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0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八） 三個戰場，一個陷阱
毛澤東既然要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在哪裡殲滅敵人呢？那就要部署戰場，設置陷阱，予敵人以葬身之地：召開幫助黨整風的上上下下、各種各樣的座談會，有目共睹，這是一個大戰場。我還要指明另外兩個戰場。
戴晴在《儲安平與黨天下》中說：在一九五七年春天的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分別會見各界人士。在與新聞、出版界人談話的時候，他老人家突然轉向《光明日報》的代表，問道：是不是共產黨員？那次出席談話的是總編輯常芝青，他站起來，說：是，是共產黨員。毛澤東說：共產黨替民主黨派辦報，這不好吧！此時是三月十日。（紫丹按: 此前一直是 「好」，並且事實又將證明：此後又永遠是「好」；為什麼單單「此時」說「 不好」呢？這裏邊有什麼鬼呢？今天水落石出，事情已一目了然：是把「陰謀」說成「陽謀」的鬼，是「引蛇出洞」的鬼。下面，戴晴女士又揭穿他「明知故問」的險惡用心。）
考慮到毛澤東是偉大領袖的同時還是偉大的謀略家這一事實，很難斷言他那時究竟是確實不知道《光明日報》由誰人主編，還是明知故問。因為，第一，《光明日報》向來就不曾由非共產黨人士編過，后離任的前兩屆主編胡愈之與邵宗漢，都是身份從未公開的CP；第二，早在九個月前，在他《論十大關係》講話之後，中宣部就已經在緊鑼密鼓地活動著，為《光明日報》物色總編輯。在這個講話里，毛澤東已經預見到一年後的局面：
現在我們國內是民主黨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對我們還有很多意見…… 形式上沒有反對派，所有民主黨派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是實際上，這些民主黨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對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是又反對又不反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要改善。我們要讓民主黨派人士，談出自己的意見，只要說得有理，不管誰說的， 我們都接受。
要說話，總得有塊地盤（大眾傳播媒介）。那時還沒有《世界經濟導報》，也沒有《現代人報》，不知誰首先想到了《光明日報》【原注: 後來，又想到何不讓《文匯報》復刊？於是《文匯報》一九五六年十月復刊。這兩份報紙，在一九五七年春均受到毛澤東的稱讚，夏天以後，則作為「資產階級方向」的代表，受到首當其衝的批判。】而且是非共產黨員辦的《光明日報》，於是開始物色主角。（後來物色到的主角儲安平，是想這樣利用這塊地盤的：「《光明日報》要成為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就要創造條件主動組織、並推動他們對共產黨發言，從政治上監督。」如果說，羅隆基、徐鑄成、浦熙修辦的《文匯報》，是要從新聞領域去實踐毛澤東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話；那麼，章伯鈞、儲安平主持的《光明日報》則是想從民主黨派機關報的角度，來貫徹和嘗試毛澤東所講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了。——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 ）
一九五六年夏，徐鑄成正帶著他《文匯報》的原班人馬，北上首都，在與柳湜、葉聖陶（這兩位是當時的教育部長）和諧的合作中，輕輕鬆鬆地編著一張周二報紙《教師報》。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麼樣？」這位當年的宣傳部副部長問。
「很好，很愜意。你瞧，住在鄉下，有一部小車，沒事就到處玩玩。」
「嘿，昧心之論！你這人一輩子辦報，現在一周兩張的專業報紙，你過得了癮、安得了心？」
「的確安心。既然說了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文匯報》停就停吧。現在教師報對我不錯，就安心在這裏做了。」
姚溱不再與他打迂迴，單刀直入解釋形勢：《光明日報》決定完全交給民主黨派，章伯鈞仍任社長，常芝青撤離，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總編輯。面對這足夠誠懇的交底，徐鑄成也以實言相告：
「做事總要有一個班底，不能一人唱獨腳戲。現在我的人馬都在《教師報》，讓我光身一人去上任，這台戲唱不了。」一再謝絕。
「好，那就不勉強了。」姚溱說。
徐鑄成拒絕了，中宣部開始進行第二人選方案。這次是喬木出馬，親自登門徵求儲安平的意見。
雖然又同齡又是小同鄉，與他這位被封過三次的同行比，儲安平是「嫩」多了。英國派頭的他不認「班底」說，也不以「上無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戰」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有政協嗎？有憲法嗎？他只認Fairy Play。他不用拉攏誰，也不用提防誰，包括，比如說，常芝青。後面我們將會看到，這種天真，令人心惻。
在談話中，喬木特別提到《觀察》，提到他成功地編這本刊物的時候，聯繫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希望將來主持《光明日報》，與這批舊朋友還要多聯絡，鼓勵大家多寫文章、多說話。喬木接著還特別補充說，過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慮邀些來幫忙。
雖然出自Prf．Laschi 之門， 安平畢竟是中國人。他潛在的虛榮心、他對「三顧茅廬」之恩德的顧念，再加上他一九四九年之後實質上的不得志，都決定了他的欣然受命。喬木接著的作法也是頗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島去度蜜月（此時正值他鰥居十年之後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採訪寫完，上任的事以後再說。」喬木親切囑咐。
他去了，並在海濱寫作，直到秋天。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他收到章伯鈞的信，稱經「各民主黨派公推」，請他出任光報總編。他於是也一本正經地復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這「公推」顯然不過走走形式而已——中國八大民主黨派近四十年歷史，類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這次，應該說，「策劃」與「走」的雙方，都沒有絲毫惡意，雖然這已成的局面並不是人人都滿意的——這點，儲安平當時就有了察覺：
我當時有這樣一個感覺，章伯鈞並不歡迎我作《光明日報》的總編輯，他對我的態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過去太沒有私人淵源，而黨的推薦我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也不好拒絕。
讀者在這裏可將儲與胡、章二人的親疏作一個比較。遺憾的是，在後來的鬥爭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黨猖狂進攻的章羅聯盟骨幹分子」。（《文匯報》牽出以羅隆基、徐鑄成、蒲熙修等一大群右派，《光明日報》牽出章伯鈞、儲安平等一大群右派。毛澤東著意給知識分子的 「說話地盤」，便是一個讓他們葬身的陷阱。——紫丹）
一九五七年初，按照喬木「聯絡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從他後來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鑄成。
當時，《文匯報》奉中宣部之命復刊已近半年，那場著名的關於電影的爭論，正鬧得火熱。宣傳工作會議雖然還未召開，「雙百」的提法已經傳下來。徐鑄成很興奮， 但也有不少疑慮。兩名小同鄉都不再提十年前之嫌，反覆切磋這八個字的含義。此時正主持著一張報的徐鑄成處處顯得比較保守，而即將接手另一份大報的儲則「冒」得多了。他不同意「爭鳴」只限於學術界，覺得應該擴展到政治領域，鼓勵大家多講話。他斷言：「百家爭鳴是全面的，電影討論只是一個局部。如果電影都不能談，還談什麼百家爭鳴？」
讀者在前面已經知道儲安平辦《觀察》的勁頭，對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說定覺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三十年後，在一九八六年一次軟科學的閉幕式上，當一位開明的中共高級幹部將此觀點再度明確提出時，與會群眾竟欣喜若狂，於是引出鄭重的否定與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當時，儲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傳開，原光華同學決定聚會作東請他。據趙家璧回憶：晚飯約在七點，大家左等右等，等到九點這位老學友才匆匆趕到。坐定之後，沒吃幾樣菜，就被一部小車接走了——其紅火與煞有介事至此。
幾乎與此同時，在一九五七年那乍暖還寒的季節，毛澤東為說服黨內接受「雙百」的「親蒞巡說」，也正在緊張運行中……
先是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而且開宗明義就談到今天誰都不大敢碰的「言論自由」：
有選舉權的，憲法就規定他有言論自由，我們就得讓人家講話。我可以批評他，他也可以批評我，這就是言論自由。有人問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如果馬克思主義被批評得倒，也該倒，證明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是沒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
接著和文藝界人士談話。當時有一種風氣，一篇文章的好壞，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頭」對這篇東西的態度。在那次會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對陳其通等四小「左」的態度。毛澤東的反應乾脆利落：
「說我說陳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說是要放的么！」
當時顯得最為開明的康生立刻為這句話作注：「這是他們對『雙百』政策有懷疑。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適合他們的胃口。」
在與新聞出版界談過話之後，又會見高等院校校長，開場第一句話即為：「馬列主義從來就是主張百家爭鳴的。 」
這位巡說人接著去了天津，這次是對黨員幹部：
對百家爭鳴沒有信心，對百花齊放怕放出毒來。我看完全不是這樣。若採取壓服的辦法，不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就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簡單化、不講理；使我們的黨不去研究說理、不去學會說理。至於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評，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我看沒一樣不可以批評的，只要誰願意批評。什麼人怕批評呢？就是蔣介石那樣的黨，蔣介石那樣的法西斯主義。
三天之後，老人家又到了上海。這裡有他的好學生柯慶施。而且下面這番話，就是在柯慶施主持的會上講的：
同知識分子問題、科學藝術問題有密切的聯繫的，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方針的問題。關於這個方針，我們還需要在黨內作許多宣傳解釋工作。有些同志覺得這個方針太危險了。百花齊放，放出些鬼來怎麼辦？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人說，「民主黨派有什麼資格和我們長期共存？還是短期共存吧！」「我監督你，我還用你監督呀？你民主黨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這些意見都是反對我主張收。中央認為主張收的意見是不對的……不但在純粹的科學藝術的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只要不屬於反革命一類，也應該讓他們 自由說話。
接下去到了南京，會見南京部隊、江蘇安徽兩省的黨員幹部。此時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我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一路來到處講一點話。」
沒有誰能否認，在這一連串的會晤中，毛澤東雄才大略、博聞強記、風趣幽默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至於與會的大多數，如果不看他們畢恭畢敬的迎送，不聽他們當時報以的掌聲，僅從他們四個月之後的作為來反觀，當時多半只有跟著傻聽傻樂的份。
與這輕鬆融洽的氣氛相對照，對《人民日報》的批評顯得分外嚴厲。除了上文所引「死人辦報」外，還有：
宣傳會議未登消息是個錯誤。這次宣傳會議黨內外人士合開的，為什麼不登消息？最高國務會議為什麼不發社論？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這裡有鬼。鬼在什麼地方……省委書記會上為什麼聽錯了？這叫「各取所需」。最近黨的政策的宣傳，《人民日報》不是沒有抓緊，而是沒有抓…… 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的，反對中央的方針的，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中央開了很多會議，你們參加了，不寫，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舊費。如果繼續這樣，你們就不必來開會了，誰寫文章叫誰來參加會。
在這一陣緊似一陣的批評中，毛澤東提到了《光明日報》：
對當前政治情況的討論，《光明日報》連發了幾篇，都是當前重要的政治情況（如「為放而拿」），這些情況編輯部應該討論。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徐鑄成朝見毛澤東時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開頭所說的那次會見。這次沒有儲安平，但常芝青與鄧拓都在場，顯得特別受冷落。那次會見，徐鑄成遲到了。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
聽到康生的介紹，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你們《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烏蟲魚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功夫再翻翻別的報紙。」
當時徐鑄成正被上海市委「反擊」得心灰意冷，聽到主席的這番讚賞，「我心中翻起熱流，感到無比溫暖幸福。」
這時康生宣布，有什麼問題要主席回答的，請提出來。
徐鑄成趕緊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結：「宣傳雙百，心中無數，抓緊一點還是松一點，該怎樣掌握，請主席指示。」
讀者此刻應該注意的是，毛澤東曾經考慮到「鳴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鑄成此時根本沒有觸及，更不必說提出諸如民眾對權力機關的監督與批評等等了。他只是向中共黨中央主席請教，如何更好地宣傳中共的方針。
毛澤東沒有正面回答，只講了一番片面性的問題。在說到魯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後，突然說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較少。」那時姚是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的一名幹事，在座的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但這位小姚不但被特別指定到北京參加會議，還受到這樣的當眾稱讚，足見毛澤東要培養自己得心應手的理論家的心愿在那時就埋下了。歷史已經證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後來的每個關鍵時刻，都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徐還不放過機會，仍舊追問：「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說，是徵求高價的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說的不對慢慢再說清楚，不要一下子壓下去？」他在這裏並不敢強調嚴正的批評（如馬寅初的「人口說」）對黨對國之寶貴，只問說錯了能不能不壓，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領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見很對、很好。」（ 「你的意見很對、很好。」照此辦理，把布袋的口張得大大的，讓知識分子們蜂擁而入！這便是毛澤東潛藏於心的妙算——後來命名為 「陽謀」。——紫丹）
徐依舊不放心，舉出因電影討論而遭圍攻的實例，追問：「請問主席，這時我們應該怎麼應付？」
徐鑄成不愧老資格報人。他的這個問題之足夠咄咄逼人，不在語氣，而在回答者無法用含混的語言大而化之。毛澤東當然不會被問住，他在幾乎不能迴避的時候還是避開了：
「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這場討論寫一篇小結，批評及反批評的小結，這就叫正、反、合，這就叫辯證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對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鑄成還能說什麼呢？他於是點頭稱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這次接見中，毛澤東預告了共產黨的整風：「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先整共產黨。現在我們有些同志裝腔作勢，他們沒有本錢，又要做官，不擺架子就不行。」
毛澤東下面的一番話很難不令人感動。他誠懇地交底，說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談話，本來在心裏積累了很久，去年已經講了幾次，後來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陳、馬他們的文章，想到會有人以為他們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見，因此覺得有好好說說的必要。」他承認共產黨的拿手好戲是打仗、專政，「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全國性辦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研都是這樣，現在是外行領導內行。」他並且囑咐：「開會的時候，就是要黨內黨外的人在一起，共產黨不要關起門來開會。」這不可能不給人以黨內黨外不分彼此親如一家的印象。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落下了他這場偉大的戰略布署中最後的也是最濃重的一筆。
那是「五•一」節前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親自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大家幫助中共整風。他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宣戰。」他還著重號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衛生等部門的官僚主義，並責成專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問題專門開會徵求意見。
這次時間地點選得可謂匠心獨具：春天已經到了，第二天就要過節，伴著巨大的紅燈籠，被告知以「階級鬥爭結束」：想來也只有在這樣的氣氛中，毛主席才會親切地使用這樣的字眼——這字眼後來傳到我們主人公耳中，又從他口裡說出來，成了十惡不赦、萬劫不復的罪行：
「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
「五•一」節之後，再未見毛澤東出來。用今天的眼光看，頗似臨戰前短暫的寂靜。
至此，戰場已部署好，陷阱已設置好，香餌已投放好……總之是萬事具備，只待「盡入我彀」， 機關一拉；滾水潑老鼠，一個跑不掉！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