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9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四）陰陽臉
我們再來看一組同一時空、同一場景的鏡頭。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副古代諷刺漫畫《陰陽臉》，或如川劇中於瞬息之間的「變臉」。
毛澤東看過冒廣生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對目前整風的一點意見》后，派車接他到中南海。
「老先生講得好啊！」毛顯得神采奕奕，「你講，如果說共產黨沒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風？批評是幫助黨員糾正錯誤。我們這次整風，正如你所說的，是『愛人以德，相見以誠』。」
冒廣生自稱行年八十又五，經歷幾個朝代，從未見過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共產黨員也不會承認自己是聖人吧？
毛不住頷首傾聽。
冒稱對主席的「雙百」方針，起初懷疑會不會把思想搞亂。後來一想，各人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強人以苟同。國家無道，則庶人不議。人民敢說話是好事，不因其語近偏激而以為忤。只要以國家為前提，而不是以個人為目的，那就叫「爭鳴」也可，叫「和鳴」也可。
毛以堅定的的語氣鄭重宣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一定不變。」
當毛澤東信誓旦旦表態的時候，冒先生那個陪他前來的兒子舒湮，卻無意中望見鄰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紙上有著毛批改的的密密麻麻的墨跡，但見露出的標題竟然是：《〈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你看玄乎不玄乎？
告別時，毛握著冒先生的手說：「我過幾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來北京。」又問：「老先生有何臨別贈言？」
老先生推心置腹，以誠相告……
「講得好呀！」毛趕上一步，用嚴肅的表情，右手搭著胸口說：「我一定牢記在心上。」（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見到了毛澤東主席》）
要知後事如何，現在已是事後，故早已水落石出：「九旬老人冒廣生先生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次談話后的幾個月，他就被『擴大』到『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隊伍中去了。」 （葉永烈《反右派始末》頁二三零。）但見《陽謀》一書說：「歷史上空前的災難落到中國知識分子頭上時，冒老先生已經作古，無從知道自己被毛耍弄了，而他隨他晉見毛澤東一九三八年以記者身份訪問延安時曾被毛宴請過的兒子、劇作家冒舒湮則沒有逃過那場浩劫, 成了百萬右派大軍的一員。」（頁一九九）。據我查證，此處有誤。冒老先生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作古于上海。至於他被划右派一事, 我後來在洛杉磯舉行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又曾親自向葉先生做了對證，確證事實無誤。
毛的所作所為，本屬最準確定義下的「陰謀」，他卻胡攪蠻纏，說成是「陽謀」。無怪乎作家叢維熙放語問蒼天：「什麼叫『陽謀』？『陽謀』和『陰謀』有什麼區別？」「張滬（他那自殺未遂的妻子）和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命運的悲劇，正深藏在你那嘴邊慈愛的笑紋之中呢！」（《走向混沌》頁十八-八十七）
（五）陳其通杞人憂天與鄧拓「死人辦報」
如果說冒老先生曾擔心「雙百」方針政策會不會把思想搞亂，是出於對黨的自作多情的話，那麼，陳其通等四人聯名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卻反映出黨內大部分人憂國憂黨的心態。毛澤東一面稱讚四人是「忠心耿耿，為黨為民」，卻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批評了《人民日報》刊載這篇文章，並且明確表態：「我是不同意他們的意見的。」他後來批評鄧拓：「陳其通四人的文章發表后，《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也沒有批評，直到今天，才有一篇社論，總算對陳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一個態。」
這篇社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放得太寬而是放得不夠。黨的任務是要繼續放手，堅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有些人對於黨的方針抱著不同的想法。照他們看來，這樣下去，思想將會一團混亂，文化科學發展的方向將要模糊，資產階級思想將要泛濫，馬克思主義理論將要動搖——總而言之，前途簡直是不堪設想。
在本報一月七日所發表的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就是這種傾向的一個代表。他們在文章中對目前文藝界狀況畫了一副嚇人的暗淡的圖畫：「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越來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當前重大政治鬥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學藝術的戰鬥性減弱了。時代的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在文學藝術這面鏡子里光彩暗淡了。」
很明顯，這種估計是對於事實的一種極端歪曲…… 問題是何以會有這種極端歪曲的估計呢？這是由於，到現在為止，黨內還有不少同志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們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極的現象，加以渲染和誇大，企圖由此來證明這方針的「危害」，由此來「勸告」黨趕快改變自己的方針……
毛澤東肯定了這篇社論，並向社論作者王若水說：「我要請你吃飯。」
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為什麼要對這篇後來證明是十足的「香花」的文章，以及後來被封為大左派的陳其通等作者大張撻伐，而對於《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又大動肝火呢？為什麼你正起勁鼓勵鳴放的時候，偏偏要打擊左派的的鳴放呢？何況你還承認人家是「忠心耿耿，為國為民」呢？可憐的作者之一馬寒冰為捍衛毛澤東文藝路線，卻被毛澤東給逼得「自殺」了。這該叫做什麼名堂？曰：「捨不得孩子打不著狼。」韓信所以將樊膾撤職，是後者干擾、破壞了前者「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謀略。
如果事實要象毛澤東說的是「陽謀」的話，他們四人還會「杞人憂天」嗎？可惜他「陰謀」耍得過深，不僅矇騙了「敵人」，而且連自己人也坑蒙拐騙了。天下有先見之明者，唯鄧拓，他看透了毛澤東這個人，看穿了他耍的陰謀詭計。這使毛澤東起了曹操要殺楊修之心。
（六）毛澤東的心中之鬼與鄧拓的先見之明
「這裡有鬼，鬼在什麼地方？」毛澤東問。
為了表示對第一手資料的珍惜和尊重，我將當事人鄧拓的副手胡績偉先生的《自述》，照抄幾節如下：
毛主席說：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指《光明日報》和《文匯報》）拿去我們的旗幟整我們。你們不是黨報，是派報。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於衷，還是無動於衷？我看是無動於衷！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
鄧拓趕快檢討。但他的話多次被毛主席的措詞尖銳而嚴厲的批評所打斷。鄧拓解釋說：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未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主席說：什麼時候有這個規定？最高國務會議發了消息，為什麼不發社論？消息也只有兩行，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宣傳工作會議不發消息是錯誤的。這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參加的，不只是黨的會議，為什麼也不發消息？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隨時宣傳。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的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黨報在非黨報紙面前丟臉。這裡有鬼，鬼在什麼地方？（《毛澤東怒批我們四小時》，《爭鳴》二零零一• 二）
以上摘自《毛澤東怒批我們四小時》，以下摘自《伴君如伴虎》：
毛澤東「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領導集團中，了解毛澤東真實意圖的人並不多。難怪毛說：「當時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幹部都不理解。」那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毛認為是保守的。毛批評對他的兩次講話在「黨報上沒有聲音」，「而讓非黨報紙抓住了這面旗幟。」他表揚了《光明日報》、《文匯報》「鳴放」得好。記得鄧拓曾經對我說過：「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人民日報》不能學《光明日報》、《文匯報》那樣鳴放，學了要出亂子。」鄧拓說：「《人民日報》如果也象那樣的鳴放，也被打成右派報紙，黨中央也會陷於被動，《人民日報》社內部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右派份子。」以後事實證明，《光明日報》、《文匯報》都被打成「右派」報紙，兩家報社的總編輯都成了大右派。因「鳴放」得好而受到毛澤東讚揚的《中國青年報》，四個正副總編輯，三個當了右派，一個被撤職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中青報的領導班子幾乎全軍覆沒了。可見，毛主席批評說：「人民日報按兵不動，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這裏面有鬼，鬼在什麼地方？」看起來鄧拓就看出有一個「引蛇出洞」的「鬼」，有個能把「陰謀」說成「陽謀」的鬼，這個鬼就在毛澤東的心裏。（《爭鳴》二零零一•四）
以上說法，正合我意。區別僅在於，鄧拓有了不起的一點，先知先覺是也。「先」的時間跨度應在說「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之先。說這話表明，他過去就相信毛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於今尤甚（「更」）而已。
陽謀乎？陰謀乎？現已剝繭見蛹。毛澤東成竹在胸，是反右派鬥爭的始作「蛹」者。但是，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為官、為民的，在過去和現在，認為毛澤東原先並沒有打算要反右派的卻大有人在，為他塗脂抹粉的也大有人在。這是由於人們給陰謀弄花了眼睛。最迷惑人的說法，竟然說「毛反右是被右派逼上梁山」的。
（七）劉賓雁、許良英、李慎之的后見之明
被稱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先生，深為敬佩鄧拓先生的先見之明，他懷著感恩之情，說：
直到三十年後，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仍然未能識被這個騙局，以為毛的「引蛇出洞」的陰謀是在鳴放開始后意外地發現竟有那麼多人攻擊和否定他的政績以後才改變主意，決定反擊的。
有一個人（就我所知，也只有這一個人）是從一開始就識破了毛澤東這個陰謀，並冒著極大的風險去同毛作了鬥爭的，那就是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先生。他自然不能去揭破那陰謀，而是用了一種令毛澤東都難以問罪的巧妙辦法：當毛澤東四處「點火」時，他按兵不動。（一九五七年一月，陳其通等人那篇令毛澤東十分惱火的文章，鄧拓一拿到，就把它發排到頭版頭條）。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保守，對於文教界的自由化不以為然。這就是「左」派的「忠心耿耿」，其實大錯了，而實際上他卻是在向中國知識分子發出警告，警戒他們不要上毛澤東的當。而毛澤東卻只能罵他麻木，不善於領會他的意圖（豈料是領會得太深了），先說是「書生辦報」，後來又罵「死人辦報」，反右後終於將他調出《人民日報》。有一件令我感恩的事，也能看出鄧對毛的抵制。一九五七年五月我在上海採訪時，「左葉事件」出來了。我有感於中國記者的使命同他們的地位之不諧調，在一個興奮得不能入寐（鳴放高潮，夜夜如此）的夜裡，一口氣寫了一篇幾千字的文章，題為《記者這一行》，寄給鄧拓先生，再無下文。六月底，反右開始后的第一次首都新聞界「座談會』（實為對右派的討伐會，第二次就輪到我了）上，鄧拓先生在休息時間把我拉到主席台後，悄悄把那篇文章的原稿交到我手裡，以目示意，一言未發。那也就成了我們的訣別。我成了右派以後，再也不能見他了。（為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一書作序：《毛澤東一手定乾坤》）
還有許良英先生和李慎之先生，同樣也力持此議。許先生說:
要了解反右運動的歷史真相，第一個關鍵問題是：反右究竟是「陽謀」，還是陰謀？所謂「陽謀」是指：毛澤東提出整風鳴放是真心誠意的，右派卻趁機向共產黨猖狂進攻，毛澤東不得不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予以反擊。這是毛澤東自己的一貫說法，當時我也信以為真。可是，在文革初期，我讀到紅衛兵印發的毛澤東講話文集中他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發現那時毛澤東就已向黨內高級幹部布置了反右運動，一個月後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和三個月後的整風鳴放，都不過是一種殲敵的計謀（即陰謀）。請聽聽他的原話：「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同時，他還泄露了「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九十九家，永遠只能充當順從的被統治者，如此「百家爭鳴」，無異于雙簧滑稽劇。可惜我不知就裡，把他的所謂百家爭鳴當真，以為中國將再現春秋戰國時期，以及古代希臘和歐洲文藝復興以後的學術繁榮局面。可是，在毛澤東的愚弄下，它所帶來的卻是對學術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和知識分子的無盡劫難。
真實反映「毛澤東思想」的這篇重要講話，收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但沒有引起人們應有重視。不少人，包括李維漢和陸定一，以及由鄧小平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在論述鳴放、反右歷史時，都重複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五月以後那種自欺欺人的論調。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為「自由化分子」的阮銘，直至八十年代還持這種觀點。甚至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竟也附和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說什麼毛澤東「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李醫生顯然不了解外界實情，輕信了毛澤東自編的由頭。但瑕不掩瑜，這本回憶錄仍不失為了解毛澤東人品的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段回憶和思考》《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二月號）
其實，豈止阮銘先生，連王若水先生也持這種認識，最近得知，趙紫陽也認為毛是真心誠意要整風，聽到右派的意見「真受不了」，才反右，說毛說「陽謀」是「託詞」。
對李維漢說的毛聽了羅隆基有關小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與馬列主義小知識分子以及輪流坐莊等等的言論后，才決定反右。李慎之先生卻認為大謬不然:
六月八日可以算是轉折點了，對這一點，史家是不會有異議的。但是，引人尋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說是幾十上百次地號召人家鳴放，鼓勵人家鳴放，而且一再批評黨內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思想不通，為什麼會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這是「簡在帝心、乾綱獨斷」的事情，除他本人以外，也許不會有第二個人能確切地知道這個最高機密。
當代史家對此多有探討，甚至有人說，這是毛主席四月三十日請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以後，沒有料到鳴放如此放肆，忍無可忍，才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通訊，這才是形勢真正的轉折點。然而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
毛主席是何等樣人物！平生軍事的、政治的，大戰場、小戰場經歷過不知其數。就以我所知的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單是從《內部參考》和《參考消息》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國內外批判共產黨的話就不知有多少，他怎麼能為羅隆基的一句「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就沉不住氣而龍顏大怒呢？毋寧說為大魚游入網內而高興的可能性還更大些。（《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現在情況逐漸澄清了：說毛真心要整風的人，「大多數」不是居心騙人，而是受到矇騙。中共官方的說法，包括冠冕堂皇的決議和道貌岸然的袞袞諸公，皆屬於不在「大多數」之列，李維漢部長也未能例外。對他說的毛那個五月十五日的「反右決心書」——《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根據，李慎之先生已作了合情合理的駁斥，我再來補充一個細節：部長說的「輪流坐莊」，是《天津日報》五月二十七日才報道的消息，提出此論的，是第三女子中學教師黃心平先生。不知部長怎樣在十五日之前就能未卜先知，作此彙報呢？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