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8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 毛澤東的「實事求是」考
「實事求是」一詞，最初出現於東漢班固撰寫的《漢書. 河間獻王傳》，講的是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這本是西漢古文經學派提出的一個考據學的實證命題，是指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原則和方法。後來成了古代學者治學、治史的座右銘。唐代學者顏師古在對《漢書》作注時，把實事求是解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他把它分作兩層意思來解說：先說「實事」，即務必要弄清楚真情實況，「實其事」。次說「求是」，是要「求真是」即真理。「每」是每每，有反反覆復、萬變而不離「求真是」之宗旨的意思。「也」者，表明是一種完成式時態，意味著要一竿子到底。實事求是這個成語的語法結構跟它的反義詞「弄虛作假」一樣，都是「動賓+ 動賓」——雙動賓構成聯合關係。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對「實事求是」作了這樣一個新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盧志丹在《毛澤東「實事求是」的國學溯源》一文中，對毛的實事求是觀作了所有中共意識形態宣傳者眾口一詞的鼓吹，下面是我建立在對盧文（黑體部分）評析的基礎上所作的立論：
毛澤東的上述論斷既繼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改造傳統的「實事求是」命題，從以下幾方面闡釋了實事求是的科學內涵：
第一，毛澤東科學地界定了「實事」的內涵，肯定了客觀存在的「實事」是人們認識的對象和出發點。毛澤東把「實事」明確地界定為「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這裏的「實事」不僅是指與意識相對而存在的物質，而且主要是指與主體相對而存在的客體。「實事」作為人們認識的出發點，是與人們的實踐緊密相連的，從這一意義上講，「實事」就是人類活動的一切客觀條件，也就是「實際」。這就為「實事求是」奠定了牢固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基礎。
駁論之一：毛徹底摧毀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基礎
「實事」的「實」原本是個動詞，是核實、證實、落實、求真的意思，就是「實其事」。毛舍此意，而在認識論領域把它曲解為天然地明擺著的、不分青紅皂白、真假善惡而唾手可得的「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這樣對「實事」的「實」進行了閹割，只留下了「事」，解做「事物」，或把「實」當作定語，解為「客觀存在的」；諸如此般，就都破壞了原來的動賓結構而使人在「事物」面前省去做核實、證實、落實、求真的功夫了，在「實」字上無所作為了。奇怪的是，盧文竟說：「這裏的『實事』不僅是指與意識相對而存在的物質，而且主要是指與主體相對而存在的客體。」簡直令人莫名其妙！到底這麼說有何憑據呢？這是一句話毫無根據的徹頭徹尾的空話、假話。要知道，與人無關涉、而僅僅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在認識論領域就是「無」。只有採取「實其事或不實其實」的態度和做法，才算是使二者建立起了主、客體的關係。在這一點上，毛比費爾巴哈離馬克思還遠。費還是讓人在場的，把對象作為客體的。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句話中寫道：「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看來《實踐論》的作者在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的時候，正是在更差的水平上重蹈「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而面對「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認為應該發揮主體的能動性，「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 的唐代顏師古，他說的「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這話，倒與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有點暗通款曲。
我所以堅持要回歸「實事求是」的本真，決不是一味地在摳字眼，而是有其絕對的必要性的。因為「實其事」太重要了，是「求其是」不可或缺的大前提。無此前提，就會徹底地摧毀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礎。可以絕對地認定：無前者而能求到後者者，未之有也。
再則，「實事」也並不是如毛澤東輕佻地解說的那樣，像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事物」；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得到。相反，人類在撲朔迷離的世事面前，欲達「實其事」的目的，談何容易？全世界所有的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運用最先進的設備、使用最精密的科學儀器，終生含辛茹苦、嘔心瀝血，所表現出的獻身精神感天地而泣鬼神，所求者何？就是在求出事實的真相——宏觀或微觀的、定性或定量的真憑實據。從另一方面說，像對「實其事」，這麼重大、艱巨而無可逾越的一步，如果故意加以玩忽，讓人視若無睹，而卻在下一步——「求是」上，裝腔作勢地大做文章，這樣「舍本」，怎麼能「求」到「是」呢？除非此人是毫無「求是」之意，全然一片玩權售奸之心。林副統帥在日記里記載有，他的正統帥總是把不是他的意見強加給他，然後再來批判他；這算是信手拈來的供你思索、供你觸類旁通的一條線索吧！這是對人，對所有人「欲加之罪」而慣用的險惡做法。
鄧小平不僅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實事求是」，而且宣稱自己是「實事求是派」：「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二零九頁）那麼，他這個系統、完整解釋和貫徹毛澤東思想的共產黨人，究竟是怎樣地「實事求是」的呢？他能求到「是」嗎？他對反右運動定性說：「反右是正確的，問題是擴大化。」試問反右運動划的右派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以上都錯劃了，難道還能說「是正確的」嗎？怎麼會發生這種顯而易見、性質十分嚴重的錯誤呢？就是因為他在「實事」上採取「宜粗不宜細」的打馬虎眼的態度，首先不能對反右運動認真地「實其事」，這當然就「求」不到什麼「是」了。有鑒於此，我們就決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再也不能走他們毛、鄧這一條通過假相求歪理的的認識路線，而是要本著不走樣的「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的本意，首先是嚴格地「實其事」，即先弄清真相；在此基礎上再「求其是」，即再來求出真理。只有兩個「真」合二而一，才能、也才是做到了實事求是——唐代顏師古所解說的那樣：「務得事實, 每求真是也」。在假相的基礎上，你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也是求不出真理的。
在坐天下的日子里，你若不「實其事」，卻仍然可以「求」到帶引號的「是」（「規律性」）。何故？因為「是」是由著你的權力規定的。你說「外行領導內行是客觀規律」就是客觀規律。你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來一次是階級鬥爭的規律」就是階級鬥爭的規律。你說「右派是資產階級反動派」就是資產階級反動派。你說大躍進成績是「九個指頭」，劉少奇不認賬，你眉頭一皺，立馬就「求」到了「是」。這個「是」就是一句潛台詞：「我看你劉少奇是活膩歪了！」
如果在打天下的日子里你要不「實其事」，敵人的機槍、大炮就會不客氣地指點給你：讓你「每戰必敗」！這樣「求」到的「是」，是由累累屍骨、堆積而成。觸景生情，讓我節外生枝地附帶一句：組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內涵之一的「群眾路線」，「實其事」則為炮灰主義矣。
「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第一八二頁）這句話的實質就是「實其事」。毛在這裏提醒道：「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這句話就是叫人做到「知己知彼」、對己對彼都要儘力「實其事」。只對一方「實其事」行不行呢？毛澤東堅決認為：「不行！」「有一種人，明於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種人，明於知彼，暗于知己，他們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和使用的問題的。」（同上）
他在戰爭問題上要重視而「不要看輕」、「實其事」的態度是嚴肅的、鄭重的、科學的、頑強的。為什麼還需要「頑強的」態度？因為，即使在和平時期，要想做到「實其事」也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而在戰爭中，要想做到完全的「知己知彼」就更是難乎其難了。正如毛說的：「《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於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則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卷，四九零頁）
按原意推論，「求其是」（百戰不殆）仍是「實其事」，是下一步的「實其事」。如堅持完全地「實其事」（知己知彼），不期然而然地就會達到「求其是」（百戰不殆）。因為，如能堅持做到「知己知彼」，就必然能做到「百戰不殆」。反之，例如他毛澤東，不首先弄清社會主主義是什麼，就要大搞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並且還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鄧小平後來承認了：「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一三七頁）所以，不限於中國，而且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凡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國體的、以共產黨為領導的、以馬列主義為理論基礎搞社會主義的政權，從誕生那一天起、到壽終正寢，無一不是以大量的殺、關、管，製造冤假錯案，實施國家恐怖主義而貫穿始終的。因為不需要「實其事」，對一個人的定罪是無需查證、核實，找出證據、證人，而只需按著政治目的隨心所欲地偽造一切。如此這般，劉少奇便成了「叛徒、內奸、工賊」；原本一對冤家對頭的章伯鈞、羅隆基，毛澤東硬叫他們結成「章羅同盟」，後人稱之為「古今奇冤」；既可笑、又可悲。凡此種種都是不首先「實其事」而「求」到的、他心隨心所欲的「是」。反過來說，如果真的「實其事」，結果反而會「是」與「願」違，即：「求」不到他心目中追求的「是」，而會「求」到「真是」，即：「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而求到「真是」就會引火燒身，這是犯大忌諱的。例如以弄虛作假、扯謊撩炮為能事的大躍進，毛澤東卻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地說：「放衛星好，放了許多假衛星，還要放的。大放假衛星，有極大好處，無假哪裡來真？有假衛星，才有真衛星。」彭德懷在肯定成績（作假）的基礎上，說了點真話，這就犯了忌諱，這就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從弄虛作假到倡假打真，黨的思想路線是越來越掛著引號「實事求實」了。
如此說來，難道當年毛澤東那樣解釋「實事求是」，是居心為自己留下撒謊的後路嗎？不管是居心還是本能，大凡撒謊總是要露馬腳的。因為任誰都不能撒謊「一以貫之」，保證句句是假話，而是，總會有說真話的場合。這樣，真話與假話前後對照，就會弄得假話無地自容。如毛澤東談論戰爭時就說了「不能輕視『實其事』」意思的話。但當他談到哲學的功能的時候，就照搬馬克思的話說，不在於了解世界、因而能解釋世界，而在於能動地改造世界。這就還是把輕重顛倒了，不首先著重「實其事」，而是著重在「改造」，如他搞的「一化三改」（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能「改造」好嗎？矛盾就發生在這裏。這是撒謊者一方的規律。受騙者一方的規律則是：受騙者中至死不悟者畢竟是少數；決不可能大多數人都受騙而且至死不悟。這兩條規律起作用的結果，導致今天的大多數（包括鐵杆毛派）都覺悟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鄧小平口中純屬鬼話、謊言，而且是共產黨所有的謊言的總包裝。例如那本由江澤民題寫書名的《辭海》，修訂本在《毛澤東》條目下刪去「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詞。有讀者提出異議，總編輯夏征農回答說：「辭書應保持科學性和穩定性。對這個原則，我們是請示了中央的。」為什麼他不敢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是實踐證明了他不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嘛！」他為什麼會膽怯氣軟呢？難道檢驗真理的標準不是「實踐」或「實事求是」，而是「中央」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此題，我將在下面加以展開）這塊金字招牌，難道不是童叟無欺、而是愚弄顧客的掛羊頭賣狗肉嗎？實踐派和凡是派分工合作、殊途同歸：一個揭破「羊頭」，一個坐實「狗肉」。總之是，大家都在假戲真做，沒有哪一個傻瓜會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超過相信「毛說了算」、「鄧說了算」、「中央說了算」、「黨說了算」、「頂頭上司說了算」的。說「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的柯慶施，之所以官運亨通、飛黃騰達，是因為柯認準了毛最大的需要是讓人人都對他盲從、人人都對他迷信；從而不盲、或信而不迷，皆有違於他的「認識論」的真諦。林副統帥說：「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這是他對共產黨所宣稱的思想路線活學活用，落到實處，所作的簡明扼要而透底的概括。這個概括說明毛澤東首先在「實事」（實其事）上弄虛作假，就使中國成為一個謊言帝國在世界崛起。這個概括雖在定性上堪稱透底，但在定量上還不夠徹底，還需要派加以補充。著名的右派林希翎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反右五十年紀念會上說：「在中國，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連小事也辦不成。」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