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1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國

三、今後中國會有什麼變化？

對於今天的中國，不少人讚譽相加，主要理由是「經濟發展一枝獨秀」。至於經濟增長不等於社會發展與人民整體福利的改善，以及中國為這種短暫的經濟增長支付了巨大的環境代價這些事實，則很少有人去想。但從十六大前後舉世對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高期望這一點當中，已經可以看出人們對江澤民時期的中國情況惡化並非毫無所知。「揣著明白裝糊塗」，也許就是普遍的一種心態。

世界各國媒體一直認為中國的媒體市場是塊「空白」，指望中國政府開放這個「巨大的市場」，對中國一直讚美有加，2005年初是法國、英國的一陣猛熱鬧，導致「無中國不成新聞」的局面。從5月開始又是美國幾大著名新聞周刊紛紛報道中國。從這些媒體的報道中，讀者們看到了一個現狀美好，人民富裕、未來充滿希望的中國――而近年來，儘管中國政府從未許諾任何「改革」，而這些媒體卻幫助中國政府製造出了一個又一個「改革」神話，比如2003年初，一向善於「作秀」、喜愛表演的深圳特區，在世人對它已經漸漸淡忘之際又上演了一出新劇，宣稱自己要進行「政府改革」，於是國際傳媒紛紛竟相報道，稱「這是中國未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預演與試驗」。一些國際大媒體採訪筆者時，無論筆者如何解釋這隻是與政治體制改革完全不一樣的「行政改革」，並試圖說明行政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區別，但一些媒體無論如何都要將此稱之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預兆」。這一「改革神話」剛破滅，又有國際知名媒體製造出「媒體改革」神話，直到2005年8月2日，中國文化部與新聞出版總署等六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加強文化產品進口管理的辦法》，才將外國媒體進軍中國市場的夢想擊得粉碎。眾多海外媒體垂頭喪氣，BBC中文部於8月5日發布消息，說「相對於去年公布的開放媒體市場政策，這些措施顯然是一大倒退，使得外國的媒體也失望」――以往BBC一直在營造中國媒體改革的神話，至今還不肯承認這神話是營造出來的幻影，並非中國現實。因為中國政府從未宣布過要開放媒體市場，中國主管宣傳的官員更是從來就沒有宣示過「媒體要改革」，相反倒是不斷在宣布要加強控制。比如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局長徐光春2003年7月曾宣布：「有幾項標準永遠不會更改，即：媒體的角色是「黨的喉舌」，黨管理媒體及媒體機構人事，以及媒體依然要承擔正確輿論導向的責任。」（註6）中宣部副部長李從軍也毫不含糊地說過：「中國的媒體公司需要按照企業模式展開經營，並要時刻留意保留其意識形態方面的特性，並肩負起正確引導輿論導向的義務。」（註7）

筆者絕不反對各國傳媒進入中國市場，筆者只反對這些媒體放棄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去迎合專制統治者的政治需要。這些媒體在專制者面前彎下了它們在本國政府面前未曾彎下的腰，卻沒有換得市場，原因在於他們不知道在中國傳媒業里，資本原則只能屈居於第二位，第一原則仍然是政治原則。

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對外國媒體的態度有如一個寓言故事：一位農夫牽著一頭驢子趕路，為了激勵驢子加快腳步，農夫在驢子的鼻子前晃動著一把青草，吸引著驢子追趕著青草。中國政府這幾年扮演著「農夫」的角色，而一些外國媒體則宛如那頭追趕著青草的「驢子」，這把「青草」就是中國暗示給外國媒體進入中國市場的准入資格。專制統治者最需要的是反對者（包括潛在反對者）向他們低頭，在反對者沒有低頭之前，專制統治者會在「驢子」面前晃動青草。但只要一低頭，青草就立即收回。因為專制者已經成功地向世人證明了西方傳媒追求所謂「自由民主真實」的原則，只是為了賺取金錢的幌子而已。

以往對中共政府每一次行政改革，中國官方理論界都有意誤導成「政治體制改革」，還有一些海外學者亦有意參与唱和，筆者一直不理解這些學者為什麼要這樣做，曾在私下裡問過，得到的答覆竟然是：「我們要做成一雙靴子，哄共產黨穿上去。只要它穿上去不脫下來，就可以慢慢達到目的。」將幼兒園阿姨哄小孩子時常用的方式，如「某某小朋友今天表現很好，我們給他戴朵小紅花，明天他一定會表現更好」，用之於對待一個具有50年執政經驗，且在奪取政權的28年艱苦過程中充分表現了機變與權謀的政黨這種方式是表現了學者的「智慧」還是這些學者個人別有所求，筆者不想置評。但事實是，每次都是學者們辛苦表揚了半天，中國社會的公共領域卻收得越來越緊。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中共政府與以往還不同，就在2003年的兩會期間，乾脆由政府發言人宣布：「這次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兩會議題。深圳的政府改革只是行政改革，不是政治體制改革」。國際社會的中國學界與傳媒一度討論得非常熱烈的中國政府體制改革，這才算是結束了紙上的行程。

其實要判斷中國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將做些什麼非難事，只要依據兩點：一是中國的現狀怎樣，因為未來的道路只不過是現狀的延伸罷了。毛時代是「極權政治＋計劃經濟」，鄧時代是「威權政治＋市場經濟」，專制政治從來就不是中共政府要改革的對象，而是他們統治社會的基本手段。從現狀來看，中國目前的局面實在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代領導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臨的問題卻比前任要嚴重得多。從中共政府近幾年的作為來看，只見加強社會控制，未見有任何放鬆跡象。二是政權的統治基礎構成有無可能改變。一旦統治基礎被制度認可，制度的力量就遠遠大於領導者個人力量。從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知識三類精英的聯盟已經形成，並且對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三個代表」與「七一講話」只不過是為這種強勢集團「俘獲國家」的社會格局正名，並開闢一條制度化通道而已。任何人在中國執政，都得依靠現在已經形成的統治基礎，都得容忍強勢集團通過擠壓平民達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奉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市場經濟＋極權政治」體制。這一點只要平心靜氣想想朱熔基總理上任之初，舉世對他的熱切期望，以及他最後難逃「堂•吉訶德」命運就瞭然於心。

胡錦濤上台以後，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問題上出現的兩大極端矛盾的工作取向：黨務工作向左轉，意識形態控制大大加強，政治用語也日益還原到毛時代的話語系統；社會經濟政策向右靠，許多政策已經明顯地出現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的痕迹，對導致中國政府高度軟政權化的腐敗問題更是放任自流；對於收入差距問題，則採取「無為而治」的態度。在鎮壓底層反抗時，卻表現出一種對暴力的迷戀傾向，完全與其意識形態表述「重民、親民、愛民」脫節。

對於黨務工作向左轉這一傾向，只須列舉胡錦濤這兩年的「重要講話」的主要內容就可知道：

從胡錦濤作為「登基宣言」的「西柏坡講話」來看，胡錦濤迷戀于重複毛式話語，整篇講話于解決中國時務毫無實用價值。試想想，要今天中國的腐敗官員們放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珠環翠繞的奢侈享受，去

「艱苦奮鬥」，幾乎無異於痴人說夢。

被列為全黨重點學習的胡錦濤即2003年「七一講話」，則更是不著邊際。這個「講話」中為中國構想了一些假想敵，即「西方敵對勢力企圖通過各種手段對我國進行思想滲透，動搖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搞亂人們的思想」。當胡總書記煞有介事地陳說「西方敵對勢力」的種種罪狀時，他本人彷彿已經忘記中國的問題正是中國政府一手製造出來的。

則整個政務系統卻表現出一種急劇右轉的傾向。這可以從「反腐敗」力度大大降低中窺見一二。由於胡錦濤多次表態「我們的幹部隊伍主流是好的」，真反腐敗就有傷官場和氣，於是這兩年立案偵查的腐敗案件大為減少：2002年中國立案偵查的腐敗案件尚有51,077件，而2003年急劇下降為18,515件；2002年被查處的縣處級以上官員尚有4,291人，而到2003年則下降為2,728人。反腐敗力度下降還猶可，一個主張政府與貪官共同分贓的「一二三工程」居然包上「反腐秘籍」的外殼堂皇登場，這個方案主張只要官員交出貪污的錢款，就可以不予追究並保持現有官職。政務系統更是與貪官們息息相通，制定的社會經濟政策讓世界上最右傾的政府也瞠目結舌，比如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11月頒布《個人財產對外轉移售付匯管理暫行規定》，規定從12月1日開始，允許大陸居民在移居海外時攜帶個人財產出境，並且對轉移出境的財產不設上限。這一來等於為貪官污吏攜帶財產出境放行，並且大大降低其轉移財產出境的成本。

對於底層百姓的困境，中國政府幾乎不再有任何紓解民困之舉。2004年宏觀調控引起的生活資料價格上漲，讓底層人民連維持基本生活都感困難，但從來未見任何解困方案出台。對於日益頻繁的底層反抗，也從「剿撫並用」到「以剿為主」，90年代前半期發生底層反抗，中國政府總還要給幾根胡蘿蔔以示安撫，而現在胡蘿蔔日益變小甚至乾脆不給，政府越來越表現出一種對暴力的迷戀傾向，導致社會仇恨日益加劇。「親民重民愛民」的口號雖然呼叫得非常響亮，但落到實處卻幾乎不見痕迹。

上述分析表明，希望通過中共內部的權力更替來改變中國現在的危局，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認為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長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們，其分析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政府是一支高效團結的「消防隊」，並擁有非常強大的「消防能力」，如越來越藉助于暴力的政治高壓，越來越普遍的由警察與國家安全部特務共同建立的「安全系統」，越來越嚴格的新聞管制，以及為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開放的一扇分享利益與權勢的窄窄的門。筆者的看法是：這些不惜工本的投入確實能夠延長中共的統治壽命，但不能從根本上克服危機。而且非常明顯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壽命其實正是通過犧牲中華民族的前途換來的，一句民諺精闢地總結了中國的現狀：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中共的壽命越長，中華民族付出的代價越大。

筆者的看法是：中國的現實並不是「地面上鋪滿了乾柴」，而是地下在奔突著隨時可能竄出地面燃燒的「地火」，任何最先進的「消防設施」對地火的防禦作用是有限的，中共政府終會有撐不住的一天。而由於中共「黨國一體「的長期統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垮台之時，也就是中國社會陷於解體之日。與以往歷史不一樣的是，由於人口的空前膨脹，生態環境的高度破壞，以及社會道德的整體崩潰等制約因素，經歷過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要進行重建，比任何時代的困難還要多，還要大。

我相信，中國人的後代在評價今天的中國歷史時，一定會認為中國的前途是被不負責任的政客、自私自利的知識精英、依靠投機鑽營發財的經濟精英共同謀殺，也一定會驚訝於今天的中國人民為什麼會如此容易被他們愚弄。對歷史，從上一世紀中期開始，我們這幾代人確實難辭其咎。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度，能夠很清晰地觀察到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政治之間的脈動，在所謂「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糖衣之下，中共政府的腐敗統治得到了不少「愛國華僑」最大程度的理解與支持。每觀及此，筆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一句話：「長期以來，每個政府連同其智慧與愚蠢，是它的人民的絕佳象徵。可以說，有其人民必有其政府。」

中國未來的前途只能依賴於人民本身的覺悟，以及他們的政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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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中國媒體改革終於啟程，鳳凰衛視2003年7月10日，http://www.phoenixtv.com/home/finance/fortune/200307/07/83157.html。

註7：中國媒體改革終於啟程，鳳凰衛視2003年7月10日http://www.phoenixtv.com/home/finance/fortune/200307/07/83157.html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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