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8日訊】 正在「追尋自由之路」上逃亡的斯諾登，大概做夢也沒想到，儘管最終他沒能進入他嚮往多年的中國避難，但在中國卻已經成了左派、憤青、激進政治反對人士共同的偶像。左派、憤青將其視為反權威英雄，激進的政治反對人士因為棱鏡計劃而產生一種身份代入感，認為所有的政府皆是惡，應該反對，美國這個曾被他們看作「民主燈塔」的國家頓時與中國劃上了等號。

本文討論兩個問題：一、人類社會究竟需不需要政府？這個問題實際上是說，人類究竟能不能像魯濱遜一樣，每個人能夠在「孤島」上生存；二、如果人類是社會人，無法在孤島上生存，那究竟什麼樣的政府才適合？



*魯濱遜為何只能是文學想像？*

人類有不喜歡受束縛的天性，因此很少有人喜歡政府，19世紀後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世界流行。進入現代社會，放眼世界，其實也真沒幾個國家的人民熱愛政府。歐美人民一談到納稅就皺眉，只是將政府當作一種「必要的惡」接受。獨裁國家的人民痛恨政府，總希望有一天能夠實現選舉夢，選出自己中意的領導人，組成合心意的政府；巴西人有了選舉權，現在終於選出了自己喜愛的左派政府，但最近為了兩毛錢的公交費，鬧了一場全國大抗議，總統作揖打恭安撫民眾，才算勉強控制住。

中國人看到巴西這樣，只能「羨慕嫉妒恨」，因為他們既沒有資格「選擇」執政黨，也沒有資格舉行政治選舉，就連憲法上賦予的批評權利（言論自由）也被剝奪了。平常要是批評一下政府，或者罵罵政府官員，鬧出個跨省追捕是小菜一碟。據保護記者委員會公佈，僅去年一年，中國就抓捕了26位記者，今年還增加了杜斌等人。政府也講發展經濟，許多老百姓的房被拆、地被征，但築橋橋斷，修路路垮，最後的結果是地上流著污染水，口中吃著污染食物，人人呼吸著污染空氣，官員個個成了級別不同的富翁。

中國的教科書有個特點：一談到政治，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是虛偽的，發展中國家是有缺陷的，只有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體制是最好的，人權狀態也屬中國最好。中國人積多年之經驗，算是充分領教了中國這個「世界上人權最好」、「體制最好」的政府是怎麼回事。如今美國出了個斯諾登，向世界告發，美國人民也生活在老大哥「秘密監控」的暴政之下。於是，這些激進的政治反對派們終於第一次與左派、憤青達成共識，天下烏鴉一般黑，進而引伸出「所有的政府都壞得很」，民主政府怎麼能夠容忍情報系統與特工存在？不僅對內監控要不得，對外也不行，國與國之間要講道德，偷取情報是惡行。總之，自斯諾登出現後，人們將多年來對007與各種間諜片的「邦德」們全當作好萊塢的想像。還有中國小清新在網上教育美國人民：不能相信政府，一時間忘記了這是美國人多年來的經驗之談。很多人彷彿成了90多年前中國那些主張無政府主義的預備革命青年。

不喜歡政府但卻需要政府，歸根結底是出於人類群體生存的需要。近代以來，隨著城市生活日漸發達，人們終於發現政府是「必要的惡」。18世紀的英國小說《魯濱遜漂流記》風行一時，故事的主角是不幸流落在荒島上的魯濱遜，他在脫離人類社會的數年當中，被迫獨立生存。為了活下去，展現了一個人達到極限的堅強與智慧。世人對魯濱遜能夠脫離社會生存、不需要對他人負責，也不受任何規則約束的狀態非常羨慕。

魯濱遜的孤島生存方式經常成為經濟學家理論陳述的始點，即人類社會不是孤島，魯濱遜作為個體生產者，一般只生產一兩種產品，必須與其他魯濱遜通過交換產品互通有無，這就需要創造交換用的貨幣，構建產品交換的規則。而為了制訂規則（法律），執行規則，政府因此就成為必需。早期的政治學也是從人類生存的需要開始論述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再將其擴展至國際關係，達成共識：政府是必要的惡，出於社會生存的需要，個人需要讓渡一部分權利給政府，比如納稅，比如確定個人的權利與責任，確定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群己界限）。為了公共安全及國防的需要，政府必須擁有暴力機器，即警察、軍隊、情報機構等等。



*無政府意識緣於個人權利被剝奪*

不喜歡政府，為了秩序與安全，又不得不需要政府、忍受政府。在構建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上，中國與西方展現了不同的政治智慧。

幾千年來，中國在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上，是「忍受—反抗—失敗或取而代之」這一過程的循環往復。但資本主義文明卻走出了另外一條路。資本主義文化為人類政治文明貢獻的最大成果，就是在三百年的時間內，通過不斷改變與自我完善，終於將政府從統治者的暴力鎮壓機器變成了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必要之惡」。從 18世紀後期開始，英法等國知識分子開始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其中，馬克思的批判有如撞擊資本主義頭蓋骨的重錘，更有如一面鏡子，讓資本主義從中看到了自己的醜惡一面。各種爭取權利的運動應運而生，比如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到1948年以後再引進人權理念。在寸積銖累的不斷進步中，終於形成了現代民主政府與公民社會。這一社會最大的特點是政治上實現三權分立，法治建立在明確個人權利與責任的個人自由基礎之上。這種形式的政府以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為主，公民對政府及其公共服務有批評的權利與表達利益訴求的各種管道，可以通過選舉定期更換政府。

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我早就在「改革30年：國家能力的畸型發展及其後果」（2008年）中指出，中國政府早就墮落成一個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國民承擔過重的稅負，卻沒有任何權利。社會財富分配與福利政策都向利益集團傾斜。國民沒有任何利益訴求管道，法律只是統治者約束被統治者的工具，特權者往往超越於法律之上。各種失敗國家的特徵已經非常明顯：公共權力私人化，政府行為黑社會化，政治暴力合法化與普遍化，社會早就形成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文化，生存基礎即生態環境更是千瘡百孔。

中國這種黑暗專制，造成的後果不僅是民權不伸，而且還毒害了人的心靈。網絡語言的暴力化與粗鄙化只是外在的表現形式，更嚴重的是為傾洩對政府不滿的無定向暴力蔓延，廈門陳水總案那種殃及無辜的暴力報復方式，獲得一片喝彩聲音。

面對這個只會收稅、壓榨、鎮壓、貪污腐敗的政府，中國人享受不到公共服務的好處，只看到自身沉重的負擔，當然會覺得有此政府，不如不要。本來不少中國人對美國知之不多，如今「為了世界人民自由」而到了香港的「英難」斯諾登證明了「天下烏鴉一般黑」，美國人民也生活在暴政之下，那人類還要政府幹什麼？

其實，對於中國人來說，斯諾登問題引起的反思不應該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而應該是：中國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政府。但政府與人民是一個社會相互依存體，在「政府與公民關係思考（二）」裡，我將分析中國未來社會的「路徑依賴」。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