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7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乙：「求是」（接受教訓）：

人權覺醒是接受教訓的基本尺度

所謂「人權」，就是衡量你做人的分量，說明你在多大程度上有資格稱作是「人」。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實踐只是途徑或方法，實踐本身還有個對錯的問題，仍需要有一個標準來檢驗它。所以它並不是標準。什麼是標準？具體說，毛澤東對文藝實踐規定了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建設確立了「三個有利於」的標準。這是因為實踐本身相當於小學生做數學作業，答數的正誤，要與標準答案相對正。牽著實踐的鼻子走的是目的，目的是實踐的形成性要素，無目的即無實踐。毛澤東也是如此說的，也是把能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當做實踐標準的。不過他的論證過程是邏輯混亂的。這是首先要弄清的第一個層次的問題。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壞人得逞，比如反右大獲全勝，毛澤東大樹淫威，這樣他就達到了目的，難道這也能說是符合真理標準嗎？否。這就說明還必須有個價值標準。所以，在社會科學里，應該確立：「人權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衡量政治、經濟、文化的是非、善惡、美醜、高低、利害，人權就是唯一的尺度；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文明、博愛等，都是從人權出發、通過人權、為了人權的；極權摧殘人權，是人權的死敵。而在自然科學里，研究如何利用和發揮大自然養育人類的功能，以及如何克服和限制一切自然災害的副作用，所謂「人類中心」，就是在與萬物和諧共處中，人類念念不忘的中心點，就是維護人權。

當年的右派分子嚴家偉先生，右派本質未變，如今仍在大鳴大放右派「厥詞」：《炫耀罪惡，罕見的無恥——看北師大女附中與宋彬彬的醜態》、《人權與挨餓——評李肇星的一句「名言」》、《公民意識還是臣民意識？》、《人面仁心與人面獸心》、《我的一首「批毛」詩》、《中國已「全面開放」、「政治進步」誰也比不上嗎？——就中國現狀與茅于軾先生進行一點探討 》等等，可謂連篇累牘、垂死掙扎。我真想說他是右派的代言人，但沒人授權我可以如此加封，所以我僅僅有權說他是我的代言人。對於我，他的言論句句是真理，一句是一句，擲地有聲也 。茲介紹他最近寫的一篇關於「中美人權標準的根本區別」，與讀者共享：

在剛剛結束的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由於美國與世界輿論的壓力，美國總統奧巴馬、副總統拜登與國務卿希拉莉都對中國大陸近來人權狀況的倒退提出了嚴正的批評。對此，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接受美國彭博通訊社專訪時辯稱：「真正了解中國並不容易，因為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屬於東方文化」。同時他還反過來稱「美國人民是非常單純的」。王歧山這種官腔官調，人們並不陌生，無非又是中國「國情特殊」的老調重彈。如果說王歧山還有什麼「新意」的話，那就是他用了個似貶似褒、語意含混的「單純」一詞來「回敬」美國人民的輿論，似乎是說美國人太幼稚，你們根本不懂我天朝文明古國及其「東方文化」的「博大精深」，以此為中國人權狀況的落後罩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大有「不足為外人道也」的故弄玄虛之味。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中共海軍一架殲-八型戰機與一架美軍EP-三偵察機在海南島外公海上空發生相撞事故。中共軍機飛行員王偉機毀人亡，而美偵察機嚴重受損，被迫降落在海南島的陵水機場。於是美軍機上二十四名機組人員全部被中共軍方扣留，形同「戰俘」，甚至「人質」。中方抓住這一有利條件，要求美方必須道歉才能放人，稱對方侵犯了中方的主權。美方則堅稱，發生撞機的水域，不在中國領海上空。該水域雖屬中方經濟專署區，但根據一九八二年四月三十日通過，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生效的新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二百海里專署經濟區，是指沿海國從領海基準線算起不超過二百海里的海域。專署經濟區的法律地位不同於領海。建立該區的沿海國擁有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區內一切自然資源的主權和對一系列特定的事項（除上空外）的管轄權。其他國家在該區內享有航行，飛越和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因此美方認為，當時美軍機並未侵犯中國領空，是在公海上空發生相撞。由於美方所言有國際法為依據，中方無法反駁。但又不能就這樣把美軍人員放了，未免太丟面子。因此經過十一天外交磋商，中方最終放棄了原先要美方使用的apologize（深表歉意）的道歉字眼，而美方的最終表態只是「verysorry（非常遺憾）。中方至此才同意放人，了結此事。

現在讓我們回到前文美軍機人員被遣返時，更令人感動的—幕發生了。根據當時外電報導描述的細節是：「機組人員首先讓級別最低者開始打電話，最後才輪到奧斯本上尉和母親通話」。該上尉就是這個機組中行政級別最高的軍官。用中國大陸的說法，他就是這個機組的「領導」。

於是我便又想起了也是十多年前，也是一件一時轟動世界的大事。請看在這個事件中，我們的「領導」是如何展示自己風格的。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新疆克拉瑪依市教育局，為歡迎上級派來作「秀」的所謂「義務教育與掃盲評估驗收團」的二十五位官員，組織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學生七百九十六人在友誼館劇場舉辦「專場文藝演出」。演出中因舞台紗幕太靠近光柱燈被烤燃而引起火災，火勢迅速蔓延。不言而喻，此時首先應疏散場內的人群，而中小學生是最易受傷害的孩子，更應首先撤離。但我們的黨政領導、克拉瑪依市教育局的官員，卻作出了一個令全世界跌破眼鏡的「果斷決定」。該官員對中小學生大聲命令道：「大家都坐下，不要動！讓領導先走！」。

可悲的是，從小受黨灌輸「教育」已被「馴化」了的學生們竟無一人敢不聽話，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動。更可悲的是在場的二十六位名曰「人民公僕」的「評估驗收」大員，竟無一人像「美帝國主義」的空軍上尉奧斯本先生那樣想到還有別人，何況還有更弱小的孩子。他們一個個心安理得、當「仁」不讓的首先從第—排逃生。等到「人民公僕」們安全撤退完畢后，大火已蔓延到劇場，電燈全滅，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當時劇場只開放一個安全門，其餘安全門均鎖著）孩子們逃生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最後造成三百二十三人死亡，一百三十二人燒傷致殘。其中二百八十八人是「祖國的花朵」——中小學生。有三十六位教師遇難，絕大部分為掩護學生而殉職。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場的克拉瑪依市副處級以上官員有二十幾個，當時他們的位置離火源最近，離逃生門最遠，竟「奇迹般」的無—人傷亡，而且走齣劇場門口時還個個衣冠楚楚！這就是當年雖被官媒極力淡化，仍震驚世界的克拉瑪依劇院大火與「讓領導先走門」事件。

我並不認為美國人就是道德完人，也不認為那個奧斯本上尉就如何優秀。關鍵是人家有—個好的社會制度。在那個社會制度下，大家有一個尊重普通人的人權、而非只尊重權勢者「官權」的普遍共識。所以事無巨細，人家首先把「人」、特別是普通人、弱勢者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這就是保障人權的基礎和首要標準。而王歧山先生所謂的「東方文化」與「文明古國」，首先要重視的是皇權，現在加以包裝后便美其名曰「國家利益」，其次就是官權，現在加以包裝后便美其名曰「領導」。領導的安全、利益乃至面子，都是絕對優先於草民的生命、財產與安全，更遑論草民有何「尊嚴」可言了。因此王歧山所謂的「真正了解中國並不容易，因為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屬於東方文化」。這個所謂的「不容易」，正是王副總理的難言之隱，是只可「操作」不可言傳的。說白了就是中國（確切地講是中共）對於人權的認知標準與美國、及當今整個文明世界的普世價值觀，是完全冰炭不容的兩碼事。也就是說與美國及整個文明世界恰恰相反，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首先尊重的是「皇權」（黨國的大權），其次是官權（領導的特權），至於普通的草民、「屁民」，根本就無「權」可言。用官方的話來說，「讓」你有碗飯吃，暫時當穩了奴隸，（中共稱為「生存權」）就是「最重要的人權」了。（《中、美人權標準的根本區別——評王歧山為中國人權落後的辯解》，《民主中國》）

批駁中共愚弄國人、欺騙世人的所謂「生存權就是最重要的人權」，右派領袖章伯鈞先生早已有言在先：「生活上有二個東西，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精神的。僅僅叫他穿西服、住高樓、吃西餐，而不叫他獨立思考，這就好比西郊公園裡的獅子和老虎，吃的雖好，可沒有自由。」（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報》）

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美國總統布希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前夕，在泰國曼谷發表演講時說，「我們呼籲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於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傅國涌：《「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為許良英先生九十歲而寫》）在上一世紀，中國人像讀《聖經》一樣在讀《毛主席語錄》，誰也不會想到本世紀美國總統卻在「活學活用」右派語錄！

李昌玉表示，反右鬥爭是錯誤的，絕對找不出一點可以肯定的，古今中外都沒有這樣反文明、反人權、反道德的運動。除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之外，每個人都要被戴帽子，被評為左、中、右、中左、中右、極右。這是極不人道的。

任眾表示：

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經歷，心裏都非常痛苦，這件事情是壓了一生的。這場錯誤的政治運動不僅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而且徹底毀滅了五十多萬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的前途、青春、愛情、幸福，絕大部份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艱難掙扎在社會最底層達數十年，與冰刀共舞，和霜劍為伴，沒有人格，沒有尊嚴，只有凌辱、鞭笞、勞累，飢餓……這是一場反天理、反良知、反歷史、反文明的災難。這不僅是我們「右派」的災難，而且是全中國的災難。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不僅僅是為了賠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人的尊嚴、生命價值應該得到尊重。一個人的生命是非常寶貴的，不是為了自己而生，而是為了人類而生的。我們在垂暮的生命中，覺得有責任，特別是對歷史的責任感。

我們這一輩人曾經接受過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那種非常美好的、高尚的道德水平在當今社會流失了，但是在我們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我們不僅僅是追求自己的平反問題，而且覺得還有一份責任：呼籲良知和道德提升的責任，呼喚公平和正義的責任。

為什麼這一兩年、在反右鬥爭過去五十年後的今天，眾多知識分子提出平反的問題？因為人民在不斷覺悟、不斷蘇醒，不斷發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上當受騙的感覺不斷爆發出來，社會矛盾越來越廣泛，民間維權浪潮不斷高漲。這都是促成我們今天勇敢的站出來的原因，其實這就是老右派的維權行動。（《倖存者的心聲》新紀元，第十九期）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