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一 右派言論大觀

要翻出當時的右派言論，讓現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嘆其真知灼見。可惜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採納，而且遭致了人身家國的大災大難。從而，我們也看透共產黨遠不僅是不堪造就，不可救藥的問題，而是你要打死瘋狗還是要讓瘋狗繼續成千上萬地咬死人的問題。直接了當地說就是，除了打倒黨天下，別的說法和做法都是自欺欺人，自誤誤國，繼續自掘墳墓。

現在，讓我掛一漏萬地列舉出當時右派言論的主要之點，供人們撫今追昔，以史為鑒，使打倒黨天下的民主運動，能夠前見古人，后見來者。

（一） 聲聲聲討「黨天下」

儲安平指出的「黨天下」三個字，不僅找到了萬惡之源，而且將毛澤東關於國家民主化，聯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誘人上當的謊言及其搞專制復辟的真實嘴臉，置於光天化日之下。作為歷史人物的儲先生之所以偉大，是今天的人們仍受他的啟示，認定，如不廢除黨天下，不僅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貪污、特權，發展權貴資本、對群眾巧取豪奪，鎮壓異議人士（包括群眾上訪），壟斷一切媒體並強迫媒體造謠，取締宗教信仰自由，群體滅絕法輪功……這些浩劫將會持續下去，並且日益表明，胡錦濤上台，不僅在作惡上江規胡隨，而且又創糟蹋人權的新紀錄。

反右前後，大半個世紀的時間提供的確鑿無疑的歷史結論是，毛澤東是民主的死敵！共產黨是民主的死敵！「死敵」也者，不是民主死，就是共產黨亡。有民運人士與虎謀皮，說：「只要實行民主，還是讓你們共產黨來領導。」這無異于告訴使人患破傷風的厭氧菌說：「只要人民能吸到充分的氧氣，保證把你放進氧氣里讓你大活躍而特活躍！」

儲安平提出「黨天下」，只是他的政治理念，主觀上並不要打倒共產黨。但在毛澤東思想里，既然「革命」就是開倒車，那麼，在「不斷革命」里，自然也會革「黨天下」的命的，但不是朝著民主的目標前進，而是朝著「家天下」的目標後退。這就是下一步要到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質：「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倒退）」。

儲安平提出「黨天下」，對現實是一針見血，既具有歷史觀的深度，又具有世界觀的廣度；有的放矢，言簡意賅，句句珠璣，天下傳誦，先睹為快。由於越雷池、犯禁忌，明星隕落，然而其奇文益彰，天馬行空，不廢大江千古流日夜！所有右派的言論，都是對萬惡的「黨天下」的有力舉證，病理解剖，沉痛控訴和嚴正審判；激情一點的，便會聲聲血、字字淚，甚至喊「打」，喊「殺」！也就是鄧小平後來迭次喋喋的所謂「殺氣騰騰」。意見間的相互呼應，協調補充，使意見的總體宛然形成了一個滴水不漏，美玉無瑕的完整系統。無怪乎歷史學家翦伯贊說：右派言論好像是「集體創作」。（《文匯報》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但這隻是不謀而合，而不是鬥爭會上聲討的那樣，每個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陰謀，有綱領，有組識，有計劃地向党進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共產黨的一句口頭禪——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回想當年，安平先生話音一落，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彩，直呼：「very good ！very good ！」

「解放」后，曾任中共把儲先生的《觀察》、改頭換面為《新觀察》的主編的戈揚女士，如今憶起該文，仍是不勝感嘆，讚不絕口：「現在重讀『黨天下』，真是句句珠璣，不忍釋手啊！」（《爭鳴》二零零零年四月號）我上面曾說過的「句句珠璣」，其權威性即源於此。這便是右派言論中的核心觀點，是對「老和尚」致命的當頭一棒！儲文發表后，使毛澤東「一連幾天沒睡好覺」（據胡喬木兒子透露——見儲安平，維基百科）。請看儲安平發言原文:

儲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於「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單位大小，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樣的想法。從而形成了今天這樣一個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突出，黨群關係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導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象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位黨外人士，是不是黨外人士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儲先生決不是逞一時之興，逞口舌之快，想發驚人之語，或是為一時，一事所激怒而發出的憤激之言。否。這是儲先生的思想本色。有人寫文章揭出「『黨天下』的原版」，指出儲先生於幾年前，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發表在他主辦的《觀察》雜誌上的專論《中國的政局》，其中第四節寫道：

坦而言之，今日的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

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而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共產黨的對人只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為出發，不存在任何人情與友誼。

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下去。

公平的反面就是極端，共產黨的極端作風，實在大大地限制了他的同情的範圍，亦減少他獲得成功的速度。

老實說，我們現在爭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個「有」「無」的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呢？不僅中共，包括蘇共在內的百多年國際共運所提供的史實，可以斬釘截鐵地回答：「是。」這個回答是對上述關鍵詞「無」和「極端的有力肯定。」毛澤東，斯大林的一己之私，共黨的一黨之私，都是極端的；其殘酷暴虐，殺人如麻，無民主，無自由，無人權，無恥謊言也都是極端的。

鄧小平回答得也夠斬釘截鐵：「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鄧小平文選》三卷, 頁一八二）這不等於是鄧小平公然申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制度與 「自由」是不相容的嗎？這不就是「六四」大屠殺的理論依據嗎？可惜，至今仍有眾多改良主義者的熱面孔貼著這個專制的冷屁股在自作多情。對比之下，我們就更加珍視，更加懷念儲安平先生這位不是政客，而是不可多得的偉大的民主政治家了。正如章伯鈞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后與史良談的：「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而且一再掮出盧郁文來，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

二年後，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人民日報》揭發說，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陸欽范，「污衊共產黨 『已成為一個權利集團』，惡毒地說共產黨是『世襲』，『比起土地私有制來更是真正的封建』；詛咒黨『終究會被時代的車輪所拋棄』。」

《人民日報》六月六日（凡不註明年份的， 即一九五七年，下同）載，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人說：「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 在省里還好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以命令一切。」

《人民日報》六月十一日載：六月十日在民盟的座談會上，候補中委陳新桂仍然說他完全同意儲安平所說的共產黨的「黨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他以為不足的是儲安平不曾進一步指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麼，他認為「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斯大林錯誤，從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證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他還說，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專政。這樣，共產黨在貫徹政策的時候，首先要信任共產黨員，再就是信任青年團員，再就是信任靠攏黨的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不產生宗派主義，不產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不可想象的，不形成「黨天下」是很難想象的。

《光明日報》六月二十五日載，《中國青年報》記者詹寰說：「共產黨就是黨天下，沒辦法，這是根本制度問題，我完全同意儲安平的意見！」「共產黨不僅是以黨代政，而且有黨無政。"

《人民日報》六月二十五日載，湖北省中南財經學院院長、民盟湖北省主委馬哲民說：「中共不少領導同志……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們儼然為『天生的聖人』。這就等於基督教說『我代表上帝』了。」

浦熙修約樓邦彥和彭子岡一起去找費孝通談「黨天下」的問題，她問道：「黨究竟該在國之內還是國之上？」（《大公報》七月八日）

《人民日報》六月二十八日載，山東青島民盟成員曲北韋在市政協會議上發言：「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屬於共產黨?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

《人民日報》六 月二十九日報道《南開大學反擊右派的鬥爭》：「在小組和班的會上，歷史系一年級一班的學生姚安全，口口聲聲說葛佩琦、儲安平說的是『事實』，統購統銷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認為『三害』是主要的敵人，而『三害』的根子則是『黨天下』，要反對『三害』，要想不動搖黨的領導是不行的。」

《人民日報》六月二十二日登載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劉地生的文章中說，消滅「三害」的根本方法就是消滅其產生的條件。這些條件是「僅允許從命令，而不尊重人權，不倡導獨立思考。」並說：「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黨，但這不等於說共產黨就是國家。因為中國有六億人口，而共產黨只有一千二百萬黨員。決不能說一千二百萬黨員的利益就是六億人民的利益……我覺得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今後制定政策方針應該先從六億人口的利益出發，不應該先從黨的利益出發。任何一個黨派的委員會或支部，除開對那個黨的機關或黨員之外，沒有權力對黨外的政府機關或行政人員發布命令或指示。」

蕭子超是華南墾殖局的一個科員，一九五七年他曾提出這樣的建議：

一、建設社會主義是可以通過不同的道路來達到的。如南斯拉夫就是走的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國，全國要建成社會主義是必須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具體地區卻不一定需要那麼長。因此，他以為，「以廣東的人力物力條件，如果單獨搞，在時間上可以縮短很多。」

二、他認為廣東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由於南下幹部對廣東的情況不了解所造成的。

三、他認為：「廣東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以發展農業為重點的方法是不恰當的，應以工業為重點，根據廣東目前情況應著重發展輕工業，尤其是輕工業中的農產品加工和食品工業。」他認為，現在所以搞得這樣糟，是由於領導幹部系外來幹部，而廣東本身又不是一個獨立政權組織的緣故。」

四、他認為在語言系統上廣東自成格局：「以廣州話為基準的廣東語言，在語言三要素上和北京語系都有很顯著的區別」。

廣州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證明這個科員的思考是非常有價值和遠見的，建立經濟特區的想法，也就是這個思路。但在一九五七年，提這樣建議的人卻被說成是要建立「廣東人民共和國」，而成了「右派」。（謝泳《一九五七年知識分子民間的言論活動》）

中國共產黨聲稱自己不是農民的黨，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黨，更不是資產階級的黨，雖然這些階級在社會上是合法的，但作為階級的思想在黨內是非法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思想是屬於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政治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全人類的利益，所以共產黨的階級利益就是無產階級的利益。怪事就出在這裏：領導全國工會組織的李立三之所以下台，是因為：毛澤東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他便提出：「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他主張工會要為工人階級謀福利，就犯了「福利主義」的錯誤，據說正確的方針應該是「把工會辦成教育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學校。」等等。到反右時，被划為右派分子的高元，是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檔案處處長，有十六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據報紙上說，他認為 「工人並不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參加工會，也不是為了學習共產主義參加工會，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參加工會的。因此工會的本性就是保護，至於共產主義學校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支柱作用，黨聯繫群眾紐帶作用，都不是工會的本性，而是黨強加于工會的。」高元認為，工會存在的客觀基礎，是國家有官僚主義分子，違法亂紀分子，國家不可能不犯錯誤，國家可能會侵害工人的利益。資本主義對待工人的一套，在我們國家中都有，只是分散而不集中罷了。所以需要工會和政府唱對台戲，需要工會來保護。這篇報道說，「今年四月，國家調整某些消費品的物價，高元在同志中間散布他的謬論：國家對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資，一方面又提高物價，這是國家對工人耍手腕。全國總工會應該對此發表聲明，表示遺憾。」高元還說：「黨只注意長遠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眾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黨的領導，工會就不能很好地保護工人群眾的切身利益，黨就成了礙手礙腳的東西了。」他還提出：《 工會法》規定全國只有一個工會，是否合適可以考慮。工人可以自己組織工會，不一定參加全國總工會。」（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

可見「黨天下」是要專一切人的政的。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工會不是為自己謀福利和保護自己利益的，反而是共產黨用來專工人階級政的紐帶，給自己成員洗腦的共產主義學校！成立工人階級獨立工會的思想，這時已被提了出來。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