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0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丙：流毒
一，大躍進是反右派運動的第一個惡果
從反右到文革的中間環節的特點，表現在反右派、反右傾與文革三者的關係上﹕反右傾居中，它與反右派的關係，要比文革與反右派的關係具有更多更大的相似性；換一個說法﹕反右傾更像反右派。同樣，反右傾與文革要比反右派與文革具有更多更大的相似性；換一個說法﹕反右傾更像文革。所以說，反右傾是前承反右派，后啟文化大革命。有了這類中間環節，反右派與文革的關係便能一目了然﹕文革並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大躍進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但中共也並不是為了大躍進才反右派的。所以，文革的發動也不是為了要維護反右派的成果，雖然文革給右派帶來的是「再踏上一隻腳」。甚至，反右傾也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反右傾是大躍進失敗的直接結果；所以，大躍進才是反右派與反右傾的直接中轉站，再經過「反右傾，鼓幹勁，繼續躍進」、「七千人大會」、「四清」運動，幾次中轉才到達終點站﹕文化大革命。外在地看，文革與這些運動——其主題均是毛澤東要建立毛的「家天下」，是「親兄弟」的關係；而與反右派——主題則是鞏固「黨天下」，就是「同父異母」的兄弟關係。所以文革對二者的態度是親疏有別的。對親兄弟，則不僅維護反右傾鐵案不許翻，而且更要置彭德懷于死地；對七千人大會，則聲稱它是對反右傾的反撲，是修正主義要搞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直接點出「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對四清，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還專門發布了一個紅頭文件，要堅決保護四清運動的成果。這是我們外在地看到的一個輪廓。至於內在地看，毛澤東的悶葫蘆里到底裝的是什麼錦囊妙計，這個問題還是要讓我們先從大躍進中，次從反右傾中，再次從七千人大會中……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層層剝筍，逐步展開。
（一）反右派與大躍進的直接因果關係
《人民日報》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的社論中說﹕「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給我們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政治條件。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不僅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進一步鞏固了全國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團結，鞏固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而且進一步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鼓舞了廣大幹部和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幹勁。經過整風運動，許多人過去認為根本辦不到的事情，現 我明天給你歹意平區在很快地就辦好了；許多過去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很快地解決了；許多原來想不到的好辦法，現在群眾都想出來了；許多過去沒有被發現的潛在力量，現在不斷地被發掘出來了。在黨的領導下，我國人民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種無堅不摧的力量，是我國國民經濟新的躍進發展的基本動力。」
這種因果關係，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作了明確的肯定﹕「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裏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先不說心裏通暢不通暢，只說下面一點﹕搞大躍進的確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經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都認為反右派鬥爭開放的「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結成「大躍進的經濟之果」，這樣地看待它們的因果關係，就決定了從大躍進的領導人到大躍進的指導思想，必然是與反右派一脈相承的。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毛針對各行業間的分散主義的現象，強調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毛的秘書李銳先生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綜觀鄧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澤東一樣的左。所以領導大躍進的正帥和副帥，正好是原先領導反右派的正帥和副帥。這絕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本質性的現象，必然性的體現。
一九五八年的另一個規律性的呈現是，遠非一般所說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是代表「道」的右派，低頭一尺；代表「魔」的，即整風中說的「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現在成了「精」，也就是「魔」，氣焰萬丈。所謂「成精」，是指「三害」作出了橫行無阻、淋漓盡致的表現。全國規模的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瞎指揮、強迫命令、打罵成風……興妖作怪，興風作浪，颳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哀鴻鳴天，餓殍遍野（實際上不全是「遍野」，因為不準離家，所以絕大部分是餓死「在家」）。而所謂「淋漓盡致」，是因為都是上面壓下來的，全是正帥和副帥壓下來的，所以下面執行得特別兇猛，肆無忌憚，窮凶極惡。而這個「上面」也是明目張胆，毫不掩飾的。不像一九五七年右派所說：「三害」要從毛主席和黨中央那裏挖。現在不用「挖」了，已成了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了! 正帥和副帥就是「三害」的化身，他們每天一跳八丈高，茲以「趕超」為例以明之﹕
一九五八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要在十五年左右趕上英國，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趕上美國；五月，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七年超過英國、十六年趕上美國的口號；六月，毛澤東在薄一波的《彙報提綱》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兩到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九月二日，毛澤東在一封信中說：「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
關於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毛澤東對「一大二公」做了這樣的解釋﹕「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人多勢眾；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養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託兒所、縫紉組，實行工資制度，搞農業工廠，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制度。」
北戴河會議關於公社的決議說﹕「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人民公社實行公社所有，統一核算，分配推行供給制，導致窮富隊之間和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把自留地、家庭副業、集體貿易、小商小販統統做為「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公社化運動颳起了「共產風」。（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頁一四零）
我再舉副帥的一例：鄧小平麾下之中央書記處屢次麾軍前進，規定高指標的進度。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中央書記處電話會議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達的鋼鐵工業指標只能超額完成，不準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九月二十四日，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要求要達到日產鋼六萬噸、鐵十萬噸。（同上，頁一四一。）他們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在發瘋發狂。毛陶醉得飄飄然，忘乎所以，並假惺惺地「謙遜」得讓人噴飯：「如果我們先到共產主義的門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蘇聯趕上來，然後一起進入。如果我們先進去了，對他們不太尊重。」好像歷史的進程如同棋手擺弄棋子那樣隨心所欲。
說「趕超英美」，實際上含有「超蘇」的意思。中共黨內指出的這一點，點明了毛澤東搞大躍進的野心，這就擊中了大躍進的要害，揭示出大躍進的靈魂所在，也明察到大躍進中「共產風」的風源。毛澤東所有的政治行為，從動機到效果，都是遵循著從形成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到促成毛澤東的一人化專權的路線。離開毛澤東的這一動機，談什麼：「第一，長期落後挨打的歷史與遭受包圍封鎖的現實，使黨的領導人急於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第二，過分誇大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和社會主義制度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第三，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不切實際地套用了革命戰爭年代的成功經驗。」（李偉﹕《「大躍進」的起點與起因》）都是官方口徑下的掩耳盜鈴的手法。和下面的欺人之談如出一轍：「毛澤東一開始提出整風是好心好意，真心誠意，只因為右派猖狂進攻才急轉彎，起而反右；廬山會議，毛本意要反左，彭德懷的一封信迫使毛改變了主意，總之是要歸罪於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的猖狂進攻。」
（二）反右派與大躍進之浮夸風及其後果的關係
我們再來從後果上考察反右派與大躍進的關係。從這些關係中自然就可以暴露出反右派運動的反民主、反民生、反人民、反歷史、反科學的極端反動性。因為從探明反右派的起因，到看清反右派的後果，就能充分地證明他們是倒行逆施的反動派。
首先我要談談「瞎指揮」與反右派的關係。這裏，我不是僅僅指責他們是一群瘋子，一堆傻瓜，一群冥頑不化的傢伙，而是如朱正指出的那樣：「大躍進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結果。能看出點問題、敢提點批評意見的人這時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剝奪了發言權。那些沒有被划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眼看到不久前別人是怎樣成為右派，落到怎樣的境地，當然不敢再多說一句話。土法鍊鋼、打麻雀、高產衛星田、吃飯不要錢、對於這些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沒有誰敢說一個不字，大躍進就這樣沒有遇到一點抵抗，開展起來了。」（《反右是流產了的文化大革命》）
我必須指出的是，反右派以後，把知識分子打倒在地，毛胡說什麼「外行領導內行，這是客觀規律」，結果把經濟搞得一蹋糊塗，讓李銳先生們無限感嘆：「我們都感覺主席對經濟建設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來指揮就好了。」（《廬山會議實錄》，頁四十六）又如在大躍進中號召﹕不要迷信科學家，不要怕教授，對科學技術要又信又不信，往往是沒有學問的人勝過有學問的人。結果把破除迷信變成了破除科學。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在講到水利問題時，他專門講了「水利化與外行內行問題」，指出：「外行解決問題來得快，還是內行跟著跑。內行跟外行跑，恐怕是個原則，許多事外行比內行高明」。（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一八九）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又指出，外行領導內行，是一種規律。他說：「右派、中間派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只有內行才能領導內行，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處於被動地位，大多數共產黨員、工人、農民都不是專家。過去報紙在這個問題上，批駁右派不系統，講得不透。為什麼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因為人人既是內行，又是外行。世界上一萬種行業，一萬門科學技術，每人只能精通一行一門。一萬行中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說人人是外行。做領導工作，除了本行以外，把其他行摸一摸，熟悉一下，有點常識，是必要的。但是要熟悉得很，成行家，是不可能的。因為有許多工程師、教授看我們不起，我們也覺得自己不行；硬說外行領導內行很難。要有點道理駁他們，我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內行領導外行是很難的。（同上，頁三五五 -三五六）」
在這個反科學的蠻幹思想指導下，就產生了許多瘋狂的口號﹕
「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鐵」；
「開展小麥雙千斤縣、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萬斤高額豐產田運動」；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產一萬噸鐵、二萬噸焦、五萬噸礦石、十萬噸煤）運動」；
「兩年內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
「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產」；
「主觀能動性無限，巧婦能為無米之炊」；
「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
「共產主義就是一切生活資料歸大堆」；
「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
「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公共食堂萬歲」；
「傾家蕩產大搞鋼鐵」；
「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三天實現超聲波化」；
「貫徹指示不過夜，推廣經驗不過宿」；
……
據說河南省小麥畝產量放七千三百多斤的衛星，用的小麥品種是碧瑪一號。而培育這個品種的科學家趙鳳章卻說這個品種只能畝產四百斤。省長吳芝圃聽說，下令所有農業科學家，扛起鋪蓋卷，統統下放農村，向農民學習去。（這是我在勞動教養時，另一位農業科學家右派告訴我的）。這個吳芝圃在反他的上級——中共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右傾機會主義」之後，就取而代之，鄧小平表示支持他，說：「真理在你們這一邊。」（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八年八月號，頁四十七。）
其次，談談「浮夸風」與反右派的關係。浮夸就是誇大成績。誇大農業產量，叫做「衛星上天」；誇大鋼鐵產量，叫做「元帥升帳」。據新華社的公開報道，水稻畝產量最高達十三萬零四百三十四斤十兩四錢，小麥畝產量最高為八千五百八十五斤六兩，玉米畝產量最高為三萬五千三百九十三斤，其他農作物也都創造出了各自的高產記錄。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衛星」，是由徐水縣人民公社發射的：畝產山藥一百二十萬斤，一顆白菜五百斤，小麥畝產十二萬斤，皮棉畝產五千斤，全縣平均畝產糧食二千斤。
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毛澤東曾指出：「要使幹部學會善於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或者多數指頭和少數指頭……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的區別。我們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錯了一定翻跟頭……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攻其一點或幾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
在這種觀點指導下，結果就是只能講成績，不能講缺點和錯誤。誰講缺點和錯誤，就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在「大躍進」中浮夸風猖獗，卻受不到抵制，就是這種觀點造成的後果。
在反右鬥爭前，還有人敢對毛提出批評和建議，如張奚若、陳銘樞就曾批評他偏聽偏信、厚今薄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迷信將來、鄙視既往；在反右運動后，言者無罪變成「言者有罪」，並且「罪不容誅」。這就造成再也沒人敢講真話，尤其是不敢講與領導人意見不符的真話。「彭老總不是照樣講真話嗎?」他那一封信是在肯定大躍進的大前提下提的意見。就是說，在講假話的大前提下提的意見。就這也不見容於毛澤東；就這，他後來還得用更大量的假話作違心的檢討。我敢說，共產黨內找不出一個敢講真話的。黨外呢? 有，但也不多見，右派女英雄林昭算一個。遍及全國，更多更多的幹部是風馬牛（跟風，拍馬，吹牛）。其中的官僚左派康生、柯慶施、李井泉、吳芝圃等輩，罪惡昭彰，國人皆知；左派知識分子如錢學森之流的投機主義者也是助紂為虐，坑國害民，罪不可恕。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