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2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束星北的「右派」言論

（原編者按：束星北，浙江大學物理系教授，是李政道先生在浙大時最敬重的老師。一九五二年後院系調整，束星北到山東大學物理系任教授。一九五四年政審遭批判，調離物理系。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中共山東省委鼓勵下鳴放，因言獲罪，被下放勞動改造。一九七二年，已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回國，周恩來會見他時請他為解決中國科學和教育人才斷層問題做些工作。李政道說，謀求國外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啟用中國自己的人才和老師，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就在國內。周李會見，使困境中的束星北的處境有所改善。一九八三年因為患慢性氣管炎、肺心病而去世。束星北老師當年的所謂「右派言論」，充分體現他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和他的力持正義的高尚品格。）

同志們：

我感覺到我們可能面臨著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文化經濟蒸蒸日上光明燦爛的黃金時代，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工作，不能使它流產；這次會議可以說是準備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能貫徹的障礙和原因揭發檢查一下。

「鳴放」的問題其實在三年前就已經解決了，憲法，就是一九五四年黨領導人民制訂的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條上明白的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山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即使在革命動蕩時期，毛主席也早就提出：「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的方針。但是為什麼到現在還是「不能鳴、不敢鳴」、「不能放、不敢放」呢？還要一再強調這種方針呢？什麼原因？什麼障礙？我認為主要的關鍵在於我國一向沒有「法治」的習慣，因之當有些人不尊重憲法甚至公然破壞憲法的時候，群眾也並不以為奇怪，不及時制止；也因為這樣，這些違背憲法的人就能得到官僚主義者的包庇和縱容，這樣問題就不能解決了。

例如憲法上明明規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但是在「肅反」中這一條憲法不幸被粗暴地破壞了，而破壞的並沒有聽說有何處理，人民群眾似乎熟視無睹，還替這種違法的事加以形形色的解釋。更嚴重違背憲法的事發生了，憲法上明明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肅反」中就有打人罵人的現象發生。青島的中學老師在一九五五年「肅反」時，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是老師，就全部「集中學習」，不準出入，母子不能見，夫妻不能見面，一兩歲的孩子也幾個月不能見母親的面，只因為母親是中學教員！對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事，除「打人」之外，其他似乎並未引起群眾的憤慨，領導上也未重視，這說明我們對「憲法」絲毫沒有認識。

據說青島九中有一個物理教員被關進牢房好幾個月，糊裡糊塗地被關，糊裡糊塗地被放，問是什麼罪？公安局不知道，檢察院不知道，法院不知道，到現在還不知道是誰關的，為什麼關的。你推我賴，沒人負責。這說明即使像「逮捕」這樣一件大事也被視同兒戲！人身住宅和信件的搜查，更不談了。

在「肅反」時，任何人（尤其黨外人士）都有可能被划為「鬥爭」的對象，甚至株連牽累到幾十人。「憲法」即便不懂，難道「一人犯罪一人當」的一句老話也忘記了么？結果往往又是全部推翻。固然我還沒有「錯就錯到底」的，不過就那一次苦頭也夠人瞧的了，有嚇瘋的，有嚇死的，把這些責任推到當時「頭腦發熱」。固然當時確有頭腦發熱」的「狂熱」現象（這也不全面）。但是上級領導不予處分，誰敢相信下次不再來一次「發熱」呢？問題不在於違反憲法沒有保障，問題在於違反憲法的人受到諒解和包庇。

當人身自由還沒有保障的時候，誰能相信有言論自由呢？因之要讓人們敢於揭發矛盾，揭發三害，第一個必須的條件，就要「憲法」得到保障，違反憲法的必須處分。（《山東大學右派言論集》）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莊法院判錯一個農民，人民大學肅反運動中斗錯了個別人，她馬上就得出了我國肅反擴大化的結論。甚至捏造了所謂無辜殺了七十二萬的聳人聽聞的數字。（《教學與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七期）

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批判對外貿易部行情研究所歐美研究室主任嚴文傑向中共中央提交的長篇意見書，「不僅一般地反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領導，而且對黨的領導和組織形式提出了荒謬的主張。他把黨的領導局限於『應是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同時黨政各有一套系統，同級政法，監察，團體，企業又聽同級黨的；造成重複』，也就形成了『以黨代政或黨政不分』……」

「嚴文傑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大肆誣衊。他說：『親身經歷過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感到心驚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時，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傷人不謂不深。』『不管什麼人，只要領導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鬥爭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斗地主的時候，一個受害的農民起來斗的時候，那些如瘋似狂的氣勢，當以後有一個變化的時候，那些受過傷的人會怎樣對付我們！』『我覺得，反會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著去反革命。』『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規定：除非監察院同意，並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機關，團體不得開鬥爭會。』他還公然提出要對領導肅反鬥爭的同志進行報復，什麼『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現了他仇視革命的情緒。」

這裏令人想起，當鄧小平宣稱今後不再搞政治運動，知識分子歌功頌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時候，卻忘光了早在二十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淚的代價，發出了瀝血的呼喚：「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而當時，鄧大人正在豪飲著知識分子的冒著泡沫的鮮血陞官晉級哩！

嚴文傑也是共產黨員。這篇報道揭露了他反對《人民日報》反右派的宣傳。「《人民日報》比人家粗暴得多，厲害百倍。」對《人民日報》的標題：《人民沒有委託葛佩奇說這樣的話》，他發問：這是否經過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會上的一部分人。葛佩奇說要殺共產黨人並沒有說現在就殺呀！如果共產黨真不好，為什麼不允許別人殺你呢？當他看到黑板報宣布李泰華是右派分子，即以中共黨員的名義向黑板報提出強硬抗議，質問這是誰的主意，為什麼。當他因此受到攻擊的時候，還說，「對不同意的事抗議一下也不可以，我要問成什麼世界。」

「成什麼世界？」成共產世界，成黨天下。在這個世界中，「知識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在六月八日中國科學院黨召開的座談會上用「浩劫」二字來說明知識分子的歷史遭遇。自然的，他會受到圍剿。不過，圍剿他的各路英雄們，在九年後也嘗到了「浩劫」的滋味，相當多的人用生命給「浩劫」作了註腳。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這次是由鄧小平負責反右派運動……我許久之後才知道鄧在推行反右派運動，風聲三年後，也就是一九六零年，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告訴我，反右運動中，有五十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誣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許多工作單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額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獄遍布，誣陷汜濫。」（頁二零四）

這裏說明，中共內部，從上到下，並非人人在事事上都是喪盡天良。那麼，誰才是呢？這就有必要建立一個科學的政治範疇——「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來定性、定量了。劉賓雁在《誰是反動派》一文中說：「經過五十年歷史進程，是非是更加明顯了。錯誤的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正是毛澤東的那套完全違反文藝本性的思想和政策，把後來三十幾年中國的文藝變成一片沙漠。同時，排除了胡風以後，他就把《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知識份子和反對批判精神的思想推而廣之，把一九四九年那場革命變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澤東的邏輯來重新來一次定性的話，反革命就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了。」可見我說「毛澤東是反革命」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 不是沒經過深思熟慮和實踐檢驗，信手拈來的了。因為劉先生是被視為中國的良心的，而且他是不反共的老共產黨人，他一再跟我說過: ：「我是不反共的，我只是想要共產黨好。」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