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4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 追蹤前、后原則
瞻前顧後，前因後果，宜細不宜粗；既順藤摸瓜又順藤尋根，弄清脈絡，描述軌跡，闡明真相，揭示真理。
右派老祖宗章乃器先生說：「實踐檢驗真理；時間解決問題。」
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李洪林先生寫他那部《中國思想運動史》時，深有體會地說：「事情都是事後看得更清楚。」（頁二八零）他這番感慨是出自如下背景：胡耀邦要發動一場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遭到胡喬木的陰謀反對。後者找到黨中央主席華國鋒。華已領教過真理標準討論的滋味，當然不喜歡這個「生產目的」的討論。況且他在這兩個討論中的處境是一模一樣的。他正是舊經濟體制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主要決策人，「要搞十來個大慶」，就是他制定的。他知道這個討論將會給他帶來什麼後果。所以他自然不贊成這場討論。胡喬木又到鄧小平那裡，說華國鋒不贊成「生產目的」的討論。鄧小平固然不維護舊的經濟體制，但他不能不考慮舊體制後面的人，而且，「生產目的」問題又不像解決「兩個凡是」那樣迫切，出於政治權衡，就採納了胡喬木的意見。胡喬木又把鄧小平和華國鋒的意見端給胡耀邦。這樣一來，討論只好停下來了。《人民日報》為此專門給胡耀邦寫信，要求繼續討論下去。胡耀邦把《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找去面談，希望報社照顧大局，也照顧他的困難。就這樣討論中途夭折。李洪林事後想，如果那時（一九七九年），經過討論摸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規律，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的步子，大約會提前十幾年。他說：「在一九七九年，人們自然不可能一下子看清這一點。」
李洪林就著另一重大事件（鄧小平廢黜胡耀邦），還說：「有些事情，當時未必清楚，過些時候回頭再看，就清楚了。」（頁三零六）當然，他這些話，是屬於無甚高深的經驗之談。正是足夠的經驗，使它便也具有了哲理性。
我在《反右派運動的歸因研究》和《中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前前後後》中用的方法主要也是逆推法，順瓜摸藤，順藤尋根，由果推因，由終返始。如果我們沒有把握預報明天的天氣；難道我們憑藉時空優勢，以後見之明，還不能「預報」昨天的天氣？站在今天看昨天，我們就能夠看得一清二楚，例如有人說，毛髮動整風是真心要除「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右派的猖狂進攻破壞了整風，經過反擊，打垮右派這個階段之後，再回到整風，即進入整改階段。這是當年中共召告國人的。當年懷疑者甚少；而至今相信者仍大有人在。要使歷史真相大白，只能在反右之後看反右。反右之後看到了什麼呢？大躍進。大躍進不是整掉了「三害」，而是「三害」發了瘋，「三害」成了精！有人說毛是真心想通過整風克服政治弊端，不是右派進攻，文革會提前十年。好吧，文革過了，我們總算從革委會中看到毛克服了什麼樣「政治弊端」。這中間，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餓死四千六百萬人，受迫害的人，以億為單位。從文革看反右，從大躍進看反右，我們看清反右不僅是卑鄙的陰謀，而且是毒謀，而且，蓋棺論定，毛耍陰謀的手段是無與倫比的，渾身充滿了陰謀細胞，可以當之無愧地稱之為「陰謀的化身」。
再從反右往前推，毛以出奇的誠懇，笑容可掬，信誓旦旦，號召「知無不言」；而且猴不上竿直敲鑼。再之前，在黨內卻對匈牙利事件定性為有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對中國出洞的螞蟻，要採取后發制人，並要左派要做好準備。再往前推，堅決要蘇聯出兵匈牙利進行鎮壓，而且讓反革命多鬧鬧，人民看清了再鎮壓。這裏突現出毛反右的思路。再再往前推，批改劉少奇在八大上的政治報告，說共產黨主要靠工人農民監督，提意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多是從右的方面提的。這裏的兩個問題是：一，幫助黨整風為什麼不主要號召工農鳴放，甚至於連次要也沒有呢？ 二，難道毛居心唯一地要聽一聽從右的方面提的意見嗎？在之前……今天，中共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使這個「陰謀論」結論，更得到確鑿無疑的證實。
這三個是關於關於我進行論述的主要原則，也即方法論：總分法、內外法、前後法。還有一些是具體的但也為我所常用的方法，例如：引證法。
我為了讓讀者有所明斷，就大量引用了正、反兩方面的言論。就大量引用正面言論而言，我自己的想法是要證明，這不單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而是有眾口一舌的基礎，是群言堂。從這個動機出發，我也很重視「轉引自」的運用，如《龍陳聯盟, 胎死腹中》一文，我本可以引自原發資料，但那樣，就缺乏了胡平先生的參与。又如在《毛澤東本質》中，關於毛在「富田事件」中大殺異己，和後來的大反「反冒進」，這原是眾所周知的著名事件，我可以直接敘述。但我還是找了掛靠的文章和作者。其原因就是證明吾道不孤，更不是姑妄言之。
再則，因為我是一個平頭百姓，其實連「平頭」都說不上，而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五類分子，賤民一個。我每說一件事或一句話，耳邊就會響起一個質問：「你是怎麼知道的？」這是我在大陸聽到讀者對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和京夫子的《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二書的不同反映而受到的啟發。所以我力求我的書要像幾何證題那樣，每推演一步，必有理論根據，或根據公理，或根據定理，或根據定義，或是根據幾何原理而添加的輔助線。總之儘可能地作到事事有所本，句句有根據。而後方能做到：「一分材料一句話，沒有材料不說話」。
三則，大量引用正反兩方面的言論，旨在把一些資料，如右派的代表性言論和毛澤東及其打手們的罪惡行徑，公之於眾，留存青史，向當代人和千秋萬世的人們，特別是不專門從事史學研究的讀者，通過接觸這些資料以明真相、辨是非、別善惡、定功罪，從而達到能當好歷史法庭陪審員的目的。
再如：窮舉法和點睛法。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寫道：「攻其一點或幾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一個人有十個指頭，要使幹部學會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
僅從我掛一漏萬，所舉出的右派言論所涉及，就涵蓋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這難道還是「攻其一點或幾點」嗎? 應該說是面面俱到，幾無漏網。歷史證明，正確方面和真實方面是屬於右派一方的；歷史同樣證明，共產黨方面，如登在《人民日報》上赫然在目的右派言論的標題，所指出的那樣：「羅隆基說：共產黨處處是錯」。所以，實事求是的「指頭論」，正如後面以批駁毛說的「肅反成績是主要的」為例，以數學的精確性，算出爛掉九點四個指頭，沒爛的是零點六個指頭。就算如此，這個百分之六的所謂「正確」率，也是相對於中共中央肅反十人領導小組所定肅反政策說的，而這個殘暴不仁的政策是正確的嗎？何況這個十人小組又是個非法存在呢？
遠的不說，單說共產黨篡權后，在大是大非方面，有沒有人敢對人民，對歷史負責地說：「我擔保毛澤東做的某一件事情里沒有包藏禍心和罪惡行徑？」是土改？是鎮反？是剿匪反霸？是批判《武訓傳》？是抗美援朝？是三反五反？是批判《紅樓夢》研究？是反高饒？是統購統銷？是逼農民買餘糧？是農業合作化？是反胡風？是肅反？是反鄧子恢「小腳女人」？是反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是擁護斯大林主義？是反周恩來反冒進？是反右派？是屠殺西藏、新疆人民？是大躍進？是人民公社？是土法鍊鋼？是反右傾？是餓死四千六百多萬條人命？是反三自一包？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批《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李慧娘》……？是批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是批三家村？是批《海瑞罷官》？是文化大革命？（這本身就又是一個母題……）是在援外項目中揮金如土？對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有請中國的良心、共產黨的忠誠（雖因是「第二種忠誠」而給劃了右派）的黨員劉賓雁先生來作出通盤答覆：「仔細回顧一下的話，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各個方面的決策幾乎全是錯的，包括外交政策——沒幹一件好事。」（《誰是反革命？》）
二世鄧小平、三世江澤民、四世胡錦濤，各有各的賬，都是罪惡累累，罄竹難書，舉不勝舉，難於窮舉。所謂「窮舉法」也者，意在看問題務求全面，立論堅挺，無懈可擊者也，你毛澤東不是擅長於詭辯嗎？窮舉法就是專門解除哪怕像毛似的，無理辯三分者的全副武裝，給予殲滅性打擊。也就是常人說的「關起門打狗」。窮舉法就是「關起門」；狗便再也無法逃遁。
再則，我非常重視別人的點睛之筆，有選擇地引而用之，說出我心中有之而筆下無之之意。有些點睛之筆份量較重，由有份量的人，例如劉賓雁說出，較易令人信服，因為一則他是著名右派記者，消息靈通人士，二則他是中國的良心，寧屢受迫害也絕對不說假話的人。如果由我說出，上前讀者會想：「你這個人是老幾啊？」當然，也還有一種情形，尤其是對反面的材料，只用別人畫的「龍」，我來由表及裡，作出「點睛」，揭示本質，達到讓其原形畢露之目的，
窮舉法和點睛法結合起來，就可以避免瞎子摸象，而達到摸著全象，得到真象（truth），即通過真相，得到真理；也即共產黨當作謊言總包裝的帶引號的「實事求是」，卻被我們不帶引號地實事求是地做到了。
總之，廣泛地引證正反兩方面的東西，盡量做到窮舉而又重在點睛。點睛的要旨在於還原歷史，具體到本書，則是：《還原一九五七》。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