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3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 施行內外原則的要求：
研究問題時既要入乎其內、又要出乎其外。
所以需要「入乎其內」，是因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例如，我書中提到的作家黃秋耘，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家得知一個政治信息——邵放下電話，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由此，他便對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陰謀得出判斷：「這個『急剎車』的措施可能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直到五月中旬才決定下來。周揚那一級的高級幹部（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至早也到五月中旬稍晚一些時候才確知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後，一天也沒有耽擱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當天（五月十八日）晚上就暗示給我。」今天看來，他作出的判斷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準確的。難道他是未卜先知的事前諸葛嗎？他用切身的體驗回答了這一問題：「事後聰明，人皆有之。最可貴的卻是事前的聰明。但，政治上的先見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銳的觀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準確的、及時的情報。比方那一個『轉』字, 哪怕我是個『小諸葛』，五月十八日晚之前，也是無法想得出來的。只不過由於偶然聽到的一個電話，才『頓悟』起來。」（《風雨年華》）
足夠多的例證，都說明了「入乎其內」的必要性。一九五七年「反右」開始后，上海市委得到毛澤東已撰《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社論點名《文匯報》編輯部是「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而且帥上有帥，即章羅聯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即「能幹女將」浦熙修。羅隆基——浦熙修——確定誰為《文匯報》之帥的「現實問題」。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與當時分管宣傳的副部長張春橋同車去見市委書記柯慶施。途中，張春橋問石西民：「你看此帥應是誰？」浦熙修乃《文匯報》副總編兼駐京辦主任，能夠領導她的只能是總編徐鑄成與黨委書記兼副總編欽本立，兩者之中必選其一。
石西民對張春橋說：「徐鑄成三月二十七日就出國訪蘇了，這幾個月《文匯報》由欽本立主持工作。徐出國前，毛主席曾親自接見，並對徐和《文匯報》給了很高的評價。這個鬧資產階級方向的帥應該是欽本立。」張春橋答曰：「你說得不錯，但是老人家（指毛）的心思誰也吃不透，哪天他又要揪欽本立的後台，豈不揪到你我身上來了嗎？還是定徐鑄成，再要揪徐鑄成的後台，往章羅聯盟身上一掛不就了事了嗎！」石西民覺得有理，隨後柯慶施也同意了「定徐」。如此這般，徐鑄成的「右派」尚未經群眾揭發批判，早早內定了。而且，為了徹底撇清上海市委，不留任何後患，《文匯報》中的黨員一個都不划右，連原定要划的欽本立與唐海反被塑造成「反右英雄」，藉以說明《文匯報》黨組織在上海市委的正確領導下，與徐鑄成為首的民盟支部一直在做堅決鬥爭。
後來，事情還真讓張春橋說著了，毛澤東真要揪《文匯報》後台，即揪徐鑄成的後台，徐鑄成順杆子「掛靠」上章羅聯盟，違心承認接受了章羅的「思想領導」，算是檢討過關，了結「右」差。此後，石西民與徐鑄成再無任何接觸。一九八一年，徐鑄成增補全國政協委員，「文革」中也飽受磨難的石西民當面向徐道歉，並說出徐之「划右」的這段秘史。可見，張春橋確有相當敏感的政治前瞻性，當時就看透了「老人家」，其日後窺機爬竿應時發跡，自在情理之中。
可知，如果不是石西民告訴他，徐鑄成本人還一直以為「划右」是自己發言惹的禍，深責自己「禍從口出」，自己不好。他怎能想到「划右」另有秘情呢？（裴毅然：《徐鑄成「划右」秘聞》）
還有，我在下面「半陰半陽說」中，介紹郭道暉對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中清華大學對潘光旦教授扭住不放，大惑不解。後來市委統戰部長對他交底，說這事由中央掌握，是有意對民盟右翼敲打敲打，整潘光旦是要敲打羅隆基，警告民盟。因為民盟唯一有政治資本挑戰共產黨的領導權。這使他領悟到，此乃一九五七年反右「陽謀」的序幕。如果他不是摸到這個底細，怎能把《「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中的「陽謀」剖析得那樣準確和深刻！
但是，如果僅僅入乎其內而沒能出乎其外，那就會「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李志綏之所以太離譜地認為，毛髮動知識分子幫助共產黨整風是想借知識分子的刀，殺向那班「反冒進」的「黨內的敵手」，而不是預謀反右。結果他說，毛感到上了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當。對此原由，我在書中已對他不了解外情，作過詳細的分析。
我和許多右派對於反右派鬥爭，也可以說是「入乎其內」的，但我們「入」的「內」太小，只知道挨鬥爭的過程和感受：很需要知道人家左派怎樣策劃對我們的鬥爭；對全國的總形勢也只限於讀到的報紙和聽到的報告；受到勞動教養處分后，和勞教、勞改的右派互通信息，擴大了我的「內」的範圍；及至粉碎四人幫來，我才讀到幾部反映反右派的作品，那也多半是作者看著共產黨的臉色寫的，充其量是打個擦邊球以嘩眾取寵，並不敢真正正視歷史和現實。在我到海外之後，才接觸到一些右派朋友的，和當年是反右積極分子現在良心發現了的朋友的回憶錄；也讀到一些這方面的國內外學者的論述和論著，其中《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鴻》、《晚年周恩來》、《陽謀》和徐平華的文章《九死一生二十年》等給予了我較深的印象。我們右派所需要的「出乎其外」是，不要沉溺於悲情，要通曉「一九五七年學」的研究成果，不能「出乎其外」的「入乎其內」是「陷乎其內」。下面，許良英對李志綏的批評就是說他「陷乎其內」。
林昭經歷了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過程。林昭青少年時期，受到來自母親的革命教育，及早追求革命，把毛澤東比父親，把黨比母親，參加過土改和新聞工作，直到在北大求學，看到同學被划右派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批判，才恍然大悟，才從「入乎其內」中，認識到深受其騙而「出乎其外」，因而，才能置身、心於體制之外，比人們更早地、徹底地認清中共這個極權暴政的罪惡性質及其「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毛澤東的醜惡而偽善的真面目。
所謂「內外」，從定性說，是指面子和裡子；從空間說，以國分，有中國與外國，以黨分有中共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派分有左、中、右。如果沒能入乎其內，那就會「不是個中人，不解此中情」。比如，都承認斯諾這個洋大人是個中國通，先別說他對共產黨的隱情（毛總是故意布置迷魂陣，騙他）通曉得怎樣，光是他把毛澤東說成是打著傘旅行的「孤獨的和尚」，就可想而知這個「中國通」是多麼可憐了。天知道他在世界上散布了多少諸如此類的以訛傳訛、扭曲事實的故事？所以作為鄭重的學者，一個局外人，一個外國人，既要認清自己具有出乎其外，「旁觀者清」的優勢，又要認清自己具有「洋鬼子看戲」的劣勢。總之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太過洋洋得意。仍以「和尚打傘」為例，就算洋大人知道了這個歇後語的意思是「無法無天」，但因你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環境中，這就使你很難能領略到浸泡在帝王術中的毛澤東說的「無法無天」的語意方面的皇權無邊、老子天下第一和語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什麼？」的原汁原味。這和毛澤東不解地問基辛格：「為什麼你們國內，對『水門事件』這個屁事那麼在乎？」有點兒異曲同工。無獨有偶，英國記者麥克法誇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一九五六-一九五七》，說什麼毛實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是「自由化政策」；說什麼吳晗揭發批判「章羅同盟」的發言是反毛的；以及對毛和劉、周等之間關係的描寫，我讀後認為，簡直純屬一派「海外奇談」。在這一點上，許良英先生是最權威的見證人。他說：
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英國記者（後任哈佛大學教授，曾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八十年代已出了兩個中譯本。由於作者被認為是英美中國問題研究權威，他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課又曾作為哈佛大學的基礎課，我不得不認真去讀這本書。可是讀後，不僅十分失望，而且有被愚弄的感覺。請聽他在《引言》中所說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裡有辯論，主席也可能被擊敗，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劉少奇「對機遇和個人使得黨的領導權落入毛的手中的情況有些忿忿不平。」他把「雙百」方針和鳴放說成是「自由化政策」，在《結束語》中說：「毛的自由化政策試驗的失敗，是對他領袖威信和權威的沉重打擊。」「毛不現實地設想通過整風的形式就可實現黨員品行上面的任何長期性的轉變。」他認為文化大革命起源於毛澤東與劉少奇於一九五七年的「不和」，其主要證據竟出於我的口。他引用了一九五七 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上我的右派言論：「中央分裂了，劉少奇、彭真壓制毛主席。」事實上，這句話並非我說的，而是清華大學一位朋友對我說的，我並不相信，只是向哲學所黨支部彙報過，想不到他們把它捅給《人民日報》，變成是我最嚴重的右派言論，「美聯社」也當作新聞報道了。這純屬誤會，麥克法誇爾卻把它當真，作為「毛劉不和」的主要根據。這種效法所謂「克里姆林宮學」寫出來的中國歷史，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九十年代初，我曾給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了解中國內情，對報上宣傳的都信以為真，難免上當。我告訴他，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足以說明「鳴放」絕非自由化，不過是一種「引蛇出洞」的計謀，他無法理解。中國帝王的權術謀略太「深奧」了，頭腦簡單的西洋人確實難以理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十七年之後才恍然大悟的。
這個內外法的道理，余英時教授在寫給《當代中國研究》的出版祝詞中，說得清楚明白：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中英文刊物之所以在西方能別樹一格，主要的原因是它們的作者群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大陸，但同時又在西方受到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較長期的訓練。他們是在中國大陸成長的，因此有來自生活經驗中的內在知識；他們已熟悉西方學術界的操作方式，因此又能超越主觀的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最近演變做客觀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這種主客交融、能所兩忘的境界正是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他們竟能自然的結合了起來，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一九八九年以後，許多過去親自參加過中國大陸開放改革的知識分子也大批地來到了西方。他們和八十年代起先後進入西方學術主流的中國留學生匯合在一起，更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研究隊伍。他們將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作出特殊重要的貢獻是可以預期的。我個人尤其高興看到他們今後能通過《當代中國研究》，將研究成果直接傳布給海內外的中國讀者。
本刊的作者並不是「隔岸觀火」式的所謂「中國觀察家」（ChinaWatchers），他們都有為中國大陸的繼續開放和改革貢獻一份力量的悲願。歷史已一再證明，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由於種種不得已的原因暫時寄居海外，往往能發揮意想不到的學術和思想上的效用，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今天已不是傳統的時代，世界已縮小為一個「地球村」了，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也不會再興「遠托異國，昔人所悲」的慨嘆。相反的，他們大可以把「異國」當作為中國儲才之地，潛心研究，一起在更長遠的意義上報效中國。
余教授反覆強調這個內外法的運用，他為阮銘《鄧小平帝國》一書作序，寫道：「從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獻而言，《鄧小平帝國》顯然和一般置身事外者的客觀研究並無不同，但是我們通讀全文，便會發現作者本人最初也曾參与了這個帝國的創建。作為一個參与者，他是身在廬山之中的，然而作為這部帝國興衰史的撰寫人，他卻能跳出廬山之外，因而看清了廬山的真面目。這樣主客統一的著作確是不多見的。這是此書最能吸引讀者的所在。」
許良英說：不少人，包括李維漢和陸定一，以及鄧小平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論述鳴放、反右歷史時，都重複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五月以後那種自欺欺人的論調。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為「自由化分子」的阮銘，直至八十年代還持這種觀點。甚至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竟也附和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說什麼毛澤東「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李醫生顯然不了解外界實情，輕信了毛澤東自編的由頭。」其實，何止阮銘！王若水說是「極拐彎」；趙紫陽說「陽謀」是「託詞」；胡耀邦說「引蛇出洞只是短時間。」在識破這一陰謀上，有先見之明的，劉賓雁說，只有鄧拓一人，我認為吳宓教授也該算一個；有后見之明的，有李慎之、許良英、劉賓雁、王若望……就多了。
作為方法，總分法和內外法，是相互為用的。要想能夠做到從總體上、本質上把握人和事物，就必須用內外法；而入乎其內和出乎其外在一個人身上，在某一方面往往不能雙全其美，就會產生偏差，而糾偏就要藉助于總分法。這是我在本篇中用來還原歷史和總結歷史教訓的主要方法。這個方法在本書某些章節，如在《毛澤東引蛇出洞考》一節中，就是用總分法說明毛在反右前後一貫是施展這一陰謀詭計的，陰謀已形成陰謀家的本質特徵。同時，也還運用了我下面要講的屬於追蹤前、后原則的「逆推法」。一般說，不可能只單用某一方法。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