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4日讯】 37．“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1949年后出生的中国人，许多都是从小听着这首“东方红”长大的。
无论是报纸广播、书籍杂志和电影电视，还是老师父母的训导，单位领导的教育，往我们耳朵里灌的，也都是“毛主席”如何为人民操劳，自始至终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这一类的颂扬之词。
“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说的很漂亮，什么“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什么“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从小到大，每天聆听着这样的教育和宣传，我们心目中最完美最高尚最崇拜的人当然非“毛主席”他老人家莫属。
还记得得知他的死讯时，我们是何等的悲痛，许多人的泪水甚至夺眶而出。而当年，像这样发自内心崇拜他的中国人可以说比比皆是。
但“文革”后，随着越来越多被官方封锁的史料披露于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中共宣传迥然不同的真实的毛泽东——原来，笼罩在毛泽东身上的光环全都是中共精心编造的谎言，他老人家不但从没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过，甚至连老百姓的生命也一向都没当回事。
“大救星”其实是大灾星。
一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是利用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力量才夺得江山的，如果他真像中共所宣传的那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领袖，建国后理应把提高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准，放在整个国家发展的头等位置上，但实际上毛当政后根本就不关心百姓的日子过的如何。有一次，他竟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是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子涨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在毛的眼里，穷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他曾公开对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到了“文革”中，甚至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修正主义”。
1953年6月15日，毛推出了他称之为“总路线”的中国工业化蓝图，毛的工业化实质上是“军事工业化”，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
这一年，以军工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五”时期，中国军事开支和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投资，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一。真实的数字其实更大，而且以后越来越大。而整个国家花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上的钱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是可怜的百分之八点二。周恩来曾把“一五”计划草案呈报给史达林，当史达林看到军工在预算中占的比例时，说，“这个比例太不平衡了，即使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军事开支也没有这样高。”
1965年到1975年十一年间，中国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而对医疗和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少的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
在中共建制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的工业化主要依赖于苏联的进口专案。中国当时把它们称为“苏联援建项目”，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项目都是苏联送的，其实每一颗螺丝钉都是中国人花钱买的，而付款的方式大多是出口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周恩来在国务院说，“我们同苏联的贸易是卖出农产品，换回机器”。毛曾对印尼总统苏加诺说，“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出口），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
中国耕地只占世界百分之七，人口却占百分二十二。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土地宝贵到不能大量饲养牲口的国家，人民少有肉、乳制品吃。中国人的蛋白质来源主要靠大豆、植物油、蛋品、猪肉，主食是稻麦，粮食传统上更是依赖进口。管经济的陈云说，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是靠进口粮食，而如今，食品要大批出口，大米居首位。1953年，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次年，又下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在“挤” 、“压”政策下，受害最重的是农民。毛很清楚农民在挨饿。1953年4月21日，他在一份报告上写道，“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粮，甚至断炊”，这种状况“年年如此”。
毛一方面大量出口农产品，另一方面却不向农业投资。一度管农业的邓子恢对部下说，“我们发展农业生产，是靠的农民的两个肩膀、一个屁股。”就是说靠的是农民的手工劳动和粪便。
在如此可怜的条件下从事生产的农民，不但要偿付毛从苏联、东欧进口的大量军工设备，还要支付毛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有求必应的慷慨赠送。
中国不但把北朝鲜、北越等穷国养起来，还对比它富的多的东欧国家也大给特给。罗马尼亚举办青年节，毛一口气就捐赠了三千吨植物油。而中国产油地区的农民这时一年一人只许留用一公斤，除了做饭还要点灯。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尽管匈牙利的富裕程度与中国比有天壤之别，毛大笔一挥，赠送了价值三千万卢布的食品，外带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毛的“贷款”，他反复说，是不需要偿还的。
1953年6月，东德内乱。毛马上送给东德专制政权价值五千万卢布的的食品。东德还想多要，要求用机器偿付。这些机器当时在中国没用，外贸部决定不要。但是毛下令接受，说什么“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毛还在这些荒唐的话下面加圈加点，以示强调。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得以取消定量配给制度。
当然，毛的慷慨解囊，广大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资格过问的，享受满足感的只有毛。毛送了东西后便以老师自居，要东德的乌布利希在“镇压反革命”上搞彻底，还建议他们学习中国建长城，把“法西斯”关在外面。几年后，柏林墙还真的修起来了。
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也极少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外援远低于万分之一。可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1973年外援居然曾达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九二。
这样置本国人民的福利于不顾，毫不关心百姓生活水准提高的治国方略，其结果必然是广大人民长时期的普遍贫穷。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的定量之下。而住，三代同室的情况则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甚至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中共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
毛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的清清楚楚。1975年，他对越共领导人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但对毛而言，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加快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与苏联英美争夺世界霸权。
二
毛不但不关心人民的疾苦，甚至连他们的生命也不当回事。
毛泽东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
1957年，他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时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人。”谈到核战争，毛还对与会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斯事后回忆说，当时大厅里的听众都很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
毛还曾在给赫鲁雪夫的信中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独自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当然，毛自称的“我们”，“死一大堆”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被征求意见的。
当年，毛领导下的中共军队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军队，一个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毛的作战战略与策略要高出对手一筹，而在于他和他的手下敢于大规模的、成建制的无所顾忌的牺牲战士的生命。
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总是尽量回避日军锋芒，没有打过硬仗。打内战则不同，除了“运动战”之外，他们多数时候要打“攻坚战”，“歼灭战”，把敌军层层包围起来，到一定时候，就得发起总攻。只要冲锋号一吹响，此时，不管敌军的明碉暗堡是否全部扫除，所有战士都要从战壕里跳出来，往前冲。四面八方，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喊杀冲天……战士们排山倒海地扑向敌军阵地……这就是毛著名的“人海战术”。
电影里常见这样的场面：“我军”漫山遍野扑过去，敌军惨败，“我军”胜利，倒下去的人很少……只有《董存瑞》这部电影，因为需要激发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决心，才闪过几组“解放军”战士在敌军碉堡里机枪的扫射下，一片片倒下去的真实镜头……也只有在眼看着战友们一批一批倒下，为了挽救后续战友的生命，才能瞬间产生牺牲自我“舍身炸碉堡”、“用胸膛堵机枪眼（黄继光）”的“特级战斗英雄”。
国民党部队的两位机枪手，曾坦言他们在“人海战术”中主动放下武器的经过。
一位当机枪手的“解放战士”（原在国民党部队，被俘后又参加“解放军”的战士），评为战斗英雄后在庆功会上发言说：“我原来在国民党部队当机枪手，打仗时也很勇敢，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但那时当英雄有罪，因为我用机枪扫射的是我们的部队。‘解放军’排山倒海冲过来，我用机枪撂倒一片，又涌上来一片；又撂倒一片……打死无数的人，打得我双手发软，但还是咬紧牙关打。我有罪，被我打死的农民弟兄太多太多。最后那次，打得机枪管都发红了。我心里想，我这是干什么？不能再杀人了，便把机枪一撂，枪管马上折弯了……就这样被俘过来，成了‘解放战士’……”
另一位国民党部队的机枪手，被俘后经过教育，“觉悟”没有提高，回老家当农民去了。他后来对朋友说：“我是有罪的人，当年杀人太多。共军冲锋号一吹，黑压压一大片如山如蚁般地涌过来。我用机枪横着扫，像倒堤一样，倒了一堵，又涌上来一堵。我又直着打，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打出一条笔直的‘通道’，但只要一歇火，两边的人群立即如潮水般的挤过来，一瞬间‘通道’就合龙了……最后我想我不能这样杀人了，我的良心命令我放下机枪，举手投降。后来，共产党劝我加入‘解放军’，无论他们怎么劝，我不想再当杀人的刽子手，于是就回了老家……”
这位读过几年老书的机枪手还说：“共产党只要打胜仗，从来不爱惜士兵和下级军官。我们中国古代岳飞等名将，非常注重‘爱兵如子’，但共产党根本不把士兵当人。打仗时，既有明碉堡，也有暗碉堡。他们把明碉堡炸掉后，火力侦察发现不了暗碉堡，便驱赶一批士兵冲上来，暗碉堡的机枪撂倒这一片人，被发现炸掉后，再驱赶另一批士兵冲锋，去发现另一座暗碉堡……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
这两位国民党的机枪手为什么被俘？他们是被“人海战术”吓懵了，良心发现，不愿这样杀人，才放下枪械，举手投降。“人海战术”对敌军的心理威慑、意志削弱和战斗力的瓦解，可见一斑。
一般兵书认为，进攻方和防守方的人员伤亡比例，在3:1－9:1之间。中共从来不公布历次战争中真实的伤亡人数，所有已公布的数字，不是有目的地夸大，就是有目的地缩小。据有关军事专家估算，在1947-1949年内战中采用“人海战术”，由于是在平原开阔地带打仗，没有地形掩护，伤亡人数可能超过“攻防伤亡比”的上项。毛泽东曾经承认：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这是引用古代兵书的说法，他没有说实话。三年内战，中共夸耀消灭蒋介石800多万军队，自损多少？只有天知道！按下项3:1计算，也是数以千万计。“辽沉”、“平津”、“淮海”三次大决战后，“解放军”南下时，士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不计其数；所有下级军官都已打光，竟然找不到充任连长、排长的合适人选……只好临时胡乱凑合一些仅仅参加过一次战斗的士兵，去带兵和训练新兵。
为了夺得自己朝思暮想的江山，毛就是这样无所顾忌毫不吝惜的牺牲自己士兵的生命。说穿了，在他眼里，战士的生命并不值钱，充其量不过是他夺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如果说毛不把自己士兵的生命当回事，那么普通老百姓和国民党士兵的生命在他眼里就更无足轻重了。
1948年中共攻打长春时，因强攻不得手，改变用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5月30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毛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要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
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说，“围困已收显着效果，造成市内严重饥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长春守将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作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至开枪射击难民，至引起死亡。”
甚至铁石心肠的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能放出。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吃的是“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
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9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进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了十二万人。
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中共大将粟裕还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
“辽沉战役”1948年11月初结束后，毛命令林彪指挥下的一百三十多万人马入关，准备打“平津战役”。当时指挥华北六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是抗日名将傅作义，面对就要来临的林彪大军，傅作义决定向中共讲和。
通过傅作义女儿的报告，毛对傅的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他发觉从这样一个必败的对手身上，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毛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傅作义这样的名将。从十一月起，傅作义不断派人联系要求“起义”，毛给他来了个拖延战术，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拉着他又保持距离，给他希望又教他濒于绝望。与此同时，毛调兵遣将，把傅的部队一支支的吃掉。直到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落入毛手，显示出他的战无不胜之后，毛才对傅作义几个月前就一再请求的交出北平、华北的和平意向点头。然后毛颠倒事实，宣布傅作义只是在天津失陷、兵临城下的最后关头，“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才接受关心、爱护北平的毛的“和平解放”。这就是毛夸耀的“平津战役”。实际上，华北完全可以无战事，“平津战役”根本不需要打。毛为了树立自己的军事天才形象，无端浪费了数万人的生命。
三
毛泽东不但在打江山时从不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坐江山时的他也同样从没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
刘少奇在1961年初曾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大跃进”期间共中国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专家根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测算的结果表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约有三千八百万，其中主要是饿死、累死的。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1958年 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大概是觉得这样说话太露骨了，毛随之又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可见，毛泽东对“大跃进”要大批死人早有预感，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议，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不仅如此，在为“大跃进”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甚至还对死亡唱起了赞歌，说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毛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1958年12月9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饿死三千多万人，这不仅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那么，饿死这么多人，是不是因为中国当时生产的粮食不够吃？非也！
当农村中大批大批死人的时候，中国的仓库里其实囤满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司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地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那么，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主要是用来出口偿还从苏联进口的那些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项目的。1958、1959两年，中国的粮食出口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这些农产品不出口，中国人一个也不会饿死。
那么，当时中国是不是必须出口这么多粮食和农产品呢？情况也并非如此。
本来，按照中苏协定，中国欠苏联的债应该十六年还清。而且，由于毛与赫鲁雪夫在1960年闹僵了，当年苏联决定停止帮助中国建设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个军工专案，虽然不久又同意继续帮助建设六十六项，但还是停止了八十九项。因为这些项目的停建，本来用来购买这些项目的食品当然就不必出口了。按理讲，中国的食品出口理因有所减少，但实际上却丝毫未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决定五年还清本来可以十六年还清的债务，为此，他要老百姓“勒紧裤带”，结果1960年中国饿死了两千两百万人。
那么，毛这么急于还债，是不是因为苏联人的逼迫呢？因为他曾说过赫鲁雪夫在大饥荒时向中国“逼债”。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正如中国外交部给毛死后的领导人提交的情况简介中所说的那样，苏联在饥荒时从来没有向中国讨过债，更不用说“逼债”了。赫鲁雪夫当时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主动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当时，是毛自己主动要还债，不仅要还，还硬要从十六年提前到五年还清。
当年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曾对《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回忆说，苏联人其时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绝中国的出口食品，有时候载粮食的船只被苏联人谢绝接受，中国方面却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甚至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复是：“不关你的事！”
之所以要将十六年的债务五年就还清，毛的另一个解释是他同苏联“要争这口气”。实际上，毛的政策从来就不建筑在“争气”的基础上。他要的是苏联继续依赖中国食品（苏联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占总进口的三分之二），这样毛就有条件可以诱使赫鲁雪夫继续卖给他军工项目，从而扩充他争夺世界霸权的实力。1961年2月，赫鲁雪夫主动向毛提出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但婉拒了粮食。这并非出于“争气”。就在此时，赫鲁雪夫表示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毛二话不说马上就要。
如果毛泽东真像中共所宣传的那样，是一心想着人民的领袖，那么还有什么比老百姓的生命更值得他最看重和珍惜的呢。当饥荒发生时，他首先考虑的理应是人民的安危，是怎么延缓还债，争取外援，让本国的人民有饭吃，避免死人特别是大批死亡的发生，而不是怎么让老百姓“勒紧裤带”，从他们的嘴巴里挤出赖以活命的粮食，拿去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外债——何况人家不但没有向他讨债，还主动减轻了债务，甚至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但情况恰恰相反，毛明知中国在闹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出口粮食，势必会造成和加剧大批人的死亡，但他还是在毫无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一意孤行的这么做。可见，老百姓的死活在他心目中完全是无足轻重的。 （未完待续）
（新唐人版权 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