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9日讯】8月16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署名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王进文的《分析中国社会为何戾气弥漫？》一文。文章认为导致中国社会戾气弥漫的原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即是榨取性的政治体制，并预言中国社会戾气弥漫将导致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
文章认为，最近十多年来，不时发生个人报复当局的极端暴力事件，如2001年4月18日，震惊海内外的石家庄特大爆炸案，108人死亡；2008年7月1日，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案； 7月20日，发生在北京机场的冀中星的爆炸案，这些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显示出中国社会戾气日渐浓烈。这些案件中的施暴者都是底层民众，都遭受过不公正待遇，并且艰难维权后无人过问，最终被逼铤而走险，甚至自戕以引起社会关注。
文章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便是中国戾气的总根源。
文章引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勒(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的“包容性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与“榨取性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概念，并阐明中国模式的本质是榨取性的政治体制。
文章引述《国家为何失败》一文的话指，中国模式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在榨取性的政治体制下发展包容和开放性的经济体制的结果。榨取性的政治体制可以把新的财富不断用于强化少数人的特权，强化榨取性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政治和经济间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取得，与包容性体制下的增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这种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会导致民主和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应当承认，在短时间内，无论是包容性体制还是榨取性体制，都有可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后者不可能保证持久的经济激励，更严重的是，它缺乏政治合法性，所以必然会导致崩溃，即国家的失败。
王进文认为，榨取性的政治体制造成贫富悬殊的巨大鸿沟与强烈的社会对立。在政治方面榨取性发展的中国模式又可视为作恶授权模式。中共为了换取全国性的维稳局面以及各个地方对中共政权的忠诚，不得不纵容地方强化维稳机器，纵容地方在维稳过程中暴力执法甚至枉法。这样更加导致中国当下的民怨上升与戾气弥漫。因社会不公所造成的被边缘化了的社会弱势群体在遭遇长时间的司法无助之后的无奈之下最终选择暴力方式来抗议不公。
文章指出，过去多年来，当局都是以高压态势威慑暴力犯罪以及上访民众。此种高压态势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困境：一是将维稳体制变本加厉；二是令法治力量削弱，而令权力更加泛滥。
文章认为，数十年来建立在榨取性的中国模式所造成了社会不公与贫富分化，堵塞了底层弱势群体通过司法途径实现社会正义之路，割裂了社会，形成了对立和对抗。而集权主义下的中央政府试图通过逐级作恶授权换取地方政府的经济回报又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治理危机。以乱世用重典的刑罚威吓主义解决社会戾气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回避了对于体制之恶的反思，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治理危机。文章最后指出，当下中国社会戾气的弥漫必将导致中国社会危机总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