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7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五] 《謝覺哉日記》中的有關內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國民黨方面的報道或者外國人的記載，那麼在負責邊區政府事務的謝覺哉老先生的日記里到可以提供一個佐證。謝覺哉在日記中把鴉片一律稱為「特貨」。下面摘錄幾條關於「特貨」的情況：

一]「就是特貨一項得的法幣占政府收入……盡夠支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從這裏可以看出，僅「特貨」一項的收入就足夠邊區政府的支出開銷了。）

二]「特貨多邊幣少，將來不得了。」（邊幣收回，特貨跌價，買特貨的不得了。）」（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特貨」之多，都到了跌價的地步。）

三]「領導機關發動一件事，必須十分考慮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錯，在群眾中可鬧出大亂子。『特貨內銷』即其一例。」（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特貨內銷」該不是指就地賣給當地群眾吧？難怪會出大亂子。）

四]「據調查邊區內存的法幣不下二萬萬元，無疑是由特貨補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餘來的。」（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出售「特貨」的收入減去購貨開支，還有大量順差，竟不下兩億元。）

從謝覺哉日記中的上述記載中不難看出，「特貨」的經營幾乎是邊區唯一的大宗收入來源，且使得貧瘠的邊區得以扭「虧」為「盈」，是我黨我軍在八年抗戰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經濟基礎。

謝覺哉的日記里還記了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個退伍軍人，用其積蓄買了幾兩「特貨」，準備外出出售，結果在關卡被查扣沒收，於是「變窮了」，一貧如洗，回來後向邊區有關政府部門要求經濟補助。從這一事例至少可以說明兩點：一]「特貨」交易的確是賺錢的買賣，當時從事這一行業的人並非個別；二]「特貨」不允許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專利，這點和彼得日記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當年邊區種大煙的秘事也曾得到當地農民的證實，當人們詢問一些上了年紀的陝北老農時，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產黨讓種的咧。」

[六]「為人民利益而死」的張思德同志　

在中國大陸，年齡稍長者都知道毛澤東有個「老三篇」，一篇是讚揚神話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讚揚「國際主義戰士」的《紀念白求恩》，還有一篇是讚揚一個士兵的《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提到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他「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於泰山」。

但近來網上有人撰文，揭出張思德原來並不像《毛選》中註釋的那樣，在燒炭塌窯而死，而是在被派到當地一處大煙加工廠參与燒制大煙（鴉片）時，因為煙窯崩塌被活埋而死的。為什麼這種事要讓中央警衛團的人去干？也不難理解，因為加工大煙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證參与這項工作的人不會中飽私囊，所以必須安排十分可靠、「黨性強」、「紀律性強」的人去干。事實上，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的工作。只可嘆的是，燒煙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還讓全國人民學習了數十年，也真是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七] 李銳、范元甄提供的史料

李南央編輯的《父母昨日書——李銳、范元甄一九三八年-一九六零年通信、日記集（下）》（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有多次關於鴉片的記載。

范元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信「我帶的代金還未動用，這次幹部隊帶大煙的人多極了，夏淑賢等都是二、三十兩。」原注：代金指鴉片。從延安出發時，幹部帶了一些鴉片以代現金之用。（頁十七）

李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十日信：「代金不需要用就暫不用它，除非將來要離開東北再換。」（頁二十九）

范元甄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信，「這裏家屬隊有不少太太，幾百兩的煙土，我覺得調查一下她們的經濟來源原則可了解一批男幹部的情況。真富得不象話。」（頁八十）

李銳說：「代金聽說熱遼這邊比東北價還高，如有移動，打聽情況后再脫手。」（頁八十一）

[八] 堅持六年大種鴉片

辛灝年先生，他在《誰是新中國》巨著中指出：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 ——《南泥灣》，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里，唱徹中國大陸。然而，善良的人民卻根本不知道，「花籃里花兒香」那花籃里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因為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的糧食，而是種的罌粟，即鴉片。這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不啻有石破天驚之感。作者於一九九五年初訪問台灣時，曾查證了這一說法。（ 擔任過蔣介石先生侍衛長的孔令晟將軍，曾於筆者訪問台灣時告訴過作者，他當時就在陝西擔任堵截共產黨向抗戰後方偷運鴉片的任務。）……

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里花兒香」的創作源泉。

為了提高國民素質以準備抗戰，在抗戰之前，蔣介石曾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則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此舉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戰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華的另一番戰略，便是在敵占區大肆出售鴉片，以麻醉和斷送我們民族自立與自強的精神。然而，中共卻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收拾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片源源地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坑害他們的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為「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為上都只能堪稱是「絕唱」。

【四】長期通敵賣國

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還揭露了比種植和販賣鴉片更為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長期通敵賣國。而彼得指出的事實，亦在中國大陸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書中得到了證明。首先，彼得這樣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于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其次，「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信息……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複，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

難怪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分地把它簡單化了！」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則被封存了近半個世紀的醜聞。中共當年竟然背著國民政府，背著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裡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這篇史料一見光，史學界為之嘩然。該書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殷勤接待……

據《中共歷史的見證》記載: 「八寶山的革命烈士，不少都做過漢奸。」（頁一五八）

除了民族敗類，誰還會作出這種通敵賣國的勾當？除了喪盡民族良心的人，誰還會不把作出如此勾當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名至實歸為「民族敗類」？竟有無恥文人學會了毛澤東的嘴皮子功夫，企圖通過玩弄一個字眼就改變事情的實質，諸如：「改陰謀為陽謀，陰謀詭計就成為正大光明」；「改冒進為躍進，盲目冒進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大躍進」；「改好大喜功為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無產階級之功，好大喜功就真的成為豐功偉績」……這次是「改民族敗類為民族勝類，民族奸賊就成為民族英雄」！

下一個問題，我們要問：是不是毛澤東賣國求榮、認賊作父不愛國家、民族、人民，只是狹隘本位主義、一心只為共產黨謀私利呢？抱有這種想法的人，還是沒有認清和掌握住毛澤東極端自私自利之本質及其邏輯。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