是科學不斷發展的根本動力。證明一種觀點要有理有據，反對一種觀點也要有理有據。「我不相信你，你就通不過」，是當今學術界科技界司空見慣的一種惡習，對於不同的學術觀點採取打擊報復，壓制封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扼殺了中國的創新精神和科研團隊。

芝加哥大學是全球擁有最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大學，培養出了8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錦莫爾曾在北京自豪的說：「芝加哥大學把‘益智厚生’作為校訓，意思是學校的一切教學工作都是圍繞有益於培養學生的智慧，有益於學生的成長。我們特別強調芝加哥大學是這樣一個場所，無論對於教師還是學生，這裏是新思想，新創意的誕生地，學生與教師可以不受限制地爭論，學校的責任是盡一切努力營造這樣一種富有創造力的學習和學術氛圍。」

羅伯特•錦莫爾甚至舉例說明:「在我們學校，不少教師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與學生一起討論問題，並不因為教師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就可一言堂，自以為是，他們對學生同樣要講道理，允許學生提出不同觀點。我們始終強調芝加哥大學的學生要有認真思考和獨立思考的精神，我們學校擁有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有的還在我校，有的在校外工作，但他們在校時都是具有這種精神的學生。芝加哥大學長期以來都在營造這種良好的學術氛圍。」

人類對自然的認識總是不完整的，認識真理的過程永遠不會完結。沒有新理論、新假說、新發明、新技術，人類就不能發展，社會就不能進步。但是，錯誤的認識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新思想新觀念的確立，需要與舊思想舊觀念作長期的比較鑒別，才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標新立異，開拓創新，力排眾議，舌戰群儒，逆潮流而擁護真理，其生存和成功的艱難可想而知。如果沒有社會的寬容，政治的平等，法律的公平，爭論的公開，評判的公正，新觀點新思想是無法生存和發展的，甚至無立足之地。長期壟斷中國科學界的「官本位」就是將科學的立異性演變為趨同性，只有傳播科學的功能，失去了再生科學的本能。科學的本質是求「真」，「官本位」的本質是求「利」。道不同難以相謀，有誰會為真理丟官丟利呢？

如果中國的教育、科技體制維持現有的格局，即使僥倖拿下諾獎也沒有任何正面意義，勢必會繼續掩蓋中國教育、科技等領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如同中國經濟增長拖延了中國體制變革的進程一樣。諾貝爾獎從某種意義上說，提供了對中國教育和科學現狀的反思，提供了對中國教育以及相關科學發展的思維、行動和前瞻性決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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