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6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天津日報》發表了幾篇文章，批判他的言論。六月二十三日，又登了黃心平的一篇長文——《談「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他寫道:

我的意思是，現在不能實行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是否將來可實行。如果主張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輪流執政，就是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取消社會主義，此話從何說起？又是根據甚麼事實而得出這樣的論斷？

我懇告發表與我不同意見的諸位先生們，你們的意見盡可與我不同，可以從理論上駁斥我，以理服人，但切勿用帶有誣衊的話對我人格橫加污辱。

章伯鈞對「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時黨員數），統治著五億農奴」的黨天下局面早有所預期：「非造反不行」。他嚮往資本主義表現出的活力：

為什麼還有活力？就因為有多黨制度，有民主制度，有眾議院和參議院，有在朝黨和在野黨。光緒皇帝為什麼完蛋？就因為沒有民主。資本主義為什麼還沒有完蛋？就因為有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是：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這在我們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他們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說，資本主義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說，有互相抑制，互相監督的作用。（《人民日報》，六月十九日）

他內心深處有一個「輪流執政」的政治理念，但不曾明說。因為他跟中共交道打多了，早知「和共產黨合作不容易，共產黨是老虎」。他只是試探著提出一個增加決策民主性的方案：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里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他特別指出，「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這便是被批鬥的三大右派理論之二: 政治設計院。

盧郁文批判過諸多右派言論之後，反駁章伯鈞說，章伯鈞先生不讓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國務院會議上大討論而特討論，他說一通，我說一通，然後表決，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方式，表面看來是民主的，實際上並不能取得一致。他說，章先生這個意見我不能同意。他認為事先把文件經過各方充分協商，準備成熟，拿出來討論通過，這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是它的優越性。（《人民日報》，五月二十六日。這時毛正在引蛇出洞——紫丹）

如果說，拿出成品再「充分發揚民主」，讓與會者這個表示「衷心擁護」，那個表態：「揭誠擁護！」……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的話，倒也是的確符合事實的。但要說是它的優越性……這不禁使人想起，被毛澤東奷污並傳染給她滴蟲病的女孩，對李醫生說的：「主席真偉大，樣樣都偉大，真使人陶醉。」左派之所以為左派，誠如是也。

《人民日報》六月二十八日載，武漢華中師範學院教授、民盟成員艾瑋生說：「當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互相監督是解釋不通的。」「民主黨派只能在共產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譬如共產黨提出一個文件，民主黨派便在文件上改幾個字，像『之』改成『的』字，『我們』改成『大家』等。民主黨派只能施工，不能設計。所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應該改變。」

《師大教學》一二九期：《黨群關係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家天下」思想（武兆發在六月一日生物系全體教職員座談會上的發言）》：

這幾天參加了整風運動的第一步前奏曲，在各方面看到一些情況，反映出黨群關係的確不妙，但沒人把根本原因談出來。恐怕主要關鍵是「家天下」思想。老黨員說「天下是老子打的」，小黨員說「黨是領導人民的，我就代表黨」。家天下的好處是大多數的黨員都努力干，家天下的壞處是「一切老子包辦，你，愛作也作，不愛作也作」。我是有意的把話說得尖銳一點。在座有不少黨員，老黨員沒有，有中、小黨員，大家可體會一下，在過去的運動中上面如何布置，你不相信群眾，你如何使群眾相信你。自己不能做，讓別人做又不放心，派個副職來監督，替人家出主意，在我們繫系主任就成系秘書的助手。崔恆顧同志到系裡來，很客氣地徵求我的意見，我以老先生自居說：「希望你能真正作到系主任助手，而不是系主任作你的助手，當你二人意見不一致時，提出理由，不能說服時，應聽系主任的。」究竟如何，汪主任知道。據我看來，可能比一般要好一些。究竟包辦好不好？大家都說黨的領導是偉大的，革命成功，黨誠然功績很大，但並非一切都好。毛主席說凡事有好有壞，從哲學的觀點來看可如此說，但從工作看，作事應該盡量好，應消除壞事，以至於到零，作工作不應發這話來掩護自己的缺點，不能說偉大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反，我只認為抗美援朝才是偉大的。

肅反運動搞錯了十分之九，還能說成績是主要的嗎？學校工作中經常出些偏差，有人問：「學校這樣大，如沒黨來辦誰來辦？」我曾提到別的國家裡一個多到四萬個學生的大學也不慌不忙地辦得一切都很上軌道。一個系僅有一個系秘書，連管圖書的事情都辦了。有一個校長，沒有副校長，同時校長也是教授。好像學校沒有黨組織就不能辦學，這個說法是如把一個人綁住手腳放在車上，一抱下來，不解繩子就寸步難行。我們的全部事情就是這樣生出來的。有一個學生已在我校六至八年，現在還是二年級，這個學生的功課壞到極點，這也是包辦的結果，是生出的事。現在對每一個學生都用說服教育，談何容易，如說服好了今天不會出這麼多的牆報了。一切都是因為沒有法制，我們的憲法只是一紙空文。在公布憲法時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上面明文規定保證人身自由，但肅反中有無保證？在肅反運動中以黨組織為首作了許多亂紀的事情，由於沒有法制，可以一方面反對自由主義，一方面滋長自由主義。「百家爭鳴」政策提出后，有的學生就不要聽課了，有的半夜唱歌發揮天才，這就是沒有學生章規的結果。學生章規從前是有的可是我們不要。留助教、升講師、學生留級、入學等等現在都無一定之規，教研室副主任可以走私進來。所以別的國家的大學一個系中有一個秘書就把事辦好了，我們有幾個秘書也辦不好。

如果我們真正按規章辦事，許多事都沒有了。「天下本無事，」「有」人自「找之」。我建議整個國家應根據憲法制定各種法：民法、刑事法等等來保證人民的自由和權利。絕對自由會妨礙別人，我們說的是相對的自由。一直到現在留蘇黨外人士是無份的，假若是人人有權報名投考，錄取不上的人沒意見，但把他連報名投考的自由剝奪去，就不同了。我建議學校一切要按法制辦事，否則路易十四秦始皇，朕即國家，家天下的思想，下至黨委上至支書都如此，真乃危險之至。一個小黨員才入黨幾年就這樣想，他就代表黨了，這是荒謬的思想，這是「土皇帝」思想。應該承認多數黨員都是忠心為國。但出力不討好，要包辦是不行的，黨群問題都是包辦出來的。

關於辦校問題，最近各方面提出有三個辦法：黨委制、民主辦校、教授治校。我不贊成黨委治校，學校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教師，他們心裏複雜，是有專長有見解的人，領導者必須懂得他們的心理，能用道理說明他們。現在我們的學校領導過去打游擊，出溝平原，二十余年，沒有辦過現代高等學校，不懂業務，到了學校也就把打游擊戰的本事帶來。這些老黨員同志在學校里不是黨委，就是什麼長，他們究竟對辦大學懂多少，方向是什麼，什麼是國際水平？如何達到？你去問他們，回答「沒意見」，他們只好依靠蘇聯專家，專家說東就東，說西就西，偏來偏去，朝令夕改，雖然黨委制去年才宣布，而一直是這樣做，未宣布也一樣。辦現代的高等學校好比指揮海陸空立體戰爭，各方面的知識都需要，比打游擊複雜得多，高等學校問題很多，幾個蘇聯專家不頂事。我系來過三個專家，在蘇聯有多大的地位？來我校真了不起，一個蘇聯講師到中國來比一百個中國的教授專家還高明。大家體會體會，中國專家不是沒出息，不過是條件差，在美國的楊振寧、李政道等，最近獲得愛因斯坦獎金，這說明他們的科學成就可以說已經超過國際水平。但請問是我國培養的嗎？不是、是美帝培養的，我們應當向各方面學習好的經驗。目前，國內很多畢業七、八年的助教、講師，在科學研究上有困難沒有，恐怕是相當糟。這和外行領導有著密切的關係。我贊成民主辦校，與教授治校結合起來，應當在黨的思想領導下，用民主辦校的形式達到內行治校精神。我們都贊成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還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因此黨的思想領導是不成問題的。民主辦校主要就是反對包辦。連教授也不能包辦。

大學里應當有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最高的權力機關一樣的機構，這樣一個學校行政機構應當包括校長、教務長、系主任、教授代表、講師代表、助教代表 、學生代表、工會以及各黨派（包括共產黨）的代表，這裏共產黨是與其他黨派平等的身分來參加的。在這最高的學校行政機構中，所有的代表都是平等的。那麼如何保證黨的領導？在這裏得到貫徹的必然是正確的思想，參加的都是有判斷能力的，人人都心向共產黨，共產黨的思想領導必然能夠得到這些有腦力會分析的人的支持的。假若說這是篡奪領導權，那就是「家天下」思想。我認為這會督促黨以正確思想領導。校長、教務長、總務長、系主任都應當是教授，副校長、副教務長、副系主任可以是副教授，教研組長是教授或副教授。這樣就能貫徹教授治校的精神。常言道，老馬識途。

在高等學校中教學的問題上，教授總有些經驗。可以在大機構下成立各種不同的專門委員會來解決專門性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領導起來。外國的大學校長都是教授、舊中國的大學校長也常常先有教授聘書，而行政職務往往是兼職。今天這一點我們就沒有向蘇聯學習。莫斯科大學校長是一個數學專家，他同時是數學系的教授並兼職教研室主任，他講課並領導科學研究，還帶有研究生。一個有法制的學校里經常的事情全由教務長、總務長分別負責。我們國家裡常使民主與集中分家，討論可以民主，集中我自作主，你們討論，我要如何辦就如何辦。現在我們學校何副校長很可以做一個教授。何副校長經常參加高級會議，他掌握頭號材料，能作很漂亮的政治報告。他如講政治課要比小助教照章宣讀不曉得好多少倍了。其他不夠教授資格的領導人應當好好學習。我們學校好些領導懶於學習，忙得不堪，而毫無成績。過去的總務長張重一教授是個有名學者，為什麼換了，是不是為了好包辦？我所提的辦法不是空想，而是世界各國現行的辦法，請青年助教們考慮一下，你們能不能搞研究？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大學能夠在三年中培養出博士？是不是我們的教育領導錯了？是不是中國共產黨一定要打倒老知識分子，使老教授，翻不起身，豎不起旗幟？把他們踢在地上打滾，叫學生整他們，使現在老教師抬不起頭。

北京醫學院寄生蟲科趙振聲教授，解放時四十來歲精神充沛，三反斗一下，肅反再搞一下，現在頭髮白了，中年人變成老年人了。我們的動研班的寄生蟲課原來想請他講，因為肅反改變了計劃。現在看看，過去老教授不是病就是衰，每次談到三反肅反運動，只有青年鼓掌。現在到了批判那些運動的時候了，最高領導應當對肅反這些運動重新估值，不然就很難令人服氣。肅反中十個斗錯九個，這能說是偉大的肅反運動嗎？希望最高領導作合理總結。分別道歉不解決問題。如報上一個笑話，一個洗染店員把顧客的衣服燙個窟窿，說聲道歉之後又理直氣壯地說顧客沒有政治修養。這怎能完事？應當認真承認錯誤，只有這樣才能建設社會主義。

《師大教學》一三零期《黨委制已形成了包辦，黨委治校既不合理又不合適（武兆發在六月一日生物系全體教職員座談會上的發言）》：

陳先生說教授治校要打架，我剛才所說的是「達到教授治校的精神」，也就是內行治校。這不同於過去的教授會。請問教學人員中教授內行是講師、助教學生內行？黨的領導我是指黨的思想領導，不是黨的具體領導，黨委制已經形成了包辦。所以要求校長、總務長、教務長也是教授，就是要體現內行治校的精神。總務長也要教授或副教授，因為只有他懂得教學，才能做好輔助教學的工作。學校有制度就不需要那樣多的人，如莫斯科大學校長也有時間進行教學的研究。法制對於辦學很重要。中國舊大學原來有辦大學的種種條例，可以作參考，加以適當修改，有了辦事條例，各種有關教學的事情教務科人員就可以辦了，不一定校長、教務長、事必親躬，一切應當有職有權，層層負責。像陳校長只需參加幾個大會議，小的委員會可由其他長領導、校長、教務長、各系主任都可輪流任職可以由教育部任命，也可以民主選舉。陳先生說有的民主人士經過鬥爭使自己有職有權了。試問這樣做到的有幾個？有多麼難？「篡奪領導權」和「反黨」的帽子可是好戴的？這樣做不行！我們還是爭取法律保障，全國一致好一些，否則給「反黨」的帽子戴可吃不消。

黃月華先生問：照武先生的辦法，黨委會要不要？

武先生接著說：黨委會是黨的組織，學校委員會是行政組織，黨領導全國人民革命成功，應當受全國人民的感謝。但在建議社會主義的偉大工作中，黨能完全包辦嗎？我認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領導全體人民的是建議社會主義的思想不是教條，而是結合中國實際的東西，家天下思想，應當永遠取消，它不是人民希望的，也不是黨最高領導希望的。

陳昭熙先生接著說，剛才武先生說黨是思想領導，那麼黨做么具體工作？感到抽象。

武先生說：黨委治校是既不合理又不合適，共產黨最高綱領就是通過社會主義達到共產主義。我所說的領導思想就是這個，這個共產黨的領導思想，各民主黨派都接受，思想領導很明確了。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