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乙：溯流

关于毛泽东反右派的起因，我分析了远因、近因，内因、外因。至于，反右运动的性质、过程及其历史影响，这将是我在以下：“从反右到文革”和“反右派运动的惨痛历史教训”中，要展示和研究的内容。在这篇“右派言论及其历史定位”里，我只能囫囵呑枣地说上一句：“鸣放的中心内容, 是具有民主个人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要共产党兑现自己的民主承诺。”不管右派是自觉还是自发，是居心反党还是不曾有反党的动机，但中心内容就是要毛泽东实现他说的甜言蜜语。而这些人士是冲着这些甜言蜜语才追随共产党的。比如，毛泽东再三散布的美丽的政治幻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 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的发展，並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的协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毛主席说：‘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一二四页）。

像这样意思的话毛百说不厌，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可以说是连篇累牍，甚而至于在《解放日报》社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中，说了如此决绝的狠话：“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主、给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 这句话中的“只”字，就意味着不给任何其他选择，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动摇，表明政治态度的决绝。社论接下来说：“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如果以此来衡量中共八年来的执政；不来拐弯抹角那一套，干脆地说：“中共就是反革命! ”——这是在客观事实上，与他自己的逻辑上,会一致地得出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刘宾雁也是这样认为：毛泽东“把一九四九年那场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泽东的逻辑来重新来一次定性的话，反革命就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了。”（《谁是反动派》）右派之所以为右派，撇开具体的表现形式，就其言论的本质功能而言，就是会提醒人民认识到这个“一致地得出的结论”。

八年来共产党执政的事实，说明共产党历来的所作所为，相对于他的民主承诺来说，完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它广为宣传的“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是不打折扣的谎话，按实情说, 不是“选择”得逞了，而是“欺骗”得逞了；对于大多数右派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共产党，或者说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值得人们“惊佩”，那就是，其欺骗之能量竟能如此之大！能使受骗者举着拳头要打倒揭露事实真相者。这也就是反右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地展开，工农能够愚昧到不可救药地反击自己真正利益的代言人，全国能够一致地起来自掘坟墓的根本原因。

因此，通过反右我们有一个发现：毛泽东骗人（包括对他的战友和政敌，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绝招，是让你自掘坟墓——你自己先去打倒你的朋友，然后他再来收拾你。就像舒芜出卖胡风以后，在反右中被打倒那样。虽然大鸣大放是毛泽东自鸣得意的一场最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但毕竟又提供了一个全国规模的，也可以说是阴（谋）差、阳（谋）错而造成的最后一次的、大讲特讲实话的大好机会。到二十一世纪回头看，将会证明那时的历史性前瞻：

这是最后的实话！

睁开眼来看明天，

一个谎言帝国，

就一定要在中国实现！

而这些实话作为不祥之言——后来在邓小平时代与时俱进、统统换成一顶新帽子，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党做的历史判决。共产党的所有作为，都是一步步地时而直接、时而曲折地，时轻时重、时疾时缓地向这个坟墓进军。我绝对相信，共产党最终会在这里葬身。在这里，中国的斯大林，苏联的斯大林，以及所有大大小小斯大林分子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邓小平遮遮掩掩地、所指出的“制度不好”的方面，早在二十多年前右派就以大实话，比他更广泛、更正确、更有高度和深度，更由于指出得一针见血便更振聋发瞆。如果中共不错斩华佗，治病趁早，绝不至于让癌细胞在全身扩散，到今天成为不治之症。当时的实情是这样的：右派从宏观上讲，还不是要反天，而是要“补天”，正如王造时被打成大右派后给周恩来总理信中所说：“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乱之诮。”

又如原载于北大校刊一二三期姚仁杰同学的文章题目所示:“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也如被保留下来证明“反右正确”的五个大右派样板之一的彭文应, 当时表明心迹说的：“例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是使大厦更好……”直到死前，他还坚持：“那不行，这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更如刘宾雁，只是出于为了中国好和中共好的单纯动机，才给毛泽东写了信：“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毛泽东在半年以前，也曾发出过“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警告。但这类话只能由毛泽东本人说，别人要议论这样的可能性或现实性，就意味着对党的“诬蔑”， 了“攻击”罪。

刘宾雁后来才知道：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当即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已经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显然是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刘宾雁却还要如此多情地进言，这就真是毛泽东后来嘲笑的“自投罗网”了。（高伐林《我怎样自投“右派”罗网：刘宾雁回忆半个世纪的往事》）

但是，凡是称得起“右派言论”的意见，都的确是击中了要害。他们的悲剧大多是，本想给恶狗治好狂犬病，却被毒汁四溅的恶狗反咬了一口。你若用前瞻法，让时间顺延，你就会看到毛泽东这只恶狗，疯狂到何种程度？彭德怀政治把脈后的诊断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疯犬讳疾忌医，首先下口咬得彭德怀鲜血直流；然后，它自己越来越狂，越狂越热，任意逞疯狂，疯狂到天不收、地不留，直到疯死；直到死后，尸体上的疯毒，疯菌仍在中国大地上传播着像 “猩红热”瘟疫一样的“毛红热”，掀起一阵阵的崇毛狂。

反右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大跃进给神州大地带来国家规模的发神经：成群的狂犬，和被它们裹挟着的成群结队的患上狂犬病的疯人，发狂啊发狂！还有更大的滚滚狂流在后头。上帝让一个人灭亡，先让你发狂；包括每一个人及其集合。民族应该记住：要是听取了右派的警世良言，避免一场精神的和物质的浩劫该不会成为问题。今天，这个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的国度，也不用在浩劫的废墟上，对着男盗女娼来讲“八荣八耻”了。正如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提出：“一心一意搞四化！”一个老知识分子向我倾诉：“如果当年早听了右派言，别说四个现代化、八个现代化也早化成了！”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