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8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 政治上，階級鬥爭的惡性膨脹
中國經過鎮反、土改對國民黨留下的黨政軍警人員的血腥鎮壓和對地主富農的圖財害命；經過三反五反，對農業手工業和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巧取豪奪，使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喪失了經濟手段和獨立人格，只有服服貼貼，別無出路。再加上接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越勝利，階級鬥爭越尖銳」的教訓，中共八大決議宣布：現在「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頁三四一）就是說，不再搞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毛澤東對此耿耿、頗為不滿。「八大」剛散會兩三天，「國慶節那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對少奇同志說：八大《決議》關於我國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說：『喲，《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麼辦？』當時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沒有說要改變或者採取什麼措施，所以中央將八大《決議》等文件照常發出了，事實上也沒辦法改了，來不及了，而且剛剛通過就改也不合適。」（《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訪談錄》http://book.sina.com.cn ）
但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甚至直到五一節前夕，在天安門城樓邀集黨外人士座談，邀請他們幫助整風。他還執意騙人地宣稱：過去做的是階級鬥爭，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都是如此，是人與人開戰，人打人，花了幾十年的精力……從共產黨成立起，已有三十六年，精力都軋在這上面。現在進入另一種戰爭，就是向自然界開戰，要懂得自然科學。不懂怎麼辦，要老老實實學。可能要同過去學習階級鬥爭一樣，需要花幾十年的時間。
經過反右派鬥爭，毛澤東借題發揮，對主要矛盾的看法發生了逆向轉變。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提出，「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四三二、四二五）十月，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四三二、四二五）達到他從根本上改變「八大」方針的目的。
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說：「當前我國社會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一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殘餘及右派分子；二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和農村富裕中農。」這種說法，即便相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也是胡說八道。就以我這個教書匠來說吧，難道我的剝削行為就是在課堂教學時吞吸了國家的粉筆灰嗎？
在毛澤東看來，既然「當前我國社會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他們的反動思想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雖然經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受到清算，但他們並沒有從歷史舞台上消失：通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時刻在製造輿論，準備復辟；他們必然要在黨內尋找其代理人。基於這樣的認識，從大躍進運動一發動，毛澤東就把對階級鬥爭的注意力逐漸移向黨內。在運動中開展的「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鬥爭，把社會上的種種對黨不滿、同黨內不同意見聯繫起來（當時在幾十個省的省級幹部中，都揪出了「反黨集團」和 「右派集團」）。（頁三六八）
廬山會議的嚴重政治後果，首先表現為「階級鬥爭」理論的升級。毛澤東發動了對彭黃張周等的批判，並對這場錯誤的批判進行了理論概括：「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又起來。」（頁三六六）
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進一步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必須年年講、月月講。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在總結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經驗時，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他還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自一九五七年之後，把對敵的鬥爭，用於「朋友」，用於人民內部，全黨全國的各項工作從根本指導思想上說均以「階級鬥爭為綱」。廬山會議以後，鬥爭的範圍逐漸以黨內為主，指向 「戰友」。「四清運動」中提「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踢開黨委搞紮根串聯；「四清運動」尚未結束，文化大革命便馬頭接著馬尾，脫韁狂奔而來。
[三] 道德上，黨性獸性化的惡性發作
毛澤東言而無信，自食其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累累重重，比比皆是。就以他號召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來說，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強調「言者無罪」，經過千呼萬喚，「黨外朋友」才出來的。可他一翻臉，上百萬人就成了向黨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他卻厚顏無恥地強詞奪理，說：「資產階級右派」「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四三八）先不說他說的「行者」，也只是男盜女娼式的欲加之罪的說詞；權且「硬著頭皮」接著往下讀：「另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同上）我要責問後來發表過名詩句「不許放屁」的毛大詩人：怎麼「無行動」，不是「行者」，「言者無罪」按說該對他們完全適用，他們也成「另有一種右派」了呢？這不是自打嘴巴嗎？同時也證實，我剛剛說的你「厚顏無恥地強詞奪理」，是實實在在的情況。在反右傾中，這種厚顏無恥，一如既往，甚至變本加厲。跟隨劉少奇參加過廬山會議的王光美回憶說：「後來會議上就開始批判彭老總了，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小集團。因為黃克誠同志（當時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張聞天同志（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周小舟同志（當時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支持彭總的意見，所以他們也在被批判之列，說他們是反黨集團的成員。張聞天等同志曾來找少奇同志，說：這些情況我們上山後都給毛主席談過，毛主席還稱讚我們談的好，現在怎麼又批我們呢？少奇不知說什麼好，只說：『你們好好聽一聽大家的意見吧！』事實情況是，許多發言並不是討論他們發表的意見，而是算起歷史舊賬來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訪談錄》）可見，以「修養」而聞名於世的「少奇」，也是個沒有正義感的偽君子。但主要地講，從這裏你就看出了毛澤東是在搞什麼卑鄙齷齪的鬼名堂！他就是如此地對人對事施展跪計，坑蒙拐騙、陰狠毒辣，無所不用其極。他根本不，因而也把他的黨徒教唆成根本不把人之所以為人的起碼的道德準則放在眼裡！「林彪，陳伯達，柯慶施，康生這類「風馬牛（看「風」駛舵，拍「馬」屁，吹「牛」皮）幹部」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一零三七）小人得勢，飛揚跋扈，覆蓋全黨，使毛澤東思想無往不勝。
他們把反右派的手法，變本加厲地用在反右傾上。是非顛倒、人妖顛倒、憑空捏造、落井下石，這便是對會議的寫照。這不禁使參加會議的《實錄》的作者，喟然浩嘆：「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麼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頁三一九）我對這一句話作如下解讀:
「怎麼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不出來講半句公道話,是由於不敢。為什麼不 「敢」？是由於上層領導不講公道話，也不讓下面講。為什麼「我們黨最高領導層」也不敢？這就要歸咎於「我們黨最高領導層」之上的那個最最高領導了。這樣的領袖，這樣的黨，大家都昧著良心，不講公道話的嚴重的後果，就造成全國在反右派后出現的道德沉淪、世風日下、見死不救、落井下石的黨風、民風，雪上加霜，每況愈下。可是，會場上的實況，並非都如林彪、康生等的血口噴人，張牙舞爪地落井下石，而是還有另一種，是出於「關心」的落井下石：
為了促動彭作檢討，主席讓聶榮真、葉劍英去進行勸說。七月三十日上午，兩位元帥來到彭的住處，在彭德懷後來寫的筆記中，記下了這件事和他自己當時沉痛的心情：「他們來勸我著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評不完全合乎事實（為什麼對不合事實的批評不能進行反批評，而使它首先起碼要合乎事實呢？——紫丹注，下同），只要于黨於人民總的方面有利（為什麼不合事實就會對黨和人民總的方面有利呢？如果為了維護這樣一個黨和人民的利益，就需要歪曲事實，或讓彭元帥把不是事實的東西硬要承認是事實，那麼，這個黨和人民又是什麼玩藝兒呢？），就不要管那些細節（恐怕這要算是鄧小平實用主義的「宜粗不宜細」的先聲！真是居心叵測。），他們說，你不是常講『一個共產黨員要能任勞任怨，任勞易任怨難』嗎？今天當著自己作檢討時，就要表現任勞任怨的精神。大約談有兩個多小時，最後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查自己，但他們走後，我內心還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勞任怨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才會有利於人民和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不會停止『左』傾，而會加深『左』傾危險，比例失調會更加嚴重，以致影響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我給主席的信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這是我的罪惡。」
八月三日在小組會上, 聶榮真談到這次勸說時的情況：「我們都提到他的桀傲不馴，劍英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時，都激動得掉淚了。」（頁二零五-二零六）「說時」，葉元帥「掉淚了」，自然這不會是「惡鬼的眼淚」；但不知，在文革中當「毛澤東同志健在時」，把彭元帥迫害得悲慘致死時，葉元帥是否也「掉淚了」?
可別大意了這位元帥，僅僅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毛就不止一次表揚他：「那時靠劍英，不要忘記（劍英大功勞）這一條。否則，中央當俘虜。」（頁二五六）
關於「劍英大功勞」，司馬璐是這樣寫的:
九月九日，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說是截獲一則電報是張國燾給徐向前和陳昌浩的，電文中說：「望勸毛、周…… 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刻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決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這份電報的真實性，我當面問過張國燾，他說絕無其事，徐向前晚年答覆廖蓋隆也說，他絕未見過這份電報。
真實的歷史情況是，當時徐向前、陳昌浩率部進擊松潘以北，打開了北進的通路。毛派認為這是一個擺脫張派控制的最好機會，決定逃跑，要逃跑就得有個借口，否則毛派要承擔分裂紅軍的責任，因此葉劍英編造了上述的故事。
毛派逃跑前，毛澤東故意去看了陳昌浩，說了些張國燾的好話，葉劍英也對陳昌浩說：「我們同意南下，但在開拔前部隊需要收割糧食。」以此為借口，使張派放鬆警惕。
九月十日黎明三時，毛派以收割糧食為名逃跑了…… 張國燾說：毛澤東玩的是「金蟬脫殼」之計…… 毛派逃跑時，彭德懷臨危受命，擔任陝甘支隊司令員。毛澤東曾有詩讚彭：「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中共歷史的見證》頁五零九-五一零）
如果說在這裏我們看到毛澤東玩陰謀詭計是一貫的，那麼，時隔二十四年，這位一貫昧心以邀功的元帥，在這次掉眼淚中，「劍英大功勞」立得又是何其屙膿尿血啊！
你既然當了共產黨人，又想向上爬，干這類屙膿尿血的勾當以立功，就成為中共黨員黨性的體現和晉陞的必由之路了。再看陶鑄是怎樣勸黃克誠去揭發彭德懷的：
陶鑄八月五日寫給黃克誠的信，勸說他站出來揭發批鬥彭德懷。信中寫道：「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斷然站出來與之劃清界線，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於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 接著，《實錄》作者李銳先生評說道：「這種要有封建道德所要求于婦女貞節般的政治操守，當時確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心態！為保衛毛澤東主席、黨中央，什麼事不能做呢？」（頁三百）可惜這位「舊社會」的「女人」 ，「 『貞節』之婦」陶鑄小姐（當然非一人也，乃比比皆是也），「嫁了」一位「移情別戀」的負心漢，毛郎君。她雖然 「講求操守」，可她的命運仍「是很可悲的」。在文革中，作為中共的第四號人物的陶鑄，和作為被「落井下石」的「錯誤已明若觀火」的「德懷同志」，卻是殊途同歸於被殘酷迫害而死。我勸讀者：暫且別說「活該」。因為說「活該」只是譴責了受害者同時也是迫害者的一面，說他罪有應得，就放跑了罪魁禍首的罪大惡極。罪魁禍首就可以逃之夭夭了；是別人「罪有應得」嘛，關我屁事！
陶鑄（實際是黨文化）把「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的包辦婚姻，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從一而終」的一套封建倫理也拿來了。足見他們欺世盜名，喊破天的「共產主義道德」：毛澤東在會上說什麼「社會主義同志式友愛」（頁三三一）；葉劍英的擠眼淚；統統是什麼貨色，什麼鬼名堂了。也無怪乎文革后出現信仰危機，現在無論共產黨內外，還是上下，都乾脆把它棄之如敝屣了。還有誰會信這套鬼話連篇？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