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5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四）不排除細節上改良；但在宏觀上，革命之外無出路！
毛澤東陰魂一日不散，黨天下就一日不會完蛋。我們意識到的歷史使命，唯一的是打倒黨天下。只有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反動派拚死維護黨天下，他們才是民主的死敵。共產黨的口頭禪「你死我活」，用在右派與黨天下不共戴天這一點上是唯一的結論。而打倒黨天下，就要從驅散毛澤東的陰魂做起。
毛慣用的策略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和「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體現在反右運動中，前者就是「引蛇出洞」，後者就是在各個單位搞左、中、右排隊，揪出佔總人數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右派分子。在右派中還要分極右派，一般右派，中右，對於極右是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個事實，對於我們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毛澤東思想（包括策略思想）作為軟體已輸入進每個共產黨人（特別是幹部）的腦中，他們在與你打交道中就必然會施展出來，你如不設防，則必受其害。例如毛髮動文化大革命時提出「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群眾和幹部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百分之五是壞人。劉少奇是百分之五中之最壞者，是第一號走資派。但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卻將毛之故技重演。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彙報會上指示李雪峰、吳德，打右派學生「不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十三日，劉少奇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關於文化革命的情況和意見》，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鬥爭和戴帽。」這和九年前毛反右派的自稱「陽謀」，一模一樣。劉少奇與毛朝夕相處還不能免於中他的陰謀，料不到毛會對他「請君入甕」。在毛一面是由於招數高，在劉一面是由於有利己害人之心。試想，如果不是黃鳥逮住螳螂，那麼螳螂將會用陰謀詭計，心狠手辣地捕捉蟬。毛的「誘敵深入」，用什麼「誘」呢？曰：利誘。毛的「各個擊破」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逐個擊破，就是百分之五，百分之五地擊破，你切勿認為只擊破他，不擊破你。例如舒蕪出賣了胡風，想得到利益，但到了反右派時仍被劃了右派，打成敵人。吳晗反右時想從出賣知識分子，出賣民盟盟友中得到利益，結果，在文革中賠上了自己的一條命。應了那句諺語：「你想他的利，他想你的本。」當你和中共打交道時，應把這句話貼到你的座右。吳晗等不可勝數的人，不是坑了老本兒嗎？這就是我說的兩方面意義中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全國各個單位按左、中、右排隊，結果就弄清了陣線，營壘分明。這是一項寶貴的資源，若非毛澤東作，我們是沒有能力作到這一點的。這樣，他知道了，我們也知道了：誰是左派？誰是右派？誰是中間派？同時，通過反右派，使我們學會了，掌握了用「派」的觀點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看中共時，不能囫圇呑棗，一定要按他們的表現, 把毛賊及其一小撮從整個共產黨中提取出來。所謂「黨的政策」其實是黨內占支配地位的「極左派的政策」。例如，他們對孫中山民主革命採取「掛羊頭，賣狗肉」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的復辟派；陳獨秀就持有異議。在抗日衛國戰爭時期，堅持「讓日本多佔地」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賣國派的主張；彭德懷反對過，王明更主張真心擁護民族統一戰線。勝利后，搶城市，奪地盤，在全國興風作浪而又以「和談」為煙幕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內戰派；劉少奇提出的是「和平，民主新階段」。奪得全國政權后，實行激進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冒進派，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周恩來提出反冒進，鄧子恢實行「堅決收縮」、大批解散合作社。反右派鬥爭是以毛澤東、鄧小平為首的極左派搞的，據李志綏的回憶錄中說，陳毅對反右派就持否定態度。更別提黨內也存在有大量的右派了。歷來如此，于反右派中看得尤為清楚：共產黨看黨外人士，有的為敵、有的為友，可在黨內看不同派別則一律視之為敵。例如，一位普通的老共產黨員王若望被劃了右派，只因他堅守著良心，就成為了「專制獨裁」派不可調和的敵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對他進行了嚴酷的迫害，直到驅逐出國，客死異國他鄉。王老從未從民主陣地上後退一步，成為民主運動中最堅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澤東為首的自稱「無產階級司令部」，實際已成為孤家寡人，一小撮的專制獨裁極權派，他在共產黨內也是極端脫離群眾，與大多數黨員、幹部為敵的，跟隨他的，幾乎屈指可數。他何以能以寡敵眾呢？就是長期以來灌輸毛澤東思想，造成了對他的個人迷信，捆綁住了人們的心靈、手足。也就是王若望先生指出的：「人人心裏有一個小毛澤東。」
文革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代表改革派，他遇到了文革派與保守派的反對，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則代表保守派，遇到改革派的抵制。鄧自己說：「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為什麼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因為四項基本原則是脫胎于毛反右定的「六條標準」，其靈魂是「黨天下」。這和他後來反對自由化是一脈相承的。他受到胡耀邦的抵制。他說：「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去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鄧小平文選》三卷，頁二一一）至於他搞「六四」屠城則更暴露了他毛派原有本質的猙獰面目，眾所周知，他受到趙紫陽的抵制。他有罪惡，也有功勞，大概可作倒三七的評價。
至於他的接班人江澤民，則純粹是一個頑固的「黨天下」派。他拉幫結派排除異己，他鎮壓民運人士從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同人等）到全國，他承認與俄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割讓祖國領土，他從自己做起，扶持太子黨，他包庇貪官污吏，他迫害法輪功，犯群體滅絕罪……對他評價倒較簡單：功無寸分，罪莫大焉。
這些分析說明，不管是文革前，還是文革后至今，所謂「共產黨的政策」全屬派的政策，並且，一條基本紅線貫串下來的，是毛澤東思想，所以實際上都是毛派戰勝了別的派。但名堂甚多，相對於改革派，則名曰：保守派;相對於要求實行多黨制的，則名曰：頑固的「黨天下」派；相對於反個人迷信，則名曰：斯大林主義派；相對於走資派，則名曰：無產階級司令部或文革派；相對於保皇派，則名曰: 文革派；相對於右派，則名曰：左派；相對於穩健派，則名曰：冒進派（后美其名曰: 躍進派）；相對於民主革命派，則名曰：專制復辟派。而這些鬼名堂有一個共通的性質，則是後者對前者的「反動」。故名曰：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則名至實歸。名正而後言順。很多人不明真相，說民主運動「反華」或說「逢中必反」，其實，不但不「反華」，不「逢中必反」，而且也不囫圇呑棗地「反共」或「逢共必反」。可以毫不含糊地說明，民運運動主流是旗幟鮮明地反對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集中於一點就是反對黨天下。
對中共黨內的改革派，民主派，自由主義者……則要引以為朋友的，甚至要引以為良師的，如王若望、李慎之、李銳、蔣彥永等。劉賓雁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呀！他就說，「毛澤東是反革命」，是「中共黨內的反動派」，並且我在美國之音中文網上看到：「劉賓雁說，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沒有這種反人道、反人性，中國的革命也不可能勝利。」這裏，他還深刻地揭示了「中國的革命」取勝的本質原因，即：「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勝利。」
我們相信，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共產黨人的大多數，從貪污腐敗、特權橫行、糟踏法制、鎮壓民眾、剝奪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中，都看到了「黨天下」為患之烈，是萬惡之源。取消「黨天下」的歷史條件已經爛熟，踢開國家現代化道路上的絆腳石——「黨天下」，是我們的歷史使命。讓我們從批毛開始，徹底驅散毛的陰魂，連根拔除, 並用烈火焚毀這棵毒木——黨天下，這便是完成我們的使命所要進行的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的工作。我們既不能放鬆使命感，又不能熱鍋上爬螞蟻。須知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故需既要從長計議，又要只爭朝夕！
打倒黨天下，當然是打倒這個黑暗、腐朽的反動制度，但堅持這個制度的是中共反動派。所以就一定要打倒中共反動派。誰是中共反動派呢？你總不能說只有毛澤東一人。因而要有個標準，就像毛澤東反右派定了六條標準。我們就用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為標準：凡是個人相信四項基本原則的，算是信仰自由：凡是自己頑固堅持而又強迫別人堅持，並加害於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劣跡斑斑，則為中共反動派。「如果是非黨幹部呢?」「必為黨外布爾什維克；往往比黨內的還惡劣。」
右派分子林昭他們，在其革命組織「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的刊物《星火》上，發出召喚：「共產黨已經腐朽，需要一次革命。號召黨內健康的力量組成『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起來革命。」
民族英雄林昭在前！我們要把她「怕死不反共產黨」的革命精神，貫徹在 「打倒黨天下! 重建新的大中華民國」 的行動中。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