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7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四）「錯估說」與「上當說」互為因果

有人揭發章伯鈞，說他說:「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的人提出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向來總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有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閔剛侯：《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

所謂「緊急會議」即有名的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這個會議的召開，其中就窩藏著禍心：原本是章伯鈞想了解一下北京教授鳴放的情況，可民盟北京市委不買盟中央的帳，以「此會難開」反饋之。後來，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隱藏在盟內的秘密中共黨員閔剛侯（即上文作者，所指 「禍心」，即表現此）受指使，來電話說：「老金（金若年，民盟北京市委副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章伯鈞提議的那事，你不用管了，我們已做了安排。會議定在明天開，地點在南河沿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你也得來。有一點現在講清楚，這回不要當面做記錄，可你得用腦子記，會後我們再搞份文字記錄……」讀者至此，該有陰森的感覺了吧！

這裏章伯鈞的估計犯了雙重的錯誤。一是毛早已估計到最壞的結果；二是毛至少在三星期前已採取了斷然措施，根本不存在「進退失措」。並且此後；毛澤東在七月一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里，作了讓你吃不了兜著走的回應：

反動的階級敵人為什麼會自投落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便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

這是章伯鈞的「錯估說」。但，也有毛的「錯估說」和「上當說」。李醫生說：「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一八八）

李是持「整黨內敵手說」的，認為整民主人士不是毛的本意。其實，整兩者都是他的本意。前者是避免中國出赫魯曉夫；即反修。後者是避免中國出哥穆爾卡、納吉或說避免出波匈事件；即反右。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是蘇共二十大及中共八大及其反個人崇拜路線；其認識根源，脫胎于列寧關於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掃除兩堆垃圾的論述和他自己在《矛盾論》中所說，不能掌握矛盾發展的階段性，認識和處理問題便會如墜煙海。所以，先反右，掃除一堆兒「垃圾」；然後，用反右中的積極份子整黨內敵手，黑旗事件，前已闡明，而作為掃除另一堆兒「垃圾」的大動作的文章，所依靠的是比林克等八人還要積極的反右急先鋒鄧小平（大躍進中是副帥，文革中又復出）、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輩。

李醫生在書的上一頁說：「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頁一八八）下一頁又說：「知識份子這下覺得上了『當』。」（頁一八九）到底是誰上了誰的「當」呢？所以，事實上不是毛，而是「右派」錯估了，上當了。

作為例證，龍雲直到五月二十二日，大家已嗅出毛要收網的氣息，他還對毛表示了信賴，認為「收」是不可能的，說：「共產黨是執政黨，怎會出爾反爾，開這樣大的玩笑，讓大家把思想暴露出來，然後再整。」（《人民日報》五月二十四日）好象這是不可思議的。

無獨有偶。六月八日，毛澤東捕捉到罵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為虎作倀，無恥之尤」的匿名信事件這一戰機，在《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地位，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向全國公布了要開展一場反擊右派的轟轟烈烈大運動。工商界這天開了最後一次座談會。座談會結束后，章乃器提交一篇書面發言，反批評吳大琨、孫曉村：「這不是睜眼睛撒謊，便是健忘。這樣的辨論作風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慮的。」特別耐人尋味的是，面對中共發出反右派的歇斯底里號召，他于結尾處寫道：

我告訴工商界：整風運動是一定要進行到底的；共產黨絕不會做半途而廢的事情。共產黨代表了工人階級忠誠老實的品質，是不會表面一套，裏面一套的。我們要完全相信黨的方針、政策，用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的態度揭發矛盾，幫助黨做好整風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擊。整風運動從某一些角落來看，肯定會有曲折，肯定會有過「左」、過「右」的偏向，但黨是會明是非的，是非最後也一定會明的。」（六月十日《人民日報》）

他們兩位都是政治老手，竟然會上當受騙而至執迷不悟！有人評論他倆說這話，可以理解為他們對黨信賴；也可以理解為他們預感到收的可能，故意說破，希望避免這種前景。我們說，無論對他們的話作何理解，都說明他們對毛的無恥、無賴的程度作了錯誤的估計，以致見了棺材還不落淚。

張戎作為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的女兒，根據自己的所經、所見、所聞，寫了紀實文學《鴻》。關於反右的緣起，她寫道：「一九五六年秋匈牙利發生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暴動事件——不久被鎮壓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國有一批受過教育的人都希望開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國發生類似的匈牙利事件，後來他曾對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表示，鼓勵人批評等於是個陷阱……毛澤東不擔心工人或農民。他堅信這些人會感激共產黨讓他們填飽了肚子，使他們過安穩的生活，他不相信這些人會起來造反。毛澤東從來不信任知識份子，他們比別的階層更喜歡獨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識份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僅右派上了毛的當，掉進他設置的陷阱，即便左派如陳其通等四人也掉進去了；可憐的馬寒冰竟輕於鴻毛了。位至中央部長的李維漢，雖不能說「上當」，但是他也沒有估計到「引蛇出洞」。當然，下面的黨員就更估計不到了。張戎說她母親——「一九五七年春，共產黨邀請知識份子批評各級領導。我母親聽了毛澤東的一個一級級向下傳達的講話后，非常激動，整夜沒有睡意。她覺得中國共產黨真的越變越民主了，她為自己是個共產黨員而自豪。」到反右時，「她打從心底覺得此事不公道：先是宣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現在卻把提了意見的人打成右派。」（ 《鴻》頁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

毛澤東真的「開這樣大的玩笑」，讓左派、右派都上當了！讓黨員、國人都上當了！甚至開到國際上，讓蘇聯、美國也都上當了！

毛澤東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會議上講中蘇關係時指出：

我們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我們講，他們不講，還說我們是搞自由主義……

這個報告公布后，《紐約時報》全文登載，並發表了文章說是「中國自由化」……當時蘇聯看不清，給我們一個照會，怕我們向右轉。反右派一起，當然「自由化」沒有了。

無怪乎江青說：「主席這個人，在政治鬥爭上，誰也搞不過他。」（《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一三七）可見，如果真象他說的——是「陽謀」，能讓這麼多人上當嗎？能把國人、洋人玩得如此眼花繚亂嗎？當然，出河才見兩腿泥。

赫魯曉夫和許多中國人一樣，終於看出來了：「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裝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被他認為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頁四一七）

是的，一點不錯，正是志在「搞掉」。「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

「搞掉」是目的，「陰謀」是手段；如此而已，再無其它。

但是，還有很多人，事後仍持「錯估說」。例如，政論家凌鋒說：「經過了上述恩威並施以後，毛澤東以為可以控制中國的知識份子，成為會說話的黨的高級工具了。因此在一九五六年出現了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年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及其後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毛澤東自以為中國的知識份子絕不會『亂說亂動』，所以以退為進，在一九五七年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大鳴大放，以緩和及改善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豈料卻引來一大堆批評意見，包括一些相當尖銳的意見。毛澤東大吃一驚，一怒之下發動了反右派鬥爭，加強對知識份子的鎮壓。而為了不失他的『英明』形象，便詭稱大鳴大放是他的『陽謀』。」（《中共風雨八十年》，頁一二四）

他又不接觸毛澤東，怎能知道「毛澤東大吃一驚」和「一怒之下」呢？所以我猜想，他是受了待在毛身旁的李醫生回憶錄的影響。他得結論的前提條件 ——「毛澤東自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絕不會『亂說亂動』……以緩和改善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就錯了。一是毛自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這班烏龜王八蛋不僅亂說亂動，而且亂放屁；二是毛早已做了最壞的準備，早已下了最狠的心。三是最主要之點，說毛有意「緩和改善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在本質上就誤解了毛。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