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3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 這場浩劫使運動發動者的本質對象化、直觀化、展開化

認清本質是接受教訓之本。事情都是人做的，事情的本質就是做事人的本質的對象化、直觀化、展開化。同理可得，反右派運動的罪惡本質，就是那個一言定乾坤的運動發動者毛澤東本人罪惡本質的對象化、直觀化、展開化。反之，毛澤東具有什麼樣的本質，就會像一根脊椎骨一樣，從頭到尾貫穿于反右派運動的始末。毛澤東的本質是什麼？後面會詳加分析，這裏只做兩點簡略說明，一是強調揭露毛澤東的本質是「還原一九五七」題中應有和必有之意，否則，反右運動就成了從天上掉下來的了；二是，所以在「中篇」加入《流毒》一章，直至毛死而後已，這也是絕對必要的，否則，反右的人和事都未能徹底得到還原真相：難道毛反右的野心只止於建立和鞏固「黨天下」嗎？文革的實踐和內層人士——如姚文元、張玉鳳的回憶錄都曾揭示毛要建立他的「家天下」。

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以批「凡是」為名把華國鋒趕下了台。說是「徹底否定文革」，但後來文革卻成了禁區。現在所謂的左派組成了「還鄉團」，批鄧、復毛和再來一次文革的呼聲甚囂塵上。同樣，由於鄧的「必要論」，反右真相始終被掩蓋、歪曲著，有人大放厥詞，甚而至於呼喚再來一次反右：「中國社會的進步呼喚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到工農大眾中找回被別人而不是被毛澤東打折或者收買了的脊樑；而中國的現實尤其需要一個工農大眾可以暢所欲言而非由少數知識分子壟斷的輿論陣地。要造成這樣的一個氣氛，毛澤東領導的『反右』運動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系列論斷，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右而左：《「反右」運動對於現實的若干啟示》）可見，弄清歷史真相，不單純是個學術問題，而且更是清算歷史罪惡，堵塞災難之源的問題。這才是真正的、和右而左之流大異其趣的、所謂「強烈的現實意義」。

研究反右派鬥爭，和研究一切歷史問題的目的一樣，簡單說就是接受教訓。但是，你想接受教訓就能接受教訓了嗎？首先共產黨不讓你接受教訓，不僅把反右而且把一切歷史真相都設為禁區，讓你永遠生活在假象中。如果把真與假、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說成是一場生死搏鬥，仔細體味方知實不為過。其次，是要弄清接受什麼樣的教訓？有的是積極地汲取教訓，吃一塹、長一智，越戰越勇，如北京大學右派分子青年學生們高舉「五•一九」民主運動的旗幟，踏著林昭、劉奇弟、顧文選等同學們的血跡前仆後繼，發揚光大「五•一九」民主精神，直到人權高揚、極權滅亡而後已；有的是消極地接受教訓，一回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如錢偉長用出賣靈魂去維持好不容易當穩了的奴隸、進而用告密去換取官爵，或學王蒙見奶誤認「娘」，把如此慘重的政治迫害比作媽媽錯打了孩子。與其現在見利忘義，何勝當年及早學乖？

問題是如何才能夠做到積極地汲取歷史教訓呢？這首先就要正視歷史，不投機取巧。劉賓雁跟我說：「王蒙這個人太聰明了！」其次就要把握住歷史人物的品質和歷史事件的性質。認清前人、前事的本質，乃是後人、後事正確接受教訓的必由之路。這裏，我們要聚精會神地去研究與揭示關鍵人物和史實的本質。誰是關鍵人物呢？劉賓雁說: 「毛澤東一手定乾坤」。毛比黨大，是共產黨服從毛澤東，而不是相反。共產黨只是毛澤東達到其政治圖謀的一件工具。別說他後來大大地成了氣候，即便在延安時期，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就在他的《延安日記》里就有記載：「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地要在這個國家奪取政權。他之所以對黨有興趣，只是因為黨能保證他奪到這個權力。」這個權力 ，他早已奪到了。所有全國規模的重大事件，無一不是毛澤東把自己的主體本質客體化、展開化的過程和結果。所以只用剖解了毛澤東，就能抓住共產黨的本質，因為毛澤東就是共產黨的人格化。實際情況是八億人口一個腦袋；一人在思想，全黨、全民在盲動。這一段的歷史是毛澤東一桿筆寫出的文字、畫出的圖畫。而剝去大躍進、文革等等的咋咋呼呼的亂象，顯出其最具深刻內涵的歷史事件便是反右派運動。

雖然反思反右派運動，可以得出一千條教訓，但是，最具現實意義的只有這麼一條，就是立即驅散毛澤東的陰魂，勿使鬼蜮繼續害人。這是從根本上剷除黨天下絕對必要的一著。這一點在鄧小平心裏是最清楚、也是最擔憂的。他說: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文選》二卷頁二六三）說白了就是，揭出毛澤東的本質，共產黨就完蛋。所以，只要讓人民認清這是一面什麼樣的男盜女娼的旗幟，就能把共產黨邪惡的「光輝歷史」置於光天化日之下，讓子子孫孫、千秋萬世像「罵秦檜」那樣吐唾沫，這尚屬小事；清算它禍國殃民的罪惡，接受慘痛的歷史教訓，讓恐怖的極權制度千秋萬世永別人間，像恐龍那樣作為滅絕的物種、作為化石，陳列在歷史博物館，這才是大事體。

「六四」民運中最為光亮之點是「八九真英雄, 湖南三壯士」蛋擊魔像的壯舉，及其發出的時代最強音，《瀏陽報》美術編輯喻東嶽說：「中國改革之艱難，中國一切問題的癥結，根源都在毛澤東身上。中國要前進，要改革，要現代化，首先要徹底摧毀毛澤東。」

「徹底摧毀毛澤東」就是徹底驅散他的「陰魂」。他死後的陰魂，就是他活著時的「本質」。讓我們撥開雲霧，用逐步展開的方式，來考察他活著時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樣的和怎麼樣表現的。

（一）為一黨之私，犧牲國家、民族

他置中華民族存亡絕續于不顧，乘國家之危，對祖國趁火打劫: 政治上一意篡權, 對內篡黨權（延安整風），對外與政府大搗其亂; 並且在軍事上促日蔣拼殺, 自己養精蓄銳、以逸代勞, 以備將來打內戰（毛澤東的說法是打「將來的敵人」），現在也專打友軍；在經濟上大種特種、大銷特銷鴉片，不管亡國滅種，只顧大發國難財，雄集內戰資本。

【一】感謝皇軍大大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對受其接見的社會黨人士佐佐木對日本過去侵略中國表示歉意時，說：「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轉引自趙瑄：《北京政府的日本情節》，《世界周報》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

毛澤東的促日蔣拼殺于戰場、日共勾搭（通過潘漢年等）于私下，惡性膨脹共產黨的勢力，一般中國人視此為賣國主義行為，而共產黨的說法則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問題是，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作狼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中國人民應該面東跪拜，口唱 :

膏藥旗，冉冉上，日本護大共產黨！

不是皇軍大大地，呼兒咳喲！

哪來人民挨解放?

【二】讓日本多佔地

毛對蔣委員長領導的抗日戰爭竭力進行破壞，對共產黨內的抗日派將領也堅決進行打擊和壓制。到後來，他反而倒打一耙，由一些民主人士中的投機者幫腔，誣衊蔣委員長，說他躲在峨眉山不抗日，待抗日勝利了，才跑下山來摘桃子。僅此一點足證毛澤東什麼謊都敢撒。

即在今日，《一寸河山一寸血》這部紀實片和大陸的電影片《血戰台兒庄》和還原歷史真相的現代史《誰是新中國》等紀念碑式的傑作，所提供的悲壯史實，直使「中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論者，在這塊紀念碑上碰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連塔斯社記者、蘇共住延安的特派員彼得? 弗拉吉米若夫都感到氣憤而予以指責: 「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本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流血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

彭德懷打了抗日的百團大戰，就成為毛澤東眼中十惡不赦的罪行，說是犯了戰略錯誤，暴露了自己的實力。其實，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五日的「洛川會議」上，毛就主張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九月二十一日致電彭德懷，算是有言在先：「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在戰略上有主力部隊處於敵之側翼，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做。」（《毛澤東年譜》）就在九月二十五日平型關打響的這一天，毛致電劉少奇、周恩來，說：「要告訴全黨，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又說，「目前紅軍不宜過早暴露，尤其不宜過早派遣戰術支隊」，「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並養精蓄銳。」（《周恩來與毛澤東》第二三六頁）試想，正當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也正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之際，同時，中日實力懸殊正是中國抗日之大患，而你有實力卻「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並養精蓄銳。」、生怕暴露實力，那麼，你栽培這個「實力」和留著著這個「實力」，並且還要惡性發展這個「實力」，到底是要準備幹什麼罪惡勾當呢？

直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把彭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毛還在跟他沒完沒了地算這筆賬，對著彭說：「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三一年是否如此？」（《廬山會議實錄》頁二二一）後來又說：「整個抗戰八年，難講是合作。」（同上，頁二三八）

林彪迎合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弻時作的決定。」

毛澤東用賣國主義統一全黨思想：「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這可是毛澤東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賣國嘴臉。江澤民、胡錦濤繼承、捍衛和惡性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讓俄國多佔地才愛國」，一傢伙把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給了俄國。當然這絲毫也無妨他們厚著臉皮大喊大叫「愛國主義」以行騙於國內外華人世界。賣國賊喊愛國。喊得自己血脈噴脹。這和貪污犯講廉政。講得聽眾掌聲雷鳴一樣。都是共產黨特有的政治景觀。

由於歷史有意展露自己的真相給人們看，所以它時常出現相映成趣的場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中國與侵入西沙海域的越南，爆發西沙之戰。當時，台灣海峽在國民黨海軍和美國第七艦隊控制下。中共海軍艦艇往來東海、南海，都要繞道台灣東南的公海，避免磨擦和衝突。這次軍情緊急，毛指示：「直接走。」

正在陽明山養兵的、被毛共稱為「賣國賊」而「竊踞台灣」的蔣介石，對西沙戰事也很關注，看著送來的電報：「海軍導彈護衛艦四艘，清晨抵達東引島一側，企圖穿越台灣海峽。」看后不加思索，便語重而心長地說：「西沙戰事緊。」親自下令，破例向解放軍海軍艦隊亮起 「請通過」的信號。

當天晚上，解放軍東海艦隊四艘導彈護衛艦通過台灣海峽，「賣國集團」的軍隊不僅沒有開炮，還打開探照燈，助中國人民解放軍艦隊順利通過。（《西沙群島保衛戰：毛澤東決策的最後一仗）。這是多麼感人肺腑的場面啊！

一面是民族大義，一面是險惡的奸計：清濁分明涇渭水，愛國賣國豈容混？最令人氣憤和悲哀的是，許多經過浴血抗日而倖存下來的將士，躲過鬼子的屠殺，卻死於毛澤東的「鎮反」之中。

廬山會議上毛還說：「一個肅反，一個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鬧不起來，我們黨聯繫群眾，不是拉科西，不會出納吉。個別問題一出現，很快解決，我們作風好，反革命殺了一百萬，匈牙利沒殺，我們作風好，反霸、鎮反、反右。」（《廬山會議實錄》頁四十五）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