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4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七） 章立凡的「整風失控說」

反右與整風：章立凡在文章《毛澤東「反右」動因及後果的再研究》中說：「毛澤東為何要發動『反右』，其動念『引蛇出洞』始於何時？一直是現代史學界關注的焦點。現在比較普遍的觀點，是把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初提倡『雙百』方針並發動黨內『整風』視為釣餌，是將黨外知識分子『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謀略。這種觀點固然可以成立，但忽視了事物的兩重性，有簡單化的傾向。」他針對著「比較普遍的觀點」，即「陰謀說」，作出自己的結論：「綜觀『反右』前後的歷史，我認為『反右』的動因在黨內，藉助清議『整風』的目標也首先是針對黨內，但也隱含『引蛇出洞』的戰略意圖。『整風』的失控才導致了『反右』的大逆轉。」他論證 「動因在黨內」的「整風失控論」這一觀點時，根據的理由是本文前面已作過分析的李志綏的「整黨內敵手說」和李維漢的「出軌說」。他不同於二者的是，又承認陰謀說「固然可以成立」。文章顯露出作者在「首先是針對黨內」的大前提下，又懷著一種猶疑不決的心態。我以為，在做學問上與做事上有一點是一樣的，這就是當斷不斷，必受其亂。現在我們從兩方面來審視這個問題：

一，歷史的客觀進程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死去。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二十五日，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揭露斯大林罪惡的《秘密報告》。

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斯大林保護大於批評。

十二月二十九日，再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矛頭指向修正主義。

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想拿出一套比蘇聯高明的貨色。

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既說是無產階級的政策，又說百家者兩家也。其妙諦，只有江青一語破的：「百家爭鳴，一家作主，最後聽老娘的。」剩下的一句話說在法庭上，老娘是老爹的一條狗。

五月二十六日，陸定一作《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報告，六月十三日發表于《人民日報》。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毛澤東批:「不看了。」

九月十五-二十七日，中共召開八大。

十月，爆發匈牙利事件。

十一月中旬，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提出：經濟上批判「穩妥可靠」，反「反冒進」；政治上鎮壓反革命，「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台戲……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還提出一九五七年準備整風和大民主、小民主的問題。在國際形勢方面，一是指責蘇聯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一是指責「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三一七-三二三）因此他要撿起斯大林這把刀子殺向帝國主義, 殺向修正主義。而在接受「基本問題」的教訓方面，一是搞掉階級敵人，一是自己人要搞好三個「分清」。要做到這點的最佳方案就是實行「肅反」（後來毛澤東說：「反右就是新式肅反。」），而搞整風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且把二者攪和起來。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創作的幾點意見》。此文簡直要打草驚 「蛇」，壞了毛的 「引蛇出洞」大計。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和二十七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形勢的萬般嚴重性，大學生、教授、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這些烏龜王八的萬般惡劣、可惡的 「階級本性」，「一有機會就要發作」！等等。我在前面已有敘述，這裏特別再指出，毛澤東這時候對黨內已秘密動員，進入一級戰備的：「現在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要摟著扳機，準備好「后發制人」，待我一聲令下，立馬萬箭齊發！

這個「后發制人」云云，就是章立凡先生點明的「放屁有利論」，可作為「引蛇出洞」的註腳。

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以美麗的醜態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六月十九日公開見報。）其作用，一個字可以作結：「引」！

三月六-十三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作報告。可以說是「再引」。

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篇社論的作用是 ：「猴不上竿只敲鑼」！

同日，毛澤東嫌鄧拓不敲鑼，批他是「死人辦報」。

四月二十七 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四月三十日,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商談幫助整風運動. 毛澤東「以誠感人」。可以說是 一引, 再引, 三引。為了對知識分子「引蛇出洞」, 毛苦心孤詣, 遠勝過劉備為引諸葛出山而 「三顧茅廬」。

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什麼要整風？》

五月四日，中央發出《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好話叫共產黨說盡。

凡此種種，可謂：「千呼萬喚」。

五月十四日晚上九時至次日凌晨一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毛下令：「進入戰鬥準備！」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毛下令：「開火！狠狠地打！」

這哪裡有什麼「大逆轉」？這哪裡是什麼「中途變卦」？明明白白的，順理成章的是：「圖窮匕首見」。

毛澤東的竭誠邀請，重新激發了黨外老朋友的參政熱情。閘門一經打開，批評的洪流便奔騰直瀉，廣泛涉及政治、經濟、司法、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如果批評之火僅燒到毛點名的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藝、科學、衛生等幾個國務院部級單位，甚至國務院本身，或者出幾個「小匈牙利」，似乎都在可控範圍之內。但形勢很快「出線」，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的言論固然「出線」，但「出線」更多的當屬《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的文章：「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於是他對「老和尚」提了意見：「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是不是黨外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　

民主黨派人士鳴放，尚能坐而論道，不失雍容氣度。青年學生卻是熱血沸騰，群情激昂，抨擊時弊不遺餘力。學生們的言論不受黨派關係和社會地位的約束，廣泛涉及前輩們尚未問津或不敢直道的領域，並結成各種社團，出格就太多了。以致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形容當時的校園氣氛說：這好象到了「五四」運動的前夕。

毛澤東本想利用「大民主」手段來衝擊官僚體制，卻產生新的兩難境地：「大民主」危及到黨的一元化領導，這是他始料未及的。捲入其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未想過要從根本上推翻共產黨，而是要求政治改良，實踐執政前的民主諾言。麥克法誇爾等西方學者認為，毛在黨內的巨大壓力下改變了主意。後來被打成右派的清華大學黨委常委袁永熙當時曾透露：「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壓力，國內告急，電報雪片飛來，都要求收。」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中，毛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大區和省級幹部。應該說正是這些人的呼籲，促使他將自己放出的「魔鬼」收回瓶中，全黨「整風」開始轉為全國「反右」。毛的英明決策，使被「大民主」燒得寢食難安的各級領導如降甘霖，得到從中央到基層的一致支持。他的權威也開始重新樹立。

章立凡的以上所述，全已為別人（包括他要商榷的李慎之先生）所駁倒。我就不再訴諸語言, 而只是緊緊依靠歷史的客觀進程。這裡有個基本事實，國內、體制內、黨內的許多學者都已明確指出：毛在五月十五日決定要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這個「猖狂進攻」（也如立凡的上述）就根本不存在。海外學者丁抒提出一張時間表如下:

有一種說法，謂毛澤東本欲接納對共產黨的批評，只是在鳴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轉而決定反擊。這與事實不符。這裏不妨列一張時間表：

北京大學第一張鳴放大字報於五月十九日貼出，是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以後四天的事。

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五月二十一日提出。

龍雲的「反蘇謬論」，五月二十二日。

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五月二十二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五月二十三日。

葛佩琦的所謂「殺共產黨人」（見本章稍後的敘述），五 月三十 日。

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五月三十一日。

儲安平的「黨天下」，六月一日。

有些中共事後用以證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惡活動」，全是在毛澤東五月十五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通知黨內高層準備反擊右派之後，在不知中共幕後部署的情況下，為中共反覆邀請而「放」出來的。

該以事實為準了吧？不哩！真虧有共產黨久經訓練的詭辯家能挖空心思來圓謊！據他說：《事情正在起變化》，「從文章內容看，從五月中旬開始，毛澤東就對反右作了具體部署。這大概是西方學界一直鼓吹所謂『引蛇出洞』的由來。國內學界大多不同意這種觀點，但是並沒有拿出具有說服力的文獻證據。

尚定先生說：「筆者以為，此文所定之著作時間似有誤，不應是現在一般人認為的『五月十五日』。認定這一點，對於糾正所謂『引蛇出洞』之說，顯然是十分重要的。」（《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二十年》頁一八五）這個與「現在一般人」不同的「二般人」的尚定先生 ，「更確切地說，將其定在五月底六月初，似乎更合理、也更符合實際情況。」（頁一八七）這樣一來, 「對於糾正所謂『引蛇出洞』之說, 顯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與「似乎更合理、也更符合實際情況。」 卻相去十萬八千里！正是：「理屈詞窮疑無路；強詞奪理又一村。」自以為得計，豈不知，事情並非孤立的存在，而往往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於是漏洞百出：這首先涉及到你有沒有蠻勇、去篡改載此文的「聖經」《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其二，五月十五日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是毛傳反右密旨于高層的日子。要想篡改歷史，還需要對其它檔案存件同時篡改，如：

五月十四日（注意日期：五月十五日的先一天）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消除同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面貌。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近來我們許多黨報，對於一些反共的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這實際上是幫助了右傾分子，並且使人感到是我們懼怕這些言論。這種現象，請你們立即加以糾正。

五月十六日（注意日期：五月十五日的后一天）毛澤東代中共中央寫的《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

「最近一些天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這一點，五月十四日我們已告訴你們了。為了研究問題，請你們多看幾種報紙。有些地方例如上海黨外批評相當緊張，應當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步孤立右派，爭取勝利。」

這些反右密旨是傳給「各省委、直屬市委、自治區黨委、各中央直屬部委首長，各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負責同志」。從發出兩個文件的日期是五月十四日和五月十六日，看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寫作日期定在五月十五日，該算是天衣無縫。尚定先生反而用這兩個文件曲意來為篡改這個日期當作論據，實在是撒謊撒得有點兒抓住鼻子不顧腮。作出連中共都覺得是理虧氣軟的事，雖然是邀功心切、餘勇可賈，但確實為毛澤東出了一個算不上是好主意，而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和「掩耳盜鈴」的餿主意。對毛的行奸只能是欲蓋彌彰。而事實竟是如此無情地撕破騙子們的嘴臉。這樣做，無法解釋的事還多著呢！

其一，毛的秘書林克於五月十二日（注意日期！）在《日記》中所載：「毛主席在同我談話時說，目前全國已經爭鳴和齊放起來，知識界爭得最響。民主黨派不那麼響，工商界最先神氣，章乃器、羅隆基、章伯鈞、陳銘樞等人發言有取消黨的領導（！）的味道。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爭名奪利的本質也有所暴露，像定息二十年。自一九五六年算起可以說是一種典型。有敵視社會主義（!）的情緒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來到，各種蛇（!）也開始動起來了。民主黨派某些人及資產階級某些人的鳴放，並不增加他們長期存在、共同監督的資本，相反某些言論會使它（他）們在群眾中喪失威信，這樣就不是長期共存而是短期共存了。」「 關於反社會主義（!）言論，可以多登一些，這有利於我們。」（沈志華《整風是如何轉為反右派運動的》——其中的「！」是紫丹加的。）

其二，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五月十八日晚（注意日期!）通過電話告訴邵荃麟，邵荃麟隨即向在他家的黃秋耘轉告：「周揚來的電話，哎，轉了！」

其三，中共中央委員、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寫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開始於五月中旬（注意日期！）。這時（！），中央要反右的方針在我腦子裡已經清楚了。當時鬍子嬰從西北視察歸來，在會上講了上海一批工廠搬遷西北，辦得不好。黃炎培從外地考察回來，也講了一篇類似的話。我看到讓他們這樣講下去，將來要划為右派不好辦，就宣布休息。請孫希孟去做黃炎培的工作。保護了他。」

你以為只要篡改一個「日期」，就可以給毛澤東的極端邪惡和陰謀詭計的嘴臉上塗上一層正義與正大光明的厚厚的脂粉或油彩嗎？「事實」會把不管是多麼厚的脂粉或油彩都給沖刷掉的！這才「顯然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言歸章立凡的話題，以令尊章乃器先生為例證，來作研究。毛澤東在反右之前，背著章先生的面，向高級黨徒們點著章先生的名罵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實際是聲討——紫丹），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毛在發動反右前三天，六月五日，對民主黨派二老，陳叔通和黃炎培示密，說：「章乃器是和我們走兩條路的。」就是說，在反右的鍋里早已下了令尊的米； 而在反右之後，又封他為右派的老祖宗。從章先生身上，我們尋不出一絲一毫你說的，毛要「竭誠邀請」令尊幫助整風的「竭誠」在哪裡。倒是看到了一場鴻門宴。于如今，反右檔案已解密，很多真相已大白：毛澤東是自始至終居心叵測，貫穿著一連串的預謀——陰謀，卻沒有發現你說的「整風失控」。

章乃器先生可是非凡的歷史人物。在政治上、道義上、物質上，對共產黨是恩重如山的！應當說是共產黨欠他帳；是共產黨不仁。先生這麼偉大的人格，竟遭毛澤東這號卑鄙小人的政治愚弄，歷史玩笑開得可謂太殘酷了！他的偉大人格，為千萬人所敬仰，我也是其中一個。直到我的右派「改正」，還留了一條尾巴：「同情右派言論」。這是因為我划右派的條件之一是讚揚右派，宣揚右派言論。具體內容包括在人面前讚揚章先生人格偉大、有知識分子的骨氣，記憶猶新的是他說的那句「心安理得」……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