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5日訊】 【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中篇：對反右派運動的探源溯流

甲：探源

一 反右「必然」論

我們事後通過對反右的前因與後果的內在與外在的聯繫的觀察與反思，發現了反右運動的發生，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一）先從客觀方面講

旁觀中共的歷史，所謂的「革命」，實質就是「反右」。其表現形式是：用槍桿作為武器的「批判」，或用筆桿作為批判的「武器」。有人會問：「不是也有反『左』嗎？」但是這個「左」統統掛有引號，基本意思是「形左實右」，結果還是反右。尤有甚者，連掛引號的「左」，在毛澤東，也像阿Q忌諱說「光」、「亮」一樣，極力護短、反對批「左」，例如對林彪，明明是「極左」，毛卻只許批他的「極右」實質。這在共產黨的詞典里也是說不通的。

「右」的實質，在他們心目中的基本含義就是保守、落後、反動，現在的說法，歸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說：「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正。」（《鄧小平文選》二卷一八二頁）這就表明，極權主義與自由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說：「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中共一兩個政策相矛盾，而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君臨一切之上是難於共存的，所以，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註定要發生的，反右運動只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陳彥博士從「意識形態專政」，來論證反右的必然性：

僅僅從共產黨與知識人的關係來看，從擁護還是反對共產黨領導的角度來講，將眾多理念上認同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知識人打成「右派」，也許是一場「誤會」，從主觀上看他們也的確是「無辜」的。然而，從意識形態專政的角度講，這種專政的目的本來就是閹割獨立精神、訓練不能思考的思想奴隸。無論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批評建議多麼善意、多麼中肯，只要他們還在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就表明他們仍然保持著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從極權主義的邏輯來理解，知識人保持著思想能力與獨立精神這一事實本身，其實就意味著極權機器的失敗，表明中共建國后鋪天蓋地的思想政治教育並未使一部分知識分子喪失思想與判斷能力。在當局眼中，這樣的知識人自然就「其罪當誅」了。換言之，「反右」運動不能被簡單地解讀為一場知識分子與民主黨派人士上當受騙、共產黨翻臉不認人的卑鄙與冤枉互植的歷史「悲劇」：「反右」的本質一方面是共產極權主義自我擴張進而全面控制社會、禁錮思想的全能邏輯的必然歸宿，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建國後知識分子對意識形態馴化的偉大抗爭。（同上）

這裏指出，毛共反右是一種命定的客觀必然性。

（二） 再從主觀方面講

毛澤東居心要把剛建立起的一黨專政，即「黨天下」，加以強化，加以鞏固，變成共產黨的鐵打江山。面對當時國際反蘇反共風潮，國內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知識分子求「解凍」的燃眉之急，他就動了「殺機」。

「殺機」說，是王若水先生提出的：「在這次會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可以看出（毛和劉，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周恩來強調穩妥可靠，批判了一九五六年的冒進傾向；毛澤東則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錯誤難免。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反右派鬥爭』的殺機。」（就是這個「殺機」！特別要注意產生「殺機」的時間：與他所謂的「右派猖狂進攻」根本沾不上邊，就連距他在下年二月末最高會議上講話、布置「陷阱」也還有三個月的時間。——紫丹）；在第二個問題上，則為其後的批評反冒進和大躍進埋下了伏筆。「（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第二九三頁）

毛的保健護士吳旭君說：「毛關心的是國家政權的穩定，而不是個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看我們的政權能不能穩得住，會不會亂？」（林克、徐濤、吳旭君著《歷史的真實》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說：「共產黨在民主黨派、知識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當然不可能有領導權，因為他們是敵人；在多數人（中間派）中的領導權不鞏固；有些文教單位還根本沒有建立黨的領導。必須建立對中間派的鞏固的領導權，並且儘可能早日鞏固起來。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心服，他們中的右派分子決心要同我們較量一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六一頁。）

到底是他先有了殺機，要反右，或說「鎮反」，或說「肅反」？還是「右派分子決心要同我們較量一下」？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說：「反右開始后,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肅反』，『新式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 也包括各民主黨派』。」（《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六二二頁。）這一點，又可與毛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相印證:「 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二二三頁）

所謂「造反」，是反什麼呢？當時主要是反對共產黨一意孤行地對農業、手工業、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以及此前的各項政治運動中的倒行逆施和伴隨而來的駭人聽聞的殘酷迫害。

就毛這時所說的「反革命」的性質，郭羅基教授遵循著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評論道: 「一九五六年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這種社會主義叫做主觀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的建立取決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權。一黨專權既違反憲法，又違反馬克思主義。

「一九五七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反對黨主操縱的主觀社會主義。共產党進一步以僭越了的國家政權的力量，來鎮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得出的結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個正確的命題。」（《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在這個正確的命題面前，當時的反右派，和後來的鄧小平的「反右必要論」，就不僅僅是站在歷史的錯誤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大開歷史的倒車。

歷史學家馮治軍按著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講：「毛澤東認為，在經濟基礎領域實現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統天下后，在上層建築也必須實現單一的『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一統天下。然而建國以來形成的一些民主人士佔據國家機關（如民主人士羅隆基時任森林工業部長，張奚若時任教育部長，章伯鈞時任交通部長，章乃器時任糧食部長等），以及知識分子把持了學校和各種文化事業單位的領導權，專家、教授、學者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都是與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一統天下矛盾對立的。」所以他深刻地認為：「長期以來, 在人們的認識中，反右運動似是一起偶發的事件，許多書刊、文章將當時的國際形勢——由蘇共『二十大』引發的『波匈事件』以及國內形勢——各地爆發了多起的罷工、罷課和上街遊行事件這些表面現象，視為反右運動的起因，認為是毛澤東『錯誤的估計階級鬥爭的形勢』而導致擴大化的錯誤。其實反右運動具有更深層次的因素，即這是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在上層建築領域的發展，即使沒有『波匈事件』和國內的罷工遊行，也是必然要發生、遲早要到來的。」（馮治軍《鄧小平與毛澤東》二一二-二一三頁。）

一方面，民主人士的反對「黨主」、「黨天下」，是絕對不可能不發生的。而毛澤東施陽謀，發動他們大鳴大放，他們在心有餘悸下仍是忍不住一吐為快。這便出現了一九五七年「不平常的春天」。右派鳴放（或以其他方式）爭民主，與毛共違背諾言，要堅持黨主、反民主，這樣的兩種思潮、兩種運動、兩種制度的衝突，或遲或早、或明或暗、或自覺或自發，絕對不出現是很難的。更何況作為矛盾主要方面的共產黨（實際就是毛），對他們處心積慮、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正如胡耀邦所說，有人不贊成鳴放，沒有人不贊成反右。毛澤東的陰謀，在維護「黨天下」的旗號下，受到全黨一致的支持。而毛要實現「得隴（鞏固黨天下）望蜀（建立毛氏一人的天下）」的狼子野心，則照此辦理，在再一次反右派的運動中「請君入甕」；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確規定，走資派就是右派。這裏預示了九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和今天的反右一樣，具有同一的歷史的和邏輯的必然性。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