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2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黨外人士應有職有權，不要以秘書、助教干涉我」

黨委制是需要的，但是黨的神經系統（組織系統）如何搞須要研究。黨對黨外人士既然政治上與業務上是信任的，就應有職有權，讓年青黨員領導黨外人士是不妥當的。我在很早就靠近黨，我的覺悟與水平都不比新黨員差，不要以秘書、助教來干涉我，讓預備黨員來領導我就不服。

「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級知識分子中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

我始終認為我校黨群關係不好，高等學校黨委對高等學校的特殊性沒抓住，在高級知識分子中屬公安部門的問題不多，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過去好像認為黨外人士不可靠，這道牆防範得太厲害，鬥爭一個人容易，要挽回就難，感情不容易恢復，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問我：「究竟師大黨群關係怎麼樣」？我說以我為例是很好，但這在學校方竟是特殊的。外面對我校統戰工作印象不好，對我們的黨群關係有一定的看法。校內有些負責同志缺乏自我批評的勇氣，我曾幾次進言。如評薪工作，黃葯眠、蕭璋不了解情況，李筠雖好但不懂業務，黨委除了兩個老頭都是年青的，情況不了解，決定級別不準確，何副校長告我有四人不滿。實際不如此，我現在半官半民，我了解情況，告訴何副校長能改就改，不能改就應吸經驗教訓。

「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

毛主席在八大開幕詞中指出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我聽了非常高興，老虎一捉就捉對了，這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

知識分子不會造反，學校里不只是公安工作，而問題是宣傳、教育、統戰部門的工作，要團結、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興。

「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個主義都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籠罩一切，教條主義充滿教研組，現在有些教師談虎色變，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這些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教育事業，這樣的壓力怎能發揮他們作用。這一年來情況好些，但基本情況末改。如教育系教條主義的統治從領導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說不見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變。主人翁的感覺是從主人翁的地位而來，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沒有什麼用處，虛偽的東西沒有價值。

「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學校的三條老虎，首先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在教研組中的統治最囂張，據馬特反映：邏輯學寧可請人大年青人來給政治教育專業教課，而讓馬特去教外系本科學生。官僚主義在高等學校為害最小，我與方銘說黨委應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學習，使三條老虎收斂一下。黨團員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非常突出，如政治經濟學和哲學教研組有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應從黨員先檢查，根據中央精神在群眾面前檢查自己。後來黨委布置學習八大文件時說要體會精神，不要聯繫實際，這說明黨委不正視工作上的缺點與錯誤，黨委常對錯誤做解釋，這樣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學校不愛講話了，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黨政負責人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

校黨委在貫徹與高校有關的政策不夠及時，瑣碎小事做得周到，有時很細緻，這是思想作風與工作作風問題。做事不敢負責這是不好的，黨政負責人對自己要做的事考慮要細緻，與群眾商量后再做，如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封建社會的正派人也有這種道德。黨委一般同志對問題愛解釋，如我向張斧提出百家爭鳴政策在我校的貫徹問題，張說：「我們沒抵觸。」但實際我校漠然無聲，這是否抵觸？中央政策不執行就是抵觸，不願承認錯誤，這是對中央政策的態度，黨組織不貫徹政策應負什麼責任？可能黨委意見不一致，戰鬥性不夠，疲踏。

「黨委整風應行動起來，不要人家『將軍』、中央鞭策才搞。」

整風道理已不用再說，應行動起來，做為黨組織這樣疲踏不應該，要人家「將軍」才搞，我向張剛說這樣疲踏不行，學校有些同志誠誠懇懇為黨工作，但有缺點：一、群眾路線走的不夠；二、末變外行為內行；三、政治敏感不夠。黨中央非常有決心，通過整風運動來調整人民內部矛盾，我校黨委等中央鞭策才動，應用種種辦法如大會、小會、個別談，打開道路，爭取主動，體現中央政策，聽取群眾意見，黨委個別同志決心不大，老一套想過關。黨委是否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指示精神還值得注意。

「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義是存在的，如人員錄用、留助教問題上，中文系去年留二十幾個助教，只有一個非黨團員，有的業務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業務很好的，沒有反動的，但因為這些不是黨、團員，這些人很有意見，留下的助教也認為不公平，這是完全的嚴重的官僚主義。我們做的是人民的事業，不是黨的家務事，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氣憤，團員也不平，黨委應查清這件事。

黨委要下最大決心來改變作風，群眾是我們的，如一意孤行則會脫離群眾。（《師大教學》一四六期）

中小學的情況可以從《解放日報》（五月十日）邀請的二十二位中小學教師座談會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師範學校王浩川說：我們的校長（也是黨支部書記）站在雲端上，只顧作經驗介紹，而不抓學校內部的教學工作。在「評優」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氣氛。群眾認為一位蒙領導百般偏愛，事事出風頭在先，吃苦頭在後的教師，不應該享受優秀教師的榮譽，校長不但不考慮這些意見，還批評大家文人相輕，還在區里介紹本校「評優」經驗，說得頭頭是道哩！很多教師對工資改革預先定好級別，討論時草草收場不滿意。在評級中，全校黨員除一人外，都是評的最高級，而工作質量與教齡都超過他們的非黨員教師卻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難的人得不到照顧，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幹部，卻可以搬進新屋。校長搬進了新屋不算，還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裝修費，據說這是有關組織同意的。

上海建築工程學校林炳彰說：大家對領導偏聽偏信，造成了「牆」，很有意見。一個教師說，我有話不願在小組會上講，情願在大會上講，怕彙報的人走了樣。一位教師說：一個黨員的假話勝過十個群眾的真話。（這決不是個別現象, 黨員和積極分子就是專門吃這碗飯的——紫丹）

第三師範學校過唯一說：我們這裡有這樣一個黨員，一開口就是「我是吃過苦的。」他對待群眾的態度是怎樣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來，那同志哭了，我就跑進去同那同志談了幾句。當晚這位黨員就找我去談話說：「你在外面講我壞話。」接著就兩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師說：「還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發生什麼事情，我情願替他代課。」他和群眾關係的壞，可見一斑。（反右之後，同事之間連這類的真話——共產黨叫做是「落後話」或 「反動話」，都已經聽不到了。能聽到的，連夫妻之間都清一色是共產黨如何、如何地好！）

控江中學趙寶禮說：我是畢業班班主任。初三有十二門功課，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門課又抓得很緊，差不多每天有測驗。這學期還要考全年的課程。學生的擔子已經很重了，跟隨畢業來的是升學、自學、勞動等問題，於是又得進行思想教育等工作。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團要管，管得學生更忙了，一聽大報告就是半天，大會之後又是小組討論。有些團員和幹部還要先開幹部會，弄得學生功課學不好， 缺了課又無時間補，身體也累垮了。我們班上就有兩個學生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醫生讓他們休息，有一個還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對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還提到了校舍問題。他說，我們榆林有些小學的校舍條件實在太差了，白天開電燈上課，六十個人擠在一間陰暗的小教室里，鼻子都碰得著黑板。應該照顧孩子們的健康。

以上這些意見，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問題。

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沈澤宜和張元勛用大字報的形式發表了他們的詩《是時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傳頌開來：「青年人放開嗓子唱，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都寫在紙上，不要背地裡不平，背地裡憤慨，背地裡憂傷，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來，看一看天光，批評和指責，急雨般落在頭上，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我的詩是一隻火炬，燒毀人間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攔，因為它的火光來自『五四』，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軟和的調子唱和風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裏的歌，作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時候了，向著我的今天，我發言，為什麼有人說集體沒有溫暖，為什麼有無數牆壁在我們中間，為什麼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談，為什麼……為什麼…… 我含著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歌唱真理的兄弟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內就貼出了幾百張大字報，提出了團委會無權向學生髮號召，反對必修政治課，取消黨委負責制，徹底開放一切禁書，言論集會結社絕對自由，黨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開闢自由論壇，對肅反被斗錯的人要道歉——即以肅反斗錯的人為例：

西語系顧文選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一九五五年由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在全國搞肅反運動，他在公安局裡親眼看到了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迫害。他看不慣，替人說話，結果也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他說：一九四九年他十五歲，他在杭州「參加了革命」，入了團。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里的領導人就布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連續斗他幾天，他仍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爭他的同事的毆打，打得非常厲害。他回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銬把他反銬，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副局長后，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裡把他上了腳鐐手銬關起來，關了四個月。他認為逮捕他是違法的。理由之一是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后三十六小時內一直沒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例。他還說，監獄內伙食很差，蚊子很多，獄規很苛刻。他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還一一告訴了監獄里吃的東西。他說他說的都是事實，不會有一分造假，可以調查。他在大鳴大放中申訴了肅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鬼話，結果，回答他的是，又划為右派，又一次打入監獄，屢經曲折，于文革中被槍斃。（王友琴《並非一個人的遭遇》）

在這一點上與筆者的經歷有一部分類似。筆者在前面已點到在肅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時被划為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說，肅反中的積極分子很陰險。」所以，我在勞改中要從垂死中掙扎過來，就是為了能到後來給控訴中共的罪惡多留下一個活口。這就成了我後半生的人生意義。我和別人所經歷的事實表明，共產黨為了證明他錯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確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來捍衛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說：「不服教師挨死打。」當我的「錯划」右派得到「改正」后，有一次領導跟我談思想問題，說「別的右派得到改正後，都表示感謝黨給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為黨工作幾年。沒有人像你一樣耿耿於懷，憤憤不平，像是黨欠你幾百大錢！」

我說：「鄧小平，胡耀邦都說過，『要講兩句話。』『我感謝黨給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話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裡去了？』」

「你這個人，右派本性未變。」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