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7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8月12日

日本通過其在伯爾尼的使館宣布，它向所有的交戰國無條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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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和我的一次談話中說，蘇聯現在或將來，應該向中國提供無償援助。中共和聯共(布)目前和將來的關係，全都靠這樣一點來決定。

毛澤東對蘇聯抱有一種本能的惡感。他把蘇聯看作是思想上的對手，儘管保證友好的話都給他說盡了。對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厭惡既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也不是出於個人的好惡。這種反蘇主義已有十年的歷史，了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可以追溯到他派王稼祥到莫斯科去摸清共產國際的“支持投降主義”情緒的時候。毛澤東認為共產國際和莫斯科是在造就“教條主義者”。從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就在逐漸地、一步一步地破壞聯共（布）與中共之間的關係。他在按他的計劃改造中國共產黨。

他認為革命的主力在農村，就在這個問題上，他不同意共產國際的看法。他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中共在農村地區扎了下來。事物按必然規律發展，中共開始蛻化為一個具有獨特思想的農民黨。很自然，在這個蛻化過程中，中共黨內充滿著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傾向，馬克思主義與小資產階級傾向的鬥爭。可以說，這種鬥爭還沒結束。

由此看來，“現實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個走運政客的的活動的產物，而是一種具有牢固的思想基礎和經濟基礎的哲學體系。不管他們在大會上說什麼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找不出無產階級思想的痕跡。無產階級思想在這裡被解釋成對毛澤東的意志的軍人般的服從。就這樣，黨閉塞了，農村把黨“蛀空”了。毛澤東確實成了領袖，但並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的領袖。一切事情都按“存在決定意識”這一經典的公式進行。

總起來說，“現實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整風式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歷史的狂想曲，而是客觀事物發展的反映。客觀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已經起了作用，現在還起作用，並且將繼續起作用。這個過程是從一個國家的生活方式、經濟、階級關係、傳統等等情況中產生的。中共就是從這些因素所創造的環境中不斷發展起來的。

這說明為什麼不僅毛澤東，而且黨的所有其他統治者也是厭惡蘇聯、共產國際和聯共黨的。他們沒有推動歷史，而是這個人數眾多的農民國家，它的客觀進程的力量在推動著他們。既然是這樣，要“指導他們一步步向前走”是無能為力的，因為這是這個國家的國情的集中表現。他們是懷有民族主義野心的小私有者哲學的極端表現。中共的這個變化過程會有各種形式，但其實質和方向是不會改變的。

我了解他們對蘇聯和聯共（布）的真正態度。即使確當前這種被迫表示良好願望的氣氛中，他們對布爾什維主義的言論和態度，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一次在飯店聚會時的情景，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馬克西姆．高爾基曾目賭那一情景，並作了描述：“喝著來萊河地區產的白葡萄酒和啤酒；葡萄酒是帶酸味的佳釀，喝了暖身子，啤酒也不錯。社會民主黨人在談到俄國革命和俄國黨的時候，也帶著酸味，拋不掉優越感。而當談到他們自己的黨、德國黨的時候，則覺得非常之好！總之，一切都是那樣自滿，叫人覺得，連椅子也因被這些尊敬的領導人的屁股坐過而感到心滿意足！”中共領導人用“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毒害的，不僅僅是他們的黨和人民。

我是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來評價“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因為我不承認任何其他的看問題的哲學方法。我的結論是以事實作根據的，而不是以一些詞句，或諸如《新民主主義》這樣一類毛澤東的著作為根據的。

在這裡回憶一下羅莎．廬森堡關於機會主義份子的一段話，那是非常貼切的：“你們不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你們是坐在甚至躺在馬克思主義上面。”

我甚至想用更尖銳的話來談毛澤東及其在中共黨內的支持者。(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