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31日訊】【導讀】 中共曾經瓦解了數百萬國民黨軍隊，策反了眾多國民黨軍高級將領被，最終這些「投誠」中共的國軍將領們的命運又是怎樣的呢？

「和平將軍」抑鬱而終

張治中是黃埔系骨干將領，原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是蔣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但同時也與周恩來私交甚篤。作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7年）唯一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軍將領，被人們稱為「和平將軍」。

1949年，張治中作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乘飛機到北平和談。談判破裂後，他在周恩來的盛情挽留之下留在了北平，並於6月宣布脫離國民黨。中共篡權後，張治中發揮餘熱，先後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

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中被打倒，身在廣州的張治中得到消息後，馬上寫了一封長信給毛澤東為彭德懷喊冤，幸而這封「萬言書」未到毛的手裡。然而，當「文化大革命」狂風驟起，張治中卻沒有這麼幸運，未能躲過衝擊。

「文革」發動之時，張治中在北戴河療養。狂熱的紅衛兵得到毛澤東「熱烈支持」，到處打、砸、搶，全國亂翻天。在北戴河的張治中耳聞如此亂象，感到萬分驚訝。而此時，他家已經被前來「破四舊」的紅衛兵「清洗」兩次了。 8月28日，張治中剛從北戴河回到家，又有一批紅衛兵前來掃蕩，樓上樓下，翻箱倒櫃，砸了花瓶，最後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佩劍，揚長而去。臨走前，紅衛兵還責問：「你們這裡沒有領袖像，沒有毛主席語錄，沒有一點革命氣氛，要馬上把牆上的字畫取下來，換上相片和語錄。」他們走後不久，秘書就跑到新華書店買了毛澤東像和毛主席語錄掛上。親眼目睹這一幕，張治中感慨地對秘書和家屬說：「今後若干年，這必將是一個大笑話！」

8月30日，周恩來倉促間擬定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張治中是12位被點名的重點保護對象之一。之後，周恩來派人將張治中送到解放軍總醫院保護起來，改名叫林友文，不准親屬探視，也不能通電話。張治中病危時，其一女二婿正被隔離審查，經周恩來與專案組交涉，張治中才得以在臨終前同家人團聚。張治中雖未受到皮肉之苦，但精神上始終遭受著折磨。 1969年4月3日，張治中抑鬱而終。其子張一純說：「其實他身體沒什麼問題，就是心情不好，有些事情想不通。」

「佛教將軍」含冤而逝

張治中畢竟因被周恩來列入「應予保護」的名單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而身處湖南的唐生智則因共產黨內的冤案牽連無如此福分。

唐生智是原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因身為軍人又信奉佛教而被稱為「佛教將軍」。北伐時期，彭德懷、賀龍、陳賡都曾是其麾下將領。解放戰爭末期，唐生智參與湖南和平起義。中共篡權後，曾任湖南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委員等職。

「文革」開始後，唐生智家屢屢遭到前來「破四舊」的紅衛兵洗劫，大量字畫及文物被抄沒，最終不知所終。 1968年，劫難才真正開始。林彪等人提出，湖南有劉少奇、程潛、唐生智這「三條黑線」，其中程和唐是國民黨的「殘黨餘孽」。

唐生智的外孫女艾曉明回憶：1968年2月，「中央軍委文革」專案組南下長沙，要求唐生智檢舉1927年劉少奇命令武漢工人糾察隊交槍的事情。唐生智不願無中生有，因而受到審查逼供，白日交代，夜裡反省，有家不得歸。

此後，專案組又要唐生智檢舉賀龍的所謂歷史問題，他們認定「賀龍是唐生智派到紅軍裡的國民黨奸細」。唐生智對此堅決否認，說：「這純屬無中生有。賀龍走上革命道路，並在革命進入低潮時要求加入共產黨，完全是他自己的覺悟。」專案組起初尚屬客氣，只是天天談話，讓唐生智寫「黑材料」。兩個月的審查，沒有撈到半點油水，只好悻悻離開。不久，回京得到「密令」的專案組捲土重來，態度更加惡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唐生智一直不肯就範。惱羞成怒的專案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槍來威脅：「你講不講，不講，我斃了你！」唐一聽「斃了你」三字，頓時火冒三丈，撩開衣服，拍著胸膛，走到那人面前說：「小子！你衝著這裡來吧！老子南征北戰，槍林彈雨都走過來了，幾時怕過死！」無計可施的專案組，命令當地造反派把唐生智關押到省政協「上學習班」，繼續逼問，一關就是十個月。

1970年過年後，唐生智腸癌復發入院，但就連在病房裡都有人監視。其子唐仁里回憶：「我父親住院時候，連吊針都沒得打，只給個藿香正氣水讓父親吃。」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含冤而逝。

桂系巨頭刎頸而亡

黃紹竑與李宗仁、白崇禧並稱新桂系三大巨頭，國民革命軍上將軍銜，文武雙全，謀略過人，為一時俊傑。 1949年8月31日，黃紹竑聯合其他43位國民黨將領和官員在香港通電起義，歸附中共。中共篡權後，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等職。黃紹竑積極參政議政，他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見解，並且以軍人的率性屢屢仗義執言。

黃紹竑說：「我所以提黨政關係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我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這樣會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黃紹竑很早就認識到法律的作用，他把整風比作洗澡，把法律制度比作洗臉，「洗澡可以幾天洗一次，或個把、幾個月洗一次，但洗臉必須每天洗一次或者兩次。整風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樣是需要的，光是整風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無法永久保持整風的效果」。另外，他還建議人大常委、政協常委專職專業，認為「兼職本身就是官僚主義」。

禍從口出。 1957年，黃紹竑被打為「右派頭子」。 1958年2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黃紹竑同章乃器、章伯鈞、黃琪翔、陳銘樞等人一同被罷免公職。面對急風驟雨的批判，黃紹竑兩次服用安眠藥自殺，都被幸運地搶救了過來。但是，他沒能挺過「文革」劫難。 「文革」開始後，黃紹竑在小雅寶胡同的住宅很快被抄，存款現金全被抄走，家中連開伙的錢都沒有，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 1966年8月31日下午，黃紹竑來到西總布胡同5號看望老友李宗仁，面露驚慌之色。在座的程思遠對黃紹竑說：「看來你有心事。」 黃紹竑說：「我不為自己打算，我擔心的是德公。」回家之後，即以剃刀刎頸自殺而死。據傳，黃紹竑留有遺書：「餘當年棄國投共，始令億萬黎民今於水深火熱之中。餘投共而罪該萬死，唯國人卻無辜矣，即九泉下亦無面目見萬民。」

原題目：「國軍叛將」的「文革」劫難 有刪節

文章來源：《財經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