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5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社會主義是帶著病入膏肓來到人間的，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泄露了這一天機。當時鐵托把斯大林的罪惡歸結為「是一種制度的產物」，「這裏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為了捂蓋子，發表了兩篇文章，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與鐵托針鋒相對，蠻不講理地斷言：「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
事到如今，出現了難題：是「糾正」毛澤東的私人品質，還是「糾正」社會主義制度？鄧清楚地知道，毛的品質是臭而不可聞也，一揭，臭氣熏天，準會喪盡黨的「歷史光輝」，甚至陳雲說：「我們這些人也站不住腳」。自然的結果，便是毛與黨偕亡。鄧小平根據「貓論」的基本原理，決定不學赫魯曉夫揭露、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品質」，權且對《再論》這個經過政治局正經八百的討論而作出的定調，來個不宣而廢；鄧要來「糾正」社會主義制度，但也並不真糾正，只是輕描淡寫、吞吞吐吐地說成是「受了歷史上封建主義的殘餘影響」而已。與鄧小平的「殘餘影響論」相比，倒是林副統帥對這個所謂的「新中國」的社會性質，說得痛快，度老實：「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是一個借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五七一工程紀要》）林說的「互相殘殺」是不太對的，因為絞肉機掌握在毛手裡，只是他單向地殘殺臣民；林家父子被逼，倒是想「互相」一次，可惜也沒有成功。
鄧小平以毛「晚年的錯誤」划框框，以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為遁詞，把罪責推給中國的歷史文化。現在讓我以鄧和林彪的共識——家長製為例，來進行剖析：
鄧說：「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鄧小平文選》二卷第二九零頁）
這首先與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合，誰不知道他的專斷獨行的劣根性其來有自？跟遵義會議前，肉體消滅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英及富田事件大屠殺一脈相承的，遵義會議后的延安整風，殘酷鬥爭，冤殺無辜，不是鐵的史實嗎？
其次，又與邏輯相背：說不通怎麼後來會來一個突變呢？問題的實質是，這段期間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毛派分子掌權，對主子的家長制逢迎有加；周恩來、李立三等這些原非毛派的分子，都已成為惡婆婆面前臨淵履冰的小媳婦；汝不見毛對周恩來等欺人太甚、至死方休嗎？待中共受蘇共影響，在八大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把以他的思想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從黨章中去掉，他便一觸即跳；及至廬山會議，彭德懷站在非常正確的一面，又以非常正確的途徑「觸」了一下，他便歇斯的里地跳了八丈高。
事實是，不僅他是搞家長制的，其他中共領袖，如鄧所說：「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同上，二八九頁）讓時間順延至今，你鄧小平是不是搞家長制的？他江澤民是搞什麼制的？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你們的家長制使你們的國家機器變成了絞肉機。鄧又說：「這種現象……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同上）——這總算是應該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之外的因素吧！辛灝年先生曾指出過：「他們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誰是新中國》第五六四頁）
試看與中國文化不沾邊的國際共運：被毛奉為教皇的列寧、斯大林，「唇齒相依」的金日成父子，「天涯若毗鄰」的霍查，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波爾布特……哪一個不是搞家長制的？哪一國的絞肉機不是機器隆隆，血肉橫飛？波爾布特政權，竟能夠絞殺二百萬人民，包括二十萬華僑，而柬埔寨人口總共還不到八百萬人呀！
說它是封建主義，不錯，但它更惡劣，它拒絕了封建主義的精華部分；說它是法西斯主義，更對，但它在消滅私有制，把人民剝奪得精光這一點上，在思想控制上，卻是德、意、日任何一國法西斯所望塵莫及的。北大右派學生領袖譚天榮在物理系同學的辯論會上發言道：「現在的出版自由還不及資產階級社會，比不上希特勒德國……比希特勒的檢查制度還要糟。」說它是吃人的社會，這是明擺著的事實，成萬、上億地吃！它的領袖是吃人魔王，吃肉不吐骨頭。總之，把它與什麼相比，它總比什麼都壞，所以就別比喻它是別的什麼了，它就是它自己，是讓人人充「公」、領袖化公為「私」的共產極權制度。
毛心黑、手黑，政治操作過程是黑箱作業。最近，張戎的書《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問世，簡直是引起一片驚呼。書名便回答了驚呼的原因。前香港總督、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在《泰晤士報》上評論道：「誰是二十世紀最邪惡的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讀者在讀了張戎的書後都會確信：中共前主席毛澤東是最邪惡的暴君。張戎重寫了現代中國歷史，這是一本具有爆炸性的書。」英國的《每日郵報》評論道：「沒有幾本書是註定可以改變歷史的，但這一本書將改變歷史。」《觀察家報》說：「這本書所揭露的事實，將會把我們對毛澤東的看法全部都推翻。」《每日電訊報》說：「二十世紀犯的最大的錯誤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對毛澤東的熱情是最愚蠢的。」
左派固然愚蠢，我是右派，右派就不愚蠢嗎？同樣愚蠢。問題是中共的黑箱太嚴密了。張戎夫婦在十二年中查閱了很多檔案，但是，裹卷著最大量膿血的檔案的大本營，卻被鐵封在中國。所以，我以受共產黨半個多世紀迫害的經歷斷定張戎有朝一日仍會感嘆：「事實證明，我的這一想法，還是將共產黨估計得太好了。」——這句話寫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四五一頁上，是與毛二十二年朝夕相處的李志綏說的。我作出這個「斷定」的根據有二：一是每次新的檔案材料解密，都會讓世人再次目瞪口呆；二是，毛澤東、共產黨之壞，是能把人們的想象力考驗垮的。無論你往多壞處想象它，當新的材料暴露時，你仍會重複一次李志綏先生的經驗：「事實證明，我的這一想法，還是將共產黨估計得太好了。」我再舉一個人所周知的例子：許多人，包括林彪、「四五運動」的群眾和民主人士，都覺得罵毛為秦始皇就夠狠了，但毛卻恬不知恥地回答：「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這個例子說明，你估計他的壞，只是他實際壞的百分之一。張戎說：「毛澤東的真實人生確實告訴了我，也告訴了人類，其實民族的災難是人禍，中國人是毛澤東要稱霸世界的野心的實驗品。」（《世界周報》一一零九號第二十頁）她說的話很平凡，道出了平凡的真理，卻揭示出毛最本質的品質，和中共製造的悲慘人禍的罪惡之源。這才真正是實事求是的。
順著鄧小平的思路，便會提出：制度與人是什麼關係？制度是制（約）人的，又是人制（造）的。共產制度與毛澤東是壞制度與壞人的關係，於是乎，毛澤東選擇了共產極權制度，和共產極權制度選擇了毛澤東，彼此是如魚得水、如虎添翼；毛澤東造就了共產極權制度，和共產極權制度造就了毛澤東彼此是雞、蛋互生，狼、狽為奸。所以說，毛澤東壞多很，共產極權就壞多很；共產極權壞多很，毛澤東就壞多很，互相促進，推波助瀾，惡性膨脹，壞上加壞，卒致壞到「史無前例」。認定這點，就不會為換湯不換藥所迷惑。如果一個領袖人物如陳獨秀，或瞿秋白、彭德懷、胡耀邦等，身上具有某些與共產極權不相容的素質，則必定會被他的同志們所吃掉。所有能如魚得水的飛黃騰達者，皆為一丘之貉。牟宗三當年說：「共產黨耍的那些文字魔術，都是沒有意義的話，你聽他那些話幹什麼呢？偏偏有些人利用這個機會，去捧葉劍英、鄧小平，你捧他作什麼呢？其實，說穿了，還不是一丘之貉。當年鄧小平作副總理的時候，還不是順著毛澤東的話轉，還不是一樣地拍馬屁。根本的關鍵在於共產黨的本質即是徹頭徹尾的摧殘、斲喪人的廉恥。」（《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黃花崗》雜誌，總第六期。）
至於毛澤東與孫中山創建的三民主義、共和制度，則是壞人與好制度的關係。壞人必然要破壞好制度，因為，如鄧所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而他偏偏要「任意橫行」，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所以他就要選擇具有奴隸主、封建主，兼具法西斯性質的一人專權的共產制度了。這也就是他為什麼要選擇「一邊倒」的個人政治動機。張戎震撼世界的新書要說明的，歸結為一點就是：「他（毛）的一生從頭到尾就是推翻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復辟了封建君主制。「（《世界周刊》，一一零九號）換成鬼話來表述，就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只要是生活于其中、秉承良心、敢於正視現實的，都和李志綏先生一樣，認清了所謂的「新中國」是復辟了清朝般腐爛的舊中國：「這幾年的生活，對我的精神是極大的打擊。我所期望的『新中國』（引號是李志綏原有的——紫丹），已經是《紅樓夢》中的賈府。」（《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三四零頁）以同樣的鐵的事實根據，以同樣的不可反駁的邏輯論證，運用同樣的精確的語言文字，表達同樣明朗而毫不含糊的科學觀點，得出同樣的如泰山般堅挺不拔的結論的，是辛灝年先生的嘔心瀝血的巨著《誰是新中國》；僅從書名，就可以窺知其論述主題具有極大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而後來的這些認識，是與當年右派反對「黨天下」的命題一脈相承的。
毛為使這個血腥的制度，社會的腫瘤，不被人民割除，不被黨內修正，他在選接班人上煞費苦心，算盡機關，要留下惡性腫瘤的遺傳基因。他選劉少奇，廢掉；選林彪，廢掉；病中交班，選周恩來，也作廢；選王洪文、鄧小平、還有不知何故胎死腹中的毛遠新，統統作廢；最後選了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對此，《晚年周恩來》一書揭露真相，說明他並不「放心」：
「鑒於黨內外翻案勢力的公然挑戰，毛澤東決定加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部署身後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不得人心，讓人傳話給張春橋，要他『讓一下』，轉而點名指定『老實人』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耳目；同時以『生病』為由，把和周恩來靠得太緊的葉劍英『掛』起來，改由與毛遠新關係密切的陳錫聯出掌軍權。
「事實上，毛澤東的這種安排，骨子裡打的主意仍是讓黨內文革派掌權。為此，毛在把華扶上來后，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黨內外群眾。」（第六零四頁）這裏敘述的真相，已為江青咆哮法庭所證實，她說在六個字後面還有六個字：「如有事，找江青」。
說明毛澤東耍陰謀，活到老，耍到老。本文前已指出，他要在死後要江青作黨的領導人，「抓黨務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搖擺，這一點江青有資本，能管理好。」這就決定了華國鋒只能是個橋樑人物，華對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要「一舉粉碎四人幫」，以防他們過河拆橋。但「橋樑人物」是他的宿命，所以終於未躲過鄧小平的過河拆橋。華祭出「兩個凡是」也無法改變自己的政治宿命。毛在政治上為所欲為，到了荒唐的程度。他把選定的接班人載入黨章和憲法。可黨章和憲法上都明文規定，黨和國家領袖是要在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下一屆你毛澤東當不當主席？從法理說，不能鐵定。你都不一定當選，卻把你的接班人法定下來，這不太滑天下之大稽了嗎？其實，在黨文化里，這一點兒都不足為奇。看一例而知天下烏鴉一般黑：惡貫滿盈的齊奧塞斯庫，被人民處死，卻是在此前召開的羅馬尼亞全國黨代會上，全票當選的最高領導人，當然也少不了暴風雨般的掌聲長達X分鐘。這種「激動人心」的場面我們不是司空見慣了嗎？它足以說明：共產制度下的憲章、黨章、代表、代表大會、群眾集會等……統統不過是分文不值的擺設一類的玩藝。不過，毛的做法也太奚落了這些玩藝兒了。在這裏也同時說明，你再也別把經過導演的所謂的群眾呀、代表大會呀的山呼海擁，看成是得民心的表現了。說不定「激動人心」的下一步就是完他的蛋！我將此命名為「齊奧塞斯庫現象」。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華國鋒在「主席屍骨未寒」（江青語）時就一舉粉碎他的文革派；這都有點兒齊奧塞斯庫現象的味道兒。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