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0日訊】在湖南臨武城管殺死賣西瓜的農民之後，沒有多久，湖南永州的交警又殺死一入城擺賣的菜農，官方說詞比起臨武那個殺人案更荒誕，說是交警扣查該名菜農違規停放的電動三輪車時，「沒有發生任何肢體衝突的情況下，事主突然倒地死亡」。幾乎同時，福建又發生城管清查「違章建築」時打死村民的暴力事件。在今日中國，這種血腥事件到處都在發生。

這就要來探究中國酷吏惡吏文化的來龍去脈，先從幾年前發生的一件小事說開來。有一位央視駐香港記者在博客撰文，記敘央視的車在停車場被擦損，報案後特區警察來到現場，卻又要呼喚更專業的交通警察；交警到了又呼喚督察；督察到了再呼喚專家來查勘……最後等書面報告還要等兩三天。這位央視記者對香港警方的辦事效率很不耐煩，他說這種小事故若在北京，半個鐘頭就處理完了。

誰知道這篇文章卻招來國內網民一片罵聲，指央視記者把法治之區香港和大陸相比，是侮辱了香港警察，該記者「真是太CCTV了！」

專制制度所衍生的「惡吏文化」，聽起來效率的確是很高的。女神探聶海芬是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她破案率奇高，屢屢立功受獎，還是全國「三八」紅旗手。但浙江張高平叔侄所謂的「姦殺案」曝光，揭開了女神探原來是個不折不扣的酷吏，已經判了無期徒刑並坐了將近十年冤獄的張氏叔侄，受盡聶海芬及其刑偵支隊的酷刑。如果不是十年後DNA監測給苦主洗脫冤屈，他們將要把牢底坐穿。像聶海芬這樣的辦案方式，在中國卻是司空見慣。《中國青年報》李大同主編的《冰點》週刊就報導過多宗冤案，其間多數是上級「限期破案」，警方採取霹靂手段，辦案人員濫施酷刑而造成的。

要說酷吏文化，王立軍就是絕佳樣板，整個公安系統沒有人比王立軍頭上的光環更耀眼，公安部唯一活著而有資格的領受英模的稱號的就是他。從遼寧到重慶，所到之處，沒有破不了的案，沒有收拾不了的人。李莊案絕非冰山一角，而是最小的那塊冰屑。然而這樣的酷吏頭子，也怕比他還惡的酷吏。薄熙來一記耳光，就把王立軍抽得像喪家之犬，逃到美國領事館去了。

可以想像，對超級酷吏薄熙來的審判，絕大部份罪行都不能見光，因為那涉及到這個制度最黑暗最醜惡的核心內容，那是不折不扣的國家罪惡！至於王立軍以及更下層的惡吏，都是這種國家意志的延伸。女神探聶海芬的惡行被揭穿之後，網民萬炮齊轟，要求複查她經辦的300宗死刑案，最終把她關進監獄。然而聶海芬安然無恙，因為殘暴冷酷的不是區區一個女神探，而是奉行「黨的利益至上」的政法委和整個專制制度。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抨擊這種統治模式為「逐級授權作惡」，正是點出了這個制度的死穴。

湖南臨武、永州的血案，在這樣一個逐級授權作惡的國家裏，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個案。既然國家權力是無限大的，那麼相對孱弱的民權來說，執法權也是無限大的。再舉一個例子，河北霸州康仙莊派出所副所長杜書貴，論官位只算未入流的角色，但足以惡霸一方。某次他開著警車去看親戚，途中遇到供電局工程車，杜副所長幾次超車未果，便怒喝：「我就不信……！」話音未落，拔槍射擊，工程車司機牛亞軍登時斃命！又舉一例，遼寧興城五名便衣警察半夜掃黃，突襲一名叫常霞的女子的私人住宅，常霞睡眼惺忪，不知所措，連聲問你們是誰，這群警察不屑回答，只命令戶主交出「和你搞那個男人」，常霞交不出，警察搜屋無所獲，悻悻而退，這過程戶主一直在苦苦地問：「你們到底是甚麼人？」直到最後也沒有得到任何回答。從此常霞得了間歇性神經病，成了「祥林嫂」，不停自語：「我記住他們的車牌了，我記住了……」

回過頭去看央視記者對香港警察處事方式的困惑，他的確難以理解，為甚麼在大陸半個鐘頭就能了事的小案件，居然要如此繁瑣地按部就班。在專制國度的生存方式，固化了他的記憶，並將之奉為「宇宙真理」。這就是專制中國的現實。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