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 右派言論的歷史定位
關於右派言論已經寫了這麼多，但仍只是如前所說「掛一漏萬」。在世界共運史上，從來也沒有人像右派們那樣，翻箱倒櫃，把毛澤東、共產黨的醜惡和罪惡作如此廣泛、系統、深刻的揭露。當然不是說，從此以後共產黨的謊言再無市場了，相反，有些中共用以騙人的謊言，至今仍有許多人聚集於其旗下，就像蒼蠅聚集在中國農村露天廁所起鬨那樣，嗡嗡嗡！嗡嗡嗡！嗡個不停。
以「殺氣騰騰」而聞名的右派，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的老布爾什維克葛佩琦先生，早已說得斬釘截鐵，一清二楚：「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以上言論登在五月三十一日的《人民日報》上，六月五日第二次報道他「繼續發表反共言論」：
「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複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那麼一天。」後面這段話不是和陳雲等發出「亡黨亡國」的警告一樣嗎？只是右派之言在先就是了。我所以列出如上的右派言論，就是要證明，現在很多人的「英明見解」，右派早已有言在先，右派曾進言克服弊端的辦法，從建全法制到取消黨天下，每個字都是右派的一滴血。今天的人們只有接力下去，從一九五七「大鳴大放」，到一九五九「廬山風雨」、到一九六零年代「燕山夜話」、到一九七六「四五運動」、到一九七九「民主牆」、到一九八六「自由化」、到一九八九「六四」、到二十世紀末以來海外民運、國內維權、法輪功修鍊者維護真善忍、直到現在追求共和的「黃花崗精神」光照大陸。試看目前形勢：風吹樹、風滿樓、前仆後繼，風起雲湧；指日可待：揭竿而起、立竿見影、鍥而不捨，一桿到底！我們將以完成共和大業告慰孫中山、儲安平、王炳章之夙願；同時也庶幾乎不負林昭、劉奇弟、馮元春之青春血、少年頭。
（一）誰敢太歲頭上動土? 唯我資產階級右派
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向共產黨、毛澤東猖狂進攻的右派言論的，其炮火之密集、其太歲頭上動土之猛烈，其維護憲法、法律之旗幟鮮明，在整個大鳴大放中，首推為胡風翻案；反對個人崇拜、反對黨天下等等，雖也具有這種性質，但畢竟不夠「猖狂」。
大致情況是，知識分子作為人民的代言人，在政治、經濟、法律、外交、學術思想、科學、技術、教育、人口、社會、新聞、出版、文學、藝術等等方面，不僅大大擊中時弊，而且在正確診斷的基礎上提供了許多療救的治國良言。
「難道『殺共產黨人』一類的話也是良言嗎?」正如當時另一個右派所作的辯解：「葛佩琦說『殺共產黨人』，他並沒有真殺，也不是說今天就殺，而是說如果繼續腐敗下去，總有一天會發展到這一步。」我們今天來看，多少省部級（還有更高職位的國家領導人），司局級，縣處級……越往下自然是數量越大的貪腐乾部被殺！難道這些被殺的幹部不是「共產黨人」而是「國民黨人」嗎？當年葛佩琦只是發一通憤激之言，可萬萬估計不到真的會殺這麼多的共產黨人！更估計不到：「民以為少也。」群眾說：「全部槍斃，可能有冤枉的，隔一個槍斃一個，就會有漏網的。」這班兒替死鬼向毛澤東訴苦道：「你老人家當年要是聽了右派的話，怎麼能發展到如今無官不貪，形成制度性，結構性腐敗呢？你看殺的這些共產黨人官位多高，數量多大呀！幸虧你的傳人，江核心採取『該保就保』的政策，否則……」說他們是替死鬼，決不是想像出的比喻，而真的是替死鬼。他們既是被「黨天下」害死的，又是作為「黨天下」的替罪羊而死的。有一天，黨天下因多行不義, 惡貫滿盈，終將會由歷史法庭審判，驗明正身，給它的頭上打個「X」號而立即執行的。右派的每篇言論都是遞上去的狀紙，其中對罪魁禍首毛澤東本人的指控，也為毛生前歷次運動所僅見——誰敢太祟頭上動土？唯我資產階級右派。
儲安平反對「黨天下」的意見，在題目上就點著「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名字，是直接提給「老和尚」的。
曾彥修先生在鳴放會上直接斥責：「出版工作去搞些沒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為了規定《毛選》在全國同一天發行的組織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實在是無聊。」
王尊一先生鳴放的題目是《「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裡挖》，有理有據地提出質問：「那麼我們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裡挖掘一下呢？」而且在六月十二日的《陝西日報》上更載有他的大聲疾呼:
我要向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呼籲：一、開放政權，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民民主國家；二、真正給人民以思想言論的自由，解放人類個性； 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寬些，給人民以真實的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我要求你走下你的寶座，深入農村，看看農民的生活情況。
在獄中，林昭給《人民日報》的信中寫道：「長期以來，當然是為了更有利於維護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辭藻的總匯和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
肯定是： 對著毛「有人說，這是陰謀。」否則，毛何需詭辯：「我們說，這是陽謀。」呢？九三學社副秘書長李毅說，北京也還有許多人顧慮重重。歸根結底，都是怕打擊報復。他們說：鳴，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他希望 ，領導上應從政治上，組織上作出進一步的保障，希望毛主席撐腰，公開講講不準打擊報復。（《人民日報》五月二十一日）他當然不知道毛澤東已決定要打擊報復，但這在客觀上是將了毛的軍，戳穿了他的陰謀花招，主觀上也提醒人們要防患於未然。上面提到的王毅齋在會上的發言，曾說過：「毛主席的威信是否太高了？」
林希翎說：「在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張中曉對毛主席的延安座談會的報告做了批判，是否惹主席大怒了，冒犯了。」人民大學歷史系講師許征帆批判林希翎道：「她又一口咬定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之所以被逮捕，是因為他們竟敢於批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句話就是把我們敬愛的領袖，勾畫為胸襟狹窄，意氣用事，無法無天的『小人』。這還不夠狠毒嗎？對毛主席進行這種人身攻擊，我們是絕不能容忍的。」（《教學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七期）問題是，這些所謂「人身攻擊」，是否恰好符合事實呢？
林希翎在北大演說中還說: 「他（胡風）反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現在看來，胡風假如偵察中沒有其它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見，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趕快解決，這方面我向主席進一言（主席這裡是有錯的，但也沒關係。）」「我們沒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審判員說了算。如肅反問題，是否擴大化，我感到是擴大化了，主席說沒有，我不同意。」
對毛一手製造的胡風冤案，張百生說：「胡風及胡風集團是反革命分子嗎？根據前些時候公諸於世的材料看來，說他們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偶語者棄世』的做法，仁人志士誰還敢開口！這樣只能堵塞言路，助長『三大主義』，葬送革命。胡風問題已過了兩年，為什麼還不公開審判？我們要求黨中央如果打對了就立即公開審判，如果打錯了就馬上開釋，並恢復其名譽。」
對胡風定案提出批評，還有當時是四川大學學生的馮元春，她直斥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是劉邦一類的獨裁暴君。
戴煌之所以划右派，是由於反對對毛澤東的神化以及反對毛澤東要犧牲一半中國人進行世界革命的荒謬而反動的政治野心；前面已有詳細的論述。
陳銘樞對鄧小平左手捂、右手蓋的毛的品質，進行了揭批：「凡是舊創造者，執國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絕無偏見，明察秋毫，謹慎將事，精誠坦白，亦不裝假，豁達大度，為國家而不為名利。並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國華盛頓然。偉大的毛主席不是如華盛頓然，而是與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不周，自然為黨見與感情所沸動，喜功好大，難以制止……好好的一個優良的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弄到中國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忙於鎮反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光榮的、偉大的毛主席，還沒有搞清楚歷史文化和本國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鬧了一些什麼總路線的新名詞，無產階級專政的什麼經驗……這些多餘的新名詞，在愚民的蘇聯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國不會有人重視。」
屈武曾以《駁斥陳銘樞給毛主席的信》為題發言道：「右派分子政治野心家陳銘樞，在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陳銘樞的這封信雖然不過三千來字，卻構成了一個十分完備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和行動綱領。他攻擊毛主席『好大喜功』，在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輕信幹部的虛偽彙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緻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在察人聽言，決策定計方面缺乏『睿斷』，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輕畸重，失緩失急』。陳銘樞說：『我深感於黨的領導諸同志，一般都缺乏個人師友的關係……對人的精神生活，總不免於失之單調……』陳銘樞在信里向毛主席說：您所常接觸的黨外人士『仍多趨附之輩，耿耿不苟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他說：『建國后，黨化敵為友，對來自舊社會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從效用出發，少能兼及其品格與能力的遴選，不次拔擢，累累若若，闒茸滿目，修潔潛光，至於貪天功者有之，不虞之譽者有之，爭名獵位，祿蟗充斥。我感到你有時尚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的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混淆黑白，投其所好。俾斯麥曾對威廉第一說過：『對相隨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馬勛勞，縱有不肯，不忍也不能去之，繼起所說，新硎初試，必能割此癰疽』。」李濟深說：『陳銘樞是張牙舞爪，喪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他幾乎逢人就咬，醜詆擁護共產黨的民主人士，醜詆黨員，團員，甚至詆毀毛主席這樣不好那樣不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整風辦公室，《揭露批判右派分子陳銘樞反動言行大會發言彙輯》，一九五七•十二）
吳茂蓀揭發陳銘樞用「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言，鄙夷舊的」四句話批評毛。「陳銘樞污衊毛主席『好大喜功』，並要毛主席『更加深入體察，以求究竟』。他認為毛主席『過分鄙夷舊的』，『對古典文學尚有不尊重之處』。」（《人民日報》七月十五日）與陳銘樞相比，章伯鈞、羅隆的評價，就更一針見血了。「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毛主席這個人很厲害狡猾，比歷代統治人物都凶。」
章乃器曾說過：「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在鬥爭他的大會上，他還非常含蓄地指責毛澤東言而無信、自食其言。你可以查一查當年的《人民日報》，他反駁別人的批判時，往往引用「有人說」。雖然大家全都心知肚明，但還是有自作聰明的左派出來戳穿這層窗戶紙：「我知道，你說的『有人』是指『毛主席』！」毛說話不算話的不要臉的嘴臉上蒙的一層紙，經傻孩子左派一揭，不但挑明他娘明鋪夜蓋，偷養漢子的事，而且還是平添了些許黑色的幽默，白色的尷尬。
清華大學一個署名「一個清華人」的，題為《我控拆，我抗議》的大字報，其中寫道：「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胡風哪一條子構成反革命分子的罪狀呢？還不是由你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們的身上!……他要殺你時，還不用自己動手，還可以動員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臉不認你，親手殺你死！這是理性的社會乎？這就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啊！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面貎啊！獨裁者，你們已經是殘暴成性了。在延安十二點鐘一聲炮響，你殺了多少所謂可疑分子呢？這就是你們的所謂『純潔內部』，『三查』和『整風』啊！所謂什麼聖地延安，王實味不過在《野百合花》中說了一聲大灶、中灶、小灶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的學生他們在前線拚命，而你們在延安呢？花天酒地。甚麼窯洞生活，什麼棗園清苦，抗大學生看到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實后，在一個晚上打死了二十多條豬吃掉了。而你們利用了『純潔內部』，活埋了多少人，這不是事實嗎？你們自己也發現這樣做會有根本的動蕩時，你們的沒有人性的理論出來了：委屈是應該的，為了黨的利益委屈以至犧牲是光榮的……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裡，他們遭活埋了，他們遭自己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這就是『同志』的涵義呀！（《陽謀》第一八五-一八六頁）
針對毛澤東說的：「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三六八）北大學生王國鄉在《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中說：「我認為民主不僅是一種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產主義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末建成社會主義后，就不再要民主了。——這多荒謬!」……
矛頭直指毛澤東的批評，遠遠不止這些。就憑這些，他的罪惡就不在斯大林之下，如果能得到清算，中國人民可以避免的、能夠量化的浩劫，則是至少少死半億人以上。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