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6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 李志綏的「整黨內敵手說」

這是李志綏聽了毛關於「陽謀」云云之後，「我終於了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識份子將他的黨內敵手整一整的策略適得其反。」「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回憶錄》，頁一九五）

他以為毛的陰謀是借刀殺人，利用知識份子整黨內敵手；反右並非預謀。所以他才有：「今日我的后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發生。我們今天只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是想藉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未料到民主黨派人士竟群起質疑『社會主義路線』和『共產政權』的合法性。毛萬萬沒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見越來越尖銳，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的統治。毛不禁暫時回頭和黨內反對他的同志聯合起來。黨內領導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槍口對外，出現了大團結的局面。」

由於某種原因，他特殊的御醫身分，使他能見到、聽到人之所未能者，故能得出此一獨到之見。如，毛此後的一切政治行動都是為了推翻「八大」路線。但他對反右和文革發表的見解，卻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再則，問題出在事態的發展並不是一條線似地發展下去，而往往是節外生枝、千絲萬縷亂如麻的。即，不是一因一果，簡單明了；而是多因一果，一因多果，互為因果。例如，蘇共二十大在中國的反應就不同於在蘇聯本國的反應，也不同於在南斯拉夫的反應；在南斯拉夫的反應不同於在東歐其他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的反應；在國際共運內部，在執政黨的反應也不同於在野黨的反應；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反應更不同於在資本主義陣營的反應；而且，還存在著連鎖反應。而作為綜合的反應，則是敲起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喪鐘。這便是波匈事件的爆發及其影響。

毛澤東說，一九五六年是「多事之秋」。他作出兩項決斷。一項就是防止黨內出赫魯曉夫，把赫魯曉夫批倒批臭。在當時中國，婦孺皆知，赫魯曉夫是個大壞蛋。李志綏的後知之明就是說的這一項。最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揪出並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及其司令部。

另一項是防止中國出匈牙利事件。毛把此件當成當務之急。波匈事件對中國影響之巨、之深，非現在中國人（外國人更別說了）可以想象的。我划右派后，在農場勞動教養。有一個報社來的青年人，二十二歲，比我小兩歲。他告訴我，他正在談戀愛，跟戀人說，中國如果發生匈牙利事件，他和別的青年人都表示要參加。結果，戀人在反右運動中進行了揭發，於是，幾個年輕人全都打成了右派。

現在我們來看看毛當時的心態，以及他是如何磨刀霍霍、咬牙切齒地在背後向他的黨羽暗傳殺機的，而在當面——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在天安門城樓上，卻給他的敵人以朋友似的笑臉相迎，使他的敵人誤以為「氓之蚩蚩，抱布貿絲」，而覺察不出「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茲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錄下幾段，也好拿來示眾：

「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 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第三一八頁）毛不說是由於某種共產黨極權統治，傷天害理，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而胡說是「那麼多反革命」；由此可以想象他下一步要作什麼文章。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第三二三頁）劉少奇卻是從經濟上、民生上、黨的工作和政策上總結教訓，說明他對整風還有幾分真意，不似毛居心叵測。

「在學校裡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份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台，宣布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第三三二-三三三頁）那個「要殺幾千萬」，根本是空穴來風，毛卻用來聳人聽聞。這些娃娃要大難臨頭了！出現什麼問題也不會下罪己詔，只會加罪於人。

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地主、富農，城市裡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萬人。對於他們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他們的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 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麼「要殺幾千萬人」、什麼「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是不是想復辟？（第三三三頁）

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第三三四頁）

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第三三八頁）

現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第三三九頁）

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大學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第三五一頁）（到這裏，哪些人是右派？什麼話、什麼事是右派言行？已勾劃出一個輪廓。——紫丹）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

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第三五二頁）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實際是聲討——紫丹），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第三五五頁）

就此，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於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回憶文章《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一九五七》中寫道：「這段『放屁有利論』可為後來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註腳。」

毛在以上的講話中，發放出來一絲一毫的「春消息」的善意嗎？更別說誠心誠意了。他有的是充滿火藥味的惡意、敵意和殺機！而隨後造成的氣氛卻使文化人在翹盼著、期待著毛主席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會給他們帶來春風送暖、鳥語花香，於是便只管豪情滿懷地讚頌：萬紫千紅總是春！我說的這，並不是文學描寫，而是當時的現實，甚至「萬紫千紅總是春」等話語，都是當時媒體上的原話。但是，在前者轉到後者的一百八十度的巨變中，這中間有一個「斷層」，用什麼來填充呢? 現在多數人都明白了，這唯一的填料便是「陰謀」，或由右派老祖宗的兒子所指明的：「這段『放屁有利論』可為後來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註腳。」可有少數人至今硬是堅持毛原先是誠心要整風呢！那就請你們回答：「毛背後秘密的殺氣騰騰！怎麼在一個月後、突然間變成了大庭廣眾下的滿面春風呢？」

事實上，毛澤東早就把反右的策略底定了。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魚要不上勾，螞蟻或者蛇要不出洞，毒草要不出土，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等烏龜王八、階級敵人要不「放臭屁」、要不「先發」，該怎麼辦？

不多不少，正好是在一個月之後，二月二十七日，毛粉墨登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隨後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天安門城樓上，以及在各種場合上，把「口蜜腹劍」表演得淋漓盡致，出神入化。以致使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們，如著名文學家傅雷對他的談笑風生、笑容可掬、花言巧語、甜言蜜語感到如醉如狂，給兒子寫信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真是藝術高手。」（《傅雷家書》頁一五八）再往下的信，就是:「真興奮……踴躍爭鳴……都紛紛寫文章響應，在座談會上大胆談矛盾談缺點，大多數都是從熱愛黨的觀點出發，希望大力改進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揚眉吐氣，精神百倍。」（同上頁一六三）

再往下的信，就是他妻子寫的了：「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最後一次說是進步了，是否算結束，還不知道。爸爸經過這次考驗……活到五十歲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麼簡單，老朋友為了自己的利害關係，會出賣朋友，提意見可以亂提，甚至造謠，還要反咬一口……」（同上頁一六七）傅雷當上了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然後的信……直到沒有了「然後」——夫妻自殺，同歸於盡。被說成是花崗岩腦袋，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這便是毛編、導、演的《陰謀》全劇。他的出發點是什麼？近因是五個字：「匈牙利事件」。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這個血腥的日子里，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中寫道：

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

可見，毛澤東「主動的整風」不是目的，而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這說明他是要反右的，要搞掉社會上的「反動派即右派」的。

從發生匈牙利事件，到反右以後，毛澤東當面說人話，背後說鬼話。現在，人話、鬼話被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反映出反右來龍去脈、血跡斑斑的軌跡，突現出血淋淋的反右陰謀的紅線。讓陽謀說、變卦說都來個原形畢露。

顯然，用「整黨內敵手說」來說明反右的起因是太不得要領了，不是不對而是不全。所謂「不是不對」，是因為它有事實根據；所謂「不全」，是因為不是只此而已；所謂「太不得要領」，是因為它遠非起主導作用的因素。

很可能是發生在反右之後，於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在整風中，要將林克定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後來這便發展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見，最為殘酷的政治鬥爭。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撤職處分。這個教訓使我沒齒難忘。」這促使李醫生將他的「整黨內敵手說」變成了他幾十年後的「后見之明」。

林克等八人向政治秘書室副主任何載提意見，說他邀功諉過，對上拍馬屁，對下專橫壓制。何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楊尚昆報告，說他們有向党進攻的議論。到三月，把他們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集團。

毛對李醫生說：「我找田家英談過了。情況嘛，大體上是清楚了。這八個人就是不滿意政秘室領導人的右傾。中央辦公廳和中直黨委，官官相護，反而打擊他們……這八個人在去年反右的時候，是積極份子。現在反過來，說八個人是反黨份子。我說，說這樣話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場，為右派說話……」

過了「五•一」，毛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載和中直黨委的劉華峰、李東野、蕭蘭談話。指出，政秘室的運動進展得不正常。在反右運動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風運動中成了反黨份子。

蕭蘭發言，說：「這八個人的議論，矛頭指向了中央辦公廳，指向了中央辦公廳的領導人。何況中直黨委已經作出決定，指出這八個人進行反黨活動，決定他們停職反省。」發言的語氣既激烈，而態度又昂揚。她捋了虎鬚，事情就鬧大了。

會議開了一個月，蕭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她在一次發言中，稱他們八人打的不是紅旗，是黑旗。這便是中央辦公廳的「黑旗事件」名稱由來。

李醫生說：「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策略。毛的目標不但有楊尚昆，還有楊尚昆的領導鄧小平。」這次事件的結果，楊丟了中直黨委書記。中直黨委副書記李東野、劉華峰二人被下放。中直黨委辦公室主任蕭蘭被開除黨籍，后死於勞改。

黑旗事件對於說明「整黨內的敵手說」，是一個有力的例證；但對於詮釋反右的根由，卻是無力的，甚至是不倫不類的。第一是時間背景迥異。這時已結束反右，五十多萬人受到嚴懲，另有幾十萬人是內控。第二是爆發匈牙利事件的隱患已被「搞掉」。即，政治形勢改觀。第三是人物的政治屬性有別。林克等八人已被右派的鮮血染紅了頭頂。毛封他們是「去年反右的積極份子」，「左派」。何載對林克和後來文革初期劉少奇對蒯大富，都是沿用了反右的思維模式並都得到了毛澤東給予「打擊左派」的罪名，而遭到毀滅性打擊的。

毛澤東利用整風，不僅是「引蛇出洞」，而且是要知識份子激怒黨員、幹部。當時的事實正是這樣。知識份子響應毛的號召，對那些不堪忍受的政治弊端進行了批評。被批評的黨員、幹部，誠惶誠恐，敢怒不敢言。一待毛髮出反右的號令，他們便懷著百倍的仇恨殺將過來。文革中毛故伎重演，讓劉少奇等「黨內敵手」激怒革命小將，他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一貼，全國便風起雲湧，高喊「砸爛劉少奇的狗頭」。只有經過激怒，才能做到借刀殺人。

我也來個后見之明。一九八九年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就是活學活用了毛的這一陰謀。現在來請齊奧塞斯庫作為參照物。奧氏調令軍隊去鎮壓群眾，軍隊卻調轉槍口將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體地槍斃。

鄧小平呢，他將軍隊調進北京，進行思想欺騙（中共的術語是「思想教育」），然後駐足待命，與學生和群眾對壘、僵持。一則絕對無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辯論、口角，甚至過頭的言語、行動；二則他們會誤導學生去做些激進的、冒險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則事實證明，他們會唆使壞人混進群眾隊伍中胡作非為，甚至殺人放火；四則軍隊中也會出些極端份子做出惹起眾惡的事情；最後，最無恥的一招是他們製造一些「共和國衛士」，算在群眾帳上。他們卻心懷叵測，裝作正人君子的樣子來宣告：

「我們是人民解放軍，人民軍隊愛人民，一定要作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當軍隊被激怒到忍無可忍時；「不惜以任何手段進軍天安門」的命令一下，履帶和機關槍便會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現在是什麼時代了，只管血洗天安門！

鄧小平笑齊奧塞斯庫妄長了一個高大的身軀，齊奧塞斯庫噬臍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