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日訊】今天是「十一」。24年了，主旋律愛躲「64」。不過今天躲不開，因為是奪取政權的64週年。

曾經有過主旋律不諱言「奪取政權」的年代。

翻一翻毛澤東的筆桿子胡喬木1951年寫的小冊子《中共三十年》就清楚了。當年他們非但不迴避，而且興高采烈地大談「奪取政權」，因為離開了「奪取政權」，「偉大光榮正確」就沒有著落了。

後來，顯然出於深思熟慮，「奪取政權」這個有確切含義的概念漸漸被棄置不用，而代之以一個莫名其妙的概念——叫做「建國」。

似乎在此之前的中國人沒有國籍，似乎改了國號等於亡國。不過，久而久之，連一些老人也聽慣了，被同化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十一」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

早在辛亥（1911）年，中國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發生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在此以前，專制是中國的特色。皇帝是天的兒子。是中國人，就得服從皇帝，受皇帝支配。辛亥革命以後，除了當時最大的軍閥袁世凱曾經在短短幾十天內自稱為「洪憲皇帝」以外，沒有任何一個嚴肅的政治家膽敢公然和共和國的民主政治為敵。

1949年「十一」以後，中國「解放」了，倒退了。民權重新被視為異端。專政在「無產階級」的名義下又上升為天經地義。共產黨在社會生活一切領域中的領導權遠遠超過了任何暴君或聖君。凡是「解放」了的中國人，都應該服從黨，必須歸黨支配。

這些新的舊現象，或舊的新現象，在1911到1949年之間無疑是咄咄怪事，但在 「解放」以後卻借屍還魂了——專制政體借革命和無產大眾之屍，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還魂了。領導權是戰利品。革命和無產大眾之屍當然享受不到戰利品。戰利品屬於革過命的人以及他們的後裔，是「不可分享」（列寧語）和「不可須臾或離的」（毛澤東語）。

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了這個戰利品的威力，進行了一場又一場史無前例的折騰。

先領導農民用暴力奪走地主的土地，隨即要求農民把剛奪到手的土地貢獻給人民公社或國家。先把私有者的企業充公而為國有企業，然後再把其中大多數企業交給有權有勢者或尋租者，由他們象徵性地「作價」瓜分，從而成為社會主義的新私有企業。

諸如此類，都有極激動人心的名字，有時叫革命，有時叫改革，反正都屬於那個「誰說得清楚」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語），此一時彼一時，沒有不正確，沒有不必要，符合宇宙真理和中國特色，符合「毛、鄧、三」的教導。

1927年處在軍閥割據時期的中國，雖然已經在下坡路上滑落，但是因為擁有世界上為數最多的勞動大軍，仍然保持著世界第二經濟體的排位。在共產黨的折騰下，中國經濟乾脆直線下降，墜入了瀕於崩潰的深淵。直到毛澤東死後，好不容易打碎了共產黨強加在生產者和所有者身上的某些過於顯眼的枷鎖，好不艱難地囘復到了它在軍閥時期早已「榮列第二」的排名。一俊已經遮住了百丑。由此可見，六十四年不是瞎折騰，這是有領導地「交學費」，是乃革命的正常狀態，從而更加雄辯地證明了中國人非被共產黨領導不可這一個宇宙真理。

「交學費」當然遠遠不止於瞎折騰走彎路。

生命是「學費」的必需項！多少人家破人亡！戰死的，餓死的，鬥死的，被無法無天冤死的，以及被引用法律條文故意錯判的……。

異化也是「學費」的必需項。誰生活在中國，誰就得和普世價值不共戴天。「共和國」必須是沒有選舉的國家。「市場經濟」是必須靠黨統籌運作的經濟。輿論只能是黨的喉舌。教育應該是訓練服從者的搖籃和煉獄。人民的天職當然是做黨的工具。區別真話和謠言的試金石，不應該是事實，必須是黨的利益。

至於社會的全面腐敗和自然的全面污染——空氣污染，河流污染，土地污染，無一不是學費，都是一代代公民必須為一代代領導人進行實驗室作業而忍痛繳納的學費。

這就是六十四年中打造出來的舉世側目的中國模式。中共的領導或折騰和學費組成了它的內涵，舉國體制構成了它的外觀。

我無意貶低它的存在。我只在想，容不下反對意見的制度是絕望的制度，進步屬於有志於痛改前非的勇者。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