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8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修訂版前言



一



本書在中國的出版雖然已經是7年以前的事情了，但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卻正好驗證了本書的預測。諸如書中談到的以權力市場化為起點的高度政治腐敗，政府迅速地黑社會化與「黑白合流」問題，農村政權流氓化的趨勢，貧富差距懸殊……，無一不是朝向更嚴重的方向發展。每每看到中國大陸那些令人頗感驚心動魄的惡性事件，看到政府為防堵民冤採取的那些令人髮指的政治暴力手段（包括全力鎮壓法輪功），以及一發不可收拾的政治腐敗與基層政權的流氓化，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當年還在大學期間，一位哲學教師上課談到馬寅初先生時所說的一段話：「做為學者，馬老是有幸的，因為他活著看到了自己的勝利，中國的現狀證明他當年要求控制人口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但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一定感到非常悲哀，因為這種現狀正好是他最不願意看見的。」

這段話，也恰好表達了筆者的感受：作為一位學者，現實的發展驗證了我當年寫作這本書時的所思所想是正確的；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確實寧願當年對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趨勢的預測是錯誤的。因為避免書中所預測的「西西里化」（另有學者稱之為「蘇丹化」），即基層政權流氓化、政府與黑社會共同治理社會的局面，正好是我寫作《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初衷。

正因為書中所談的一切為今日中國的現實反覆證實，這次修訂主要做了幾方面調整，一是增加了1998年以後的新數據與資料，並對舊資料作了一些刪節；二是做了一些結構性調整，如將2000年發表在《書屋》雜誌、被中國讀者視為《中國的陷阱》的「姐妹篇」，令中國政府極為震怒的《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作為本書的第十一章，並重寫了序言與結語－－以前在中國所寫的結語，因面臨太多不能直言的禁忌，充滿了曲筆－－作為本人對中國「跛足改革」的基本判斷。

二



這本書問世以來的6年，中國發生了許多事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個被西方社會視為中國政治民主化先聲的象徵，即中國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之間的聯盟。這一聯盟的形成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政治鋪墊，先是通過1999年修憲保護私有經濟，繼之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理論」，正式宣告政治、經濟與知識三類精英的合流。但讓國際社會不解的是中國政府與新富人之間那種撲朔迷離的關係：一方面，江澤民大張旗鼓地提出「三個代表」，為中國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聯盟開闢了一條制度通道；另一方面卻又有不少新富人（即「三個代表」中「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代表）因各種原因而成為階下囚。如華晨集團的董事長仰融，東北富商楊斌，還有號稱「上海首富」 、名下有兩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周正毅。這些雄踞富豪榜的中國新富們紛紛落馬，於是國際社會想不通：為什麼中國政府一會將富人捧上天，在「政治花瓶」即各級政協裏面給他們安放了座椅，以示「一家親」；一會卻又將他們作為罪犯拘捕，並曆數他們各種確鑿罪行，傳檄天下。人們被前後矛盾的各種信息弄得恍恍然與惶惶然：這些富人們到底是罪犯還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新寵？而許多投資中國大陸的商人也被折騰得一顆心有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在中國投資到底安全嗎？這種昨為座上賓，今為階下囚的命運什麼時候也會降臨我的頭上？」

其實，中國政府與新富人之間這種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的關係，完全是由於中國社會轉型期新富人致富的「中國特色」所註定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就是「以權力創造市場」的過程，這一過程沿著兩條線路推進：一方面將原來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經濟」合法化；另一方面是再分配權力從某些領域撤出，讓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在這一進程中，國家壟斷雖有所減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經濟資源，官員仍掌握著大量再分配權力，私人經濟的發展取決於它們與官場關係的密切程度。商人們最好的經營策略是與政府部門做生意，從制度轉軌過程中賺取部分壟斷租金，贏利更像是國家權力庇護和施捨的結果，可以說，在當今中國，「官員是造就國王的人」。在官員與商人相互依存關係的形成過程中，財富越來越成為權力的攫取對象，但卻還遠未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私人經濟對於再分配權力的依附性，決定了金錢勢力在國家權力面前還缺乏獨立性，也正因其缺乏獨立性，富人們雖然非常富裕，卻缺乏安全感，這是中國近年來富人們大量移居海外，中國大量資本外逃的原因。

這幾個富人成為階下囚各有因由。仰融利用一些外界無法知曉的因素成功地逃到國外－－他的落網可能會導致某一區域或某一層級的官僚系統癱瘓，為了「愛護黨的幹部」，有關方面有意放行。楊斌投靠金正日，想利用一場非常複雜的政治賭博保護自己，卻觸怒了中國當局；而周正毅是因為「拆遷」讓眾多平民破產，逼得他們為了生存不惜拼個魚死網破。但從他們幾個致富的途徑中卻可以窺出中國新富們最典型的「登龍術」：股市（當然要靠種種黑幕手法），房地產，與銀行合謀貸款進行各種「空手套白狼」的遊戲。而這幾個部門正好是政府權力干預得最多的地方。

中國政府絕非好政府，但表面上畢竟暫時還不敢將貪污腐敗作為立國原則，還得制定一些法律作表面文章，以向國際社會表示自己並非文明化程度不高的前現代國家，與柬埔寨、北韓、蘇丹等國家多少有些區別。由於這一點，再加上政治利益集團因利益而分立，都在努力抓別人的把柄，以爭取更多的利益，於是反貪污腐敗成了打擊對手、爭奪利益的最佳借口。每一個新富落網，引發的必然是一連串政治地震。可以說，這些富豪們演繹的故事只是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戲劇中的一幕而已，既非第一幕，也不是最後一幕，目前在台下觀戲的人說不定哪天就又成為戲中人物。

要言之，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中國的富豪們「其興也暴，其亡也速」的命運。這架政治絞肉機每天製造大量的肉羹，今天的幸運者可以分一杯羹，而明天說不定又成為被別人分食的肉羹。所謂「法律」，在中國只是政府手中的工具與道具，絕對不是弱者與失敗者（包括這些曾經雄睨一時的富豪們在內）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工具。只要中國的企業家與商人們還醉心於「為商須學胡學岩」，滿足於通過權錢交易積累財富，即使從蟲蛹化成了翩翩起舞的蝴蝶，最後也難保自己不步賴昌星、楊斌、周正毅的後塵，在監獄里體會「獄卒之尊貴」。

三



這6年間，中國人的心態變化也是必須加以注意的現象。我記得五年以前這本書問世之初，確實有風生雷動之效應，有朋友用「飲井水處皆能歌柳（永）詞」來形容其讀者面之廣。許多讀者告訴筆者，這本書將改革背後的黑暗揭示出來，改變了他們思考中國問題的思維方向。我還記得當初汪道涵先生每到一處，總不忘記向當地政府官員推薦此書，一些中央政府部門與地方政府機關還用公款購買此書，發給大家閱讀。即使是就在書出版之後的三個月時間里就對筆者下了禁制令的深圳市政府，也還因汪道涵先生的推薦運用公款買了三百多本。那時候，大家對中央懷抱希望：中央可能會被基層官員蒙蔽，不了解真實情況。現在，這些腐敗現象甚至根源都已經在這本書中做了淋漓盡致的分析，這麼觸目驚心，中央政府總得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吧？

我一直記得一位在深圳政府部門工作的處長對我講過如下一段話：「你這本書，我們處里大家都在看，但並不公開交流看法。政府官員並不喜歡你的批評，因為書中你批評的那些事情，有哪些我們沒幹過？但我們願意嗎？都是逼良為娼啊。比如深圳市福田區那塊幾平方公里的原生綠化帶，一直被作為深圳市凈化空氣的『肺』，所有的城市規劃都沒將這塊地列在開發之列。但因為位於黃金地段，多少高幹子弟打過主意，包括說句話中央就得聽的香港某巨富。深圳市實在是擋不住了，也得罪不起這些主兒，只好把荔枝林全部砍掉，將它建成一個城市公園，才算是擋住了這種需索。手握權力的高官變著方法搶，這就是我們現在的中國。這種政府能夠長期存在，才真是沒天理……我這些年到過歐洲與其它一些國家，相比之下，我們這些深圳人過的日子實在是太好了，我當然希望這種日子能這麼過下去。但為什麼這日子過起來總是不踏實，有幾個錢就想將子女往外送啊？就是因為政府與政府官員做的那些事，也讓我們明白，這日子長不了。這麼腐敗的政府，這麼腐敗的幹部隊伍，哪能過得長久？但我們沒辦法，身在衙門，不由自主。一個社會如果十個人中7個做賊，剩下的3個也得跟著做，要不然你就會被真賊當作賊來抓，因為你不貪污腐敗，別的人心裏就不踏實。……我們真希望中央真能認真抓抓腐敗，大家圖個長遠發展吧。」

朱鎔基就是在人們對共產黨政府還充滿期望的情況下登上總理寶座的，不管他願不願意，他都得承載太多的民意：清除腐敗，振興經濟，為中國帶來一番新氣象。頭角崢嶸的朱鎔基，果然出手驚人，接連砍出了開罪人甚多的「三板斧」：一是令中國人民銀行於1995年7月頒布「十六條」，緊縮信貸；二是果斷開倉放糧，1993～1994年，開倉放出國家儲備糧四百億后，算是砸到了通貨膨脹這條「毒蛇」的「七寸」上；三是砍項目，防止重複建設，調整產業結構。這三招在當時那幾年，算是招招見血，尤其是砍項目，使不少既得利益者們暗中痛恨不已。據說有人痛陳，砍項目太狠，砍得鬼哭狼嚎，朱鎔基慷慨陳辭：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只要於國家有利，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然而朱鎔基忽視了一點：他個人的力量遠遠小於制度的力量。在利益集團已經開始「俘獲國家」，並形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路，政府政策日漸淪為少數人的謀利工具時，大國總理個人的力量也是弱小的。就在他領導的國務院里，已經有人開始等著看笑話：「看這個堂•吉訶德還能再擋幾輛風車？」這位在中共政治史上少有的「堂•吉訶德」，在他不斷揮動「戰斧」之時，其失敗的命運已不可避免。

朱熔基執掌國務院的十年，正是中國政治體制嚴重拖住中國經濟改革後腿之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是中共政府運用計劃經濟積累了幾十年的國家資源啟動改革的時期，容易見功收效；而90年代的經濟改革，正是各方面資源羅掘殆盡之時，從八十年代延續下來的問題尤其是財富分配問題、農村基層社會的破產以及地方基層政權流氓化、黑社會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平心而論，這些問題並非經濟領域的問題，而且其引發的後果也不僅僅只在經濟領域內。但朱鎔基也只能將這些問題當作「經濟5問題」來對待與治理。這就有如用治感冒的葯來治理癌症一樣，只見大夫不斷用藥，卻絲豪不見藥效。

對朱鎔基的十年政績進行非議是極容易的一件事，用「說得多，做得少，做成功的更少」來形容就已經非常形象了。但關鍵是誰能比他做得更好？朱鎔基絕對清楚他將在青史上留下什麼名聲。2000年他已經說了一句「我只希望卸任以後，全國人民如果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堅守清廉本來是任何民主國家的公務員必須遵守的基本職業道德，在中國卻成了一位人望頗高的總理對自己的最高期許，這中間的無奈，真需要細細品味。

四



筆者的人生軌跡也因為這本書而被迫改變。在1998年到1999年間，中國朝野對清除腐敗多少還抱有一點期望，筆者的生存空間還只在深圳受到各種政治限制。但當中國最高當局發現腐敗已經成了不可清除的政治之癌，在中國當局眼中，筆者的批評自然也就成了「擾亂人心」之言，繼「陷阱」之後，筆者寫的一系列批評中國政府腐敗的文章，尤其是《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深深激怒了中國當局。在經受了特務長達兩年多的全天候監視及其他種種政治迫害后，筆者不得不忍痛逃離中國。這兩年當中種種噩夢般的經歷，至今筆者都不願意多去回想。曾有朋友要求我將自己的經歷寫出來，但我卻一直沒有寫作的衝動。除了種種不得不顧及的因素之外，最主要是因為現在還不是時候。但是在夢中，我還是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到中國，也常常因夢中「回去的經歷」而被驚醒，渾身冷汗。過去幾年的創痛，要想從心中徹底清除，恐怕不是短期內能夠做到的。

民眾的心態，尤其是精英的心態在這7年間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犬儒主義已經成了一種普遍奉行的生存哲學。不少中國人已經不願意麵對現實，他們的想法是：「只要我過得好，別人怎樣，不關我的事。哪個社會都有失敗者。」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讓人們將自己的良心負擔輕輕卸掉。2003年7月，曾有兩位回大陸探親的朋友對我談到過他們回國的經歷。一位已經功成名就的名牌大學教授對他們談到：「『陷阱』寫的雖然都是中國的現實，但我看著就覺得堵心，寫這些幹什麼？我已經不再年輕，也不想在自己年紀漸老，競爭能力與承受能力都弱化的時候，再在亂世中度過。有些事情，眼不見心不煩。」我無意責備這位教授，也相信持這種看法的人不是個別。但我卻清楚地知道，這種心態並不能讓他們就此自外于中國的風風雨雨，該來的一切最終還是要來。只要這世界上有一個「奴隸」存在，每個人都有可能淪為「奴隸」，因為罪惡的「奴隸制度」還存在，任何人就不能保證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子孫孫能夠不成為奴隸。

這位朋友談到的另一件事情讓我為之動容，儘管我見慣了「黑夜」。她談到，與她父母同住一所軍隊大院的一位女孩，其祖父是軍隊高幹，其父母都是高校教師，女孩大學畢業前夕在公司實習，受到上司的性騷擾，憤而離去。回到學校宿舍與同宿舍的女同學談起此事，結果同學們異口同聲地勸她：「你可要想清楚呵，這是個機會，別後悔啊。」這位女孩痛苦莫名，其父母親也憤怒傷心，無奈中得出一個結論：「就算是父祖兩輩保住了中上層社會地位，但兒孫輩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怎麼活啊？難道真要當婊子？」

我想起了美國與美國民眾。我來美國之後不久，美國經歷了「9•11」劫難，但美國人民讓我看到了什麼才是偉大的人民。我曾經兩次到一位美國農民家裡做客，男主人年事已高，不能夠再從事農活，現在幫電腦公司設計軟體。夫婦倆為人和善，心態開放，對美國的政府、政治以及國際形勢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國許多大學教授的看法未必比他們高明。我喜歡他們，當聽到他們從容不迫地縱談天下大勢時，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我們中國的民眾如果也能象他們一樣，能接受好的教育，能夠告別怯懦，不再崇拜權勢，可以無所顧忌地自由批評政府與總統而沒有任何擔心，那該有多好啊。我還想到了美國人的祖輩，是他們的負責任與勇於犧牲，使得他們能夠在地球上建立了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讀過這樣一個故事：美國獨立戰爭前夕，在「波士頓傾茶案」發生之時，移民們就要不要與英國這一宗主國開戰發生了爭論。最後的結論是；戰爭也許不是近期內必須的，但在未來卻不可避免。既然只是遲與早的問題，那麼就讓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不要將它留給我們的後代。

五



我還必須提到Scholar at Risk與the Scholar Rescue Fund這兩個項目，及其負責人Rob Quinn先生的熱情幫助。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是他們給了我及時的幫助，為我從國內逃出來的最初兩年提供了必須的生活條件與學習條件，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時期。 我還要感謝芝加哥大學與紐約城市大學斯塔騰學院，以及我在復旦的同學夏明教授，我來美國的前兩年是在這兩個大學度過，這段時間使我能夠學習英文並從身心交疲的狀態中得以恢復。

我還要感謝宋永毅先生，普林斯頓大學與Perry Link教授，他們給我提供了我亟需的幫助。由於許多原因，還有一些曾給予我許多幫助的朋友，我不能一一列他們的名字，但我將永遠記住他們的慷慨與熱情。在時下的中國，錦上添花之舉隨處可見，但能夠雪中送炭的朋友卻是越來越少。

我想藉此機會表達我對丈夫程曉農(Cheng Xiaonong)的深深感謝，我一直將這份感謝深藏於心。他曾經供職于趙紫陽建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1989年正當他應Friedrich Ebert Stiftung邀請在Deautche Institute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作訪問學者時，「六四」事件使他被迫流亡海外。由於有類似的經歷，他對我的遭遇特別理解。因為他的支持與關愛，我在海外才能夠繼續從事研究工作，大大減輕了流亡生活的孤獨與痛苦。

我希望有一天，我，以及與我命運類似的其他流亡者都能夠在免除恐懼的狀態下，有人格尊嚴地回到中國。因為那樣一個中國，正是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的目標。

2005年8月再稿於美國New Jersey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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