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1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十二）反對奴化教育，發展學生的主體性; 取消黨委制，實行教授治校
現在再來看看由黃葯眠、費孝通、吳景超、褚聖麟、侯在干、李西山、陶大鏞、陸近仁組成的工作組並由黃葯眠執筆寫成的《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
「目前高等學校中存在有好些問題，問題之所以產生，我們認為主要是由於：一，有許多黨員同志對黨中央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認識不足；二，有許多黨員同志沒有掌握到學術機關的特點，錯誤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權機關等同起來；三，有許多黨員同志的民主作風不夠，高等學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眾商量，甚至有些人錯誤地認為一切由黨員包辦，才算是實現黨的領導；四，有些黨員同志沒有充分認識到知識技術力量在近代國家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黨員同志對於目前要辦好高等學校，究竟應該依靠誰，沒有明確的認識。
「除了這些有關思想認識的原因以外，學校的領導機構也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學校是用校務委員會來執行領導的。後來學習蘇聯，採取一長負責制（實際上也並沒有執行過）。黨『八大』以後又改為黨委負責制。最近人們對於黨委負責製表示了不少意見。但究竟什麼是學校黨委負責制，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黨中央對這方面的具體規定。比方黨委負責制和普通機關里的『黨組』有什麼分別，它和校長，校務委員會之間的關係如何？我們也很難說出一個輪廓。既然對於這個制度，我們還沒有研究，因此我們也就很難對它表示意見。不過就目前的領導機構的情況看，的確已經顯露出好些毛病。如嚴重的以黨代政和黨政不分的現象，如校務會議多流於形式，如非黨幹部有職無權，如群眾意見很難通過一個組織系統反映上去，發揮監督作用，如系秘書實際上領導系主任，如在教師中占相當大的比重的民主黨派，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胡錫奎批判說：「在這個以『建議』作為幌子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綱領的第一部分里，右派對黨，對黨員進行了惡毒的攻擊，把在高等學校里工作的黨員刻劃為『不懂政策』、『不學無術』而又『專斷獨行』的『獨夫』。把黨委制描寫為產生『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東西。右派分子捏造了這些莫須有的罪狀，正是為了給從各個大學里趕走共產黨員，消滅黨委制的這個陰謀提供論據。綱領的第二部分，窮凶極惡地干涉了黨的內政，擅自規定限制黨在各大學的活動範圍的清規戒律，甚至限制共產黨開會與說話的自由，這種限制有些類似國民黨反動派的《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綱領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製造了種種委員會，其目的是通過他們的活動，使共產黨的領導權化整為零，全部消滅。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圖設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絕對優勢的校務委員會，作為高等學校的最高領導機關，表面上是要擴大民主，而實際上他們的校務委員會是不要校長參加的，他們規定『黨的校長或副校長對於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持不同意見時，他可以有否決權，但如果這個決議第二次被通過時，則決議仍必須執行。』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否定黨委制代之以校務委員會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實行篡奪領導權的明目張胆的陰謀計劃。這個陰謀計劃是要保證右派可以在高等學校中橫行霸道，為所欲為，把高等學校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據地。」（《人民日報》七月三十日）
在教育問題上，右派的主要觀點是，在領導體制上反對黨委制，黨員特權，力爭「民主辦校」，「教授治校」。在課程設置上，主張恢復社會學（如吳景超等被批為「實質是要擴大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進一步奪取思想陣地向馬列主義進攻。」）。當然，同時也反對一切照搬蘇聯，對蘇聯所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洋奴思想，以及反對罷黜百家，獨尊馬列。
在教育思想上，主要表現在錢偉長所提出的培養目標上。他認為，高等工業學校把培養目標設定為工程師是不現實的。如果培養目標是工程師，那就必須把有關的各項知識全部傳授給學生，可是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他說，必須把培養學生具有獨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識傳授給學生二者嚴格區別開來。高等學校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全部知識傳授給學生，但是高等學校必須給學生打下一定的理論知識基礎，訓練學生在一定範圍獲取新知識的能力，為將來成為一個工程師作好準備工作。錢偉長認為，當前高等教育的特點是繁瑣。課程門數花樣繁多，又是基礎課，又是專業課，又是專門化課。學生一學期要學十多門課，每周學習時數在三十小時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里換班子，上了這堂課，又是那堂課，以致走馬看花，學得不深不透，更談不上工作能力的培養了。他說，西德的高等學校每周只上十七小時，美國有的工業大學每周連上課帶實驗在內只有二十小時，它們也同樣培養出了相當水平的人才。他還說，中國學校的專門化設置是採用蘇聯的，可是蘇聯的工業水平要比中國大二十倍，運用人才的靈活性也比中國大二十 倍，按中國目前的工業水平來看，分工還不可能過細，對於人才的需求還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確。因此，專業不宜分得過專過細，以免產生「學用不一致」的傾向。（《光明日報》一月七日）
《人民日報》七月四日載，在清華大學批判錢偉長的會上，張子高教授發言，說一月七日《光明日報》發表錢偉長關於教學計劃，培養目標的談話，實質上在總的方面否定了學習蘇聯的方針和教學改革的成績，在教學環節方面是否定了學習，畢業設計，忽略了專業課和專業設置的意義。他離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即有計劃有目標地培養高級技術幹部，而企圖轉回到資本主義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濤教授說，錢偉長說現在五年制的學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學生。這就是說過去的英美製的教育制度比現在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難道說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適應社會主義國家的么？
對錢偉長的所有批判，幾乎都是有意、無意地在說廢話。比如，說他的主張是這個，是那個，一則有很多「不是」錢的主張，是硬加在他頭上再予批判的；二則，「是」，為什麼就不對？其實，他是在一黨專制下，旗幟鮮明地提出教育要發展學生的主體性，特別是他在《中國青年》雜誌（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上發表的《過嚴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對黨的奴化主義，倡導個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書。「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封建社會對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現在我們雖然已經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溫文典雅』的字眼，但是這些字眼的某些內容卻在『服從』，『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等另外一套字眼內借屍還魂了，有許多對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藉助于『服從祖國需要』這樣的光輝的字眼裡混了進來，新名詞混進了舊內容，確實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詞包裝起來的最腐朽的封建主義糟粕，不是也讓壯年、老年、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奉若神明嗎？——紫丹）
「約束和管教太多，終究是和發揮青年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為人，以及在什麼程度上成為人，是由他的主體性的性質，及其發揮的程度所決定，所表現的。主體性就是一個人自我實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共產黨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計扼殺人的主體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紫丹）
「我也曾見過活潑的青年漸漸地變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為怕被檢查『小圈子』而漸漸疏遠了，正當的生活愛好和業餘特長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顧慮，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費。這樣動輒得咎的生活，顯然只會傷害他們的銳氣，是無益於青年的教育的。」
「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主要的原則性問題上友愛地進行是有好處的，如果是為了『批評』而『批評』，沒有『對象』找『對象』，則就會產生消極的作用。在目前，這樣代表著友好和關心的字眼，像『幫助』和『批評』，都變成了『管教』的代名詞，實在指出了我們的封建殘餘是根深蒂固的。」（因為你錢偉長是國際知名的自然科學家，共產黨需要你，暫時還算尊重你，所以你還有人格尊嚴，還能說出有人格尊嚴的人才能說出的話。一年之後你給劃了右派，再來嘗「幫助」和「批評」的滋味，就知道遠甚於「管教」了。——紫丹）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何東昌說：「錢偉長在校內已成為右派的首領了，一切消極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報》七月二十一日）與你同為清華副校長的張維說，錢偉長等人炮製的「這個綱領是章伯鈞的政治沒計院中科學的部分。他策劃著用這個綱領首先在文教和科學部門打開缺口。這是他們這個集團在長期內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活動！」之前還說：「依我看，錢偉長他們的意圖就是：（一）醜化黨，藉以收買人心，達到對科學的領導權，（二）煽動挑撥，（三）抓人事權，（四）反對科學院的領導。」（光明日報，七，六）你們「三錢」之一的錢學森說你已經墮落成為「最惡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吳晗說你是在政治上向黨「敲詐勒索」！（《人民日報》七月六日）梁思成稱你「索興撒賴」，「無賴到了極點!」（《爭鳴》十月號）
「在學生升學的問題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過多地限制了學生的志願。有一位愛好農業而有一定基礎農業生物知識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動員』到師範學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在某某省的師範學院去了，才算是『服從了祖國的需要』。」
「大學畢業后，學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數。如有意見就給你扣上大帽子。我們強調了服從需要，很少照顧到個人的志願和專業的培養，使青年在這些問題上受到了不應有的過多的限制。積極為這些問題提出意見的青年，總是被認為落後分子。」
「總之，對青年的清規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緊太厲害了，我們反掉了自由主義，而讓封建主義的殘餘從後門鑽了進來。清規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就是封建社會教育思想的殘餘。」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教育中也有優良的部分，如學思並重，舉一反三的啟髮式，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主體精神……可惜，中共這時的教育繼承了其中重教輕學，重知輕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貶損自由，壓抑個性等糟粕部分，並使之與列寧的「從外面灌輸」的教育思想相雜交。這便是錢偉長以現代教育的目光所審視的這個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師中重視政治，思想改造，輕視業務提高，即反右之後才叫出名堂的，所謂批白專道路，而在業務中，更是輕教研和科研。費孝通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中寫道，周總理號召「向科學進軍」，有的學校只是颳起一陣風，「吹皺了一池春水」。當教師的科研和教學發生衝突后，學校領導 「不去分析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更少自覺到這正是缺乏具體領導的結果，反而大叫教學與科研有矛盾，教師名利心重，輕教重研……我想，強調知識分子搞科研是為名利雙收，是個人打算是不好的，因為和事實不符。」
「中國民俗學之父」鍾敬文先生導致被划右派的在五月十六日校部領導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把「三害」斥之為：《「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