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7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王年一、何蜀、陳昭三位先生在他們的文章中說：

毛澤東習慣於以「打招呼」來強行統一思想。所謂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頒布「最高指示」，全黨與全軍幹部只許恭聽，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更不「允許發表反對意見」，對毛的意見誰若想不通，就必須趕緊「轉彎子」。毛澤東這一次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開中央會議，不發中央文件，乾脆拋開中央領導集體，憑著他個人的「絕對權威」，於一九七一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二十八天，在途中毛約見各地軍政大員，講話十三次。講話中充滿了給林彪「上綱上線」、「定性定罪」的話：「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我看他們的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和要當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會的議程和九大路線」；「林彪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改也難」；「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 還不徹底，還沒有總結。」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一再誣指林彪等人在廬山會議上搞「反革命政變」的綱領之一是「要當主席」。然而，因為說林彪「要當主席」毫無事實依據，太「莫須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後，當毛澤東審定並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講話時，又自行把當時講話中對林彪「要當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設國家主席」。毛澤東的蠻橫無理、任意誣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南巡講話是毛澤東欲打倒林彪的宣言書、挑戰書、逐客令（逐林令）。當時的海軍政委李作鵬聽到毛的南巡講話后，把它概括為三點：廬山的問題沒有完；上綱比以前更高；矛頭指向首長（林彪）。他的概括一點也沒有錯，林彪當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澤東不在中央高層內部講，不對林彪當面講，黨中央的主席背著黨中央的副主席，背著中央，到下面去煽風點火，動員打倒他自己欽定的「接班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時又假惺惺地聲稱：「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作」；「不要公開的去講這次廬山會議，因為中央還沒有作結論……不要像我對你們說的這一套」。如此作為的毛澤東居然還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團結，不要分裂；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究竟是誰在分裂黨內高層，誰在搞陰謀詭計，難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嗎？

毛澤東把林彪逼到這一步，林彪已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彼時彼地，林彪還能怎麼辦？低頭認「罪」顯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懷、劉少奇不是都低頭認「罪」了嗎？但他們的下場如何？何況此時的林彪不是一九五九 年的彭德懷（那時的彭德懷比他年輕、身體也好），也不是一九六六年的劉少奇（劉少奇比他理論修養更高、政治鬥爭經驗更豐富），林彪身患重病，經不起「認罪」后必不可少的長期折磨，於是他不想「認罪」，只想「認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裏。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但葉群、林立果又不願意認命，於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當代中國研究》總第八十五期 ）

鄧小平從實施毛的陰謀，到對右派的殘酷懲處，可以說是把「瓮」燒得火紅，簡直是做得斷子絕孫。毛澤東卻對他來了個「請君入甕」。鄧小平的三起三落，其中就有兩起兩落是毛對他玩的貓吃老鼠。我們從最後的一起一落中，例舉毛是如何對他施行「引蛇出洞」的陰謀的。

江青通過大反「經驗主義」反周，旁及鄧和大批老幹部。鄧告了狀，毛在一個批示中敲打了江。鄧在借貫徹批示精神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夥同葉劍英，猛烈地向江青開炮，曆數她近年來所犯錯誤，除了這次大反經驗主義之外，還聯繫她屢次違背毛指示，「另搞一套」。讓四人幫嘗到了鄧的厲害。會後，王洪文向毛報告了江青遭到「圍攻」的情況。毛警覺到鄧說出周想說而不好說的話，與周合流，這樣一來，黨內的復辟勢力將如虎添翼。於是，毛對鄧就採用了他「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戲。

毛表態支持政治局會議對江的批評，隨後又指定鄧取代王洪文主持批江的會議，給他充分的表演機會。

鄧在他主持的會上，作了主要發言，圍繞自一九七三年以來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幫結派等問題提出嚴厲的批評，甚至拍了桌子。王洪文、張春橋作了檢討, 江青則表示：「對問題還得消化一下, 再作進一步檢討。」（《晚年周恩來》第四六四頁。以下多取材自此書）

毛通過觀察，深為憂慮：鄧的強勢作風，如在他身後搞翻案，則是無任何力量可以堵擋的。所以，就進一步引他出洞：更委以重任，讓他接替王洪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政治局會議后，毛特意讓江青登門拜訪找鄧小平「談心」。毛也找鄧談話，肯定對江青等人的批評，說：你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他們幾個人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你，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毛一再鼓勵鄧要把工作幹起來，並表示：我準備找王洪文談，叫他找你，聽你的話。

鄧小平作風強勢，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一面殺「四人幫」的威風，江青也不得不檢討自己另搞一套所犯錯誤，承認她無組織，無紀律，自作主張，隨便亂講話，表示：「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同時也承認了「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

一方面，鄧大張旗鼓，快刀斬亂麻地進行各行各業的全面整頓。

毛冷眼觀察，已覺察出鄧要動搖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全面否定文革，但仍在表面上不動聲色，大擺「揚鄧抑江」一類的迷魂陣，誘敵深入。特別是，毛對轟動當時的《紅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語：「孤陋寡聞，愚昧無知，三十年來惡習不改，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玩了個假要離婚的鬼把戲。據傳說，鄧批：「同意離婚」。

鄧打著「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旗號，加大整頓力度，兩個鋼鐵公司對著干；聲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毛不承認「三項指示為綱」，只承認「以階級鬥爭為綱，其餘都是目」。何況鄧心目中只是重在「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一項?

又如，鄧在政治局會議上，居然提出應該解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認為把登報《反共啟事》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這個叛徒集團正是文革的 「重大成果」。尤有甚者，鄧曾對當時在上海擔任領導工作的老幹部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對江青的批評，並點了張春橋的名，告誡他不要與他們為伍，企圖挖《四人幫》大本營的牆角。后被馬出賣，密報王洪文。鄧小平的所作所為，使毛澤東確認他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準備伺機予以殲滅。但為了穩住他，遂讓他繼續表演。毛對江青在大寨大談評《水滸》的「現實意義」，宣稱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還故作姿態地批示：「放屁，文不對題。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文革大年表》第三八一頁）

在周恩來的生命名存實亡的時候，毛抓住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寫給毛的一封信（信中批評黨委書記遲群和謝靜宜兩人生活墮落，專斷獨行），大做文章。劉冰將信交鄧小平轉呈。毛覺得那封信動機不純，矛頭是對著他的，而且覺得鄧偏袒劉。

毛多次與毛遠新談：「鄧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 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傳達毛主席對劉冰信的批示，直接點了鄧小平的名，稱：「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一場雷厲風行的「批鄧, 反擊右傾反案風」的運動，在全國展開了！

毛澤東如果再多活一、二年, 鄧小平這條蛇恐怕就只有翻肚子了。在這裏，真正是「你死我活」，毛不死則鄧難活。

人們總以為，以周恩來的精明強幹，毛決不會對他也來「引蛇出洞」這一套吧！事實證明，毛對周也來。

人們多聽說毛批評周的四句順口溜：「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周從毛抓住外交部內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小題大作，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暴正衝著他而來。慣於運用「敗狗」戰略的他，對毛堅持順守，曲意奉迎，磕頭如搗蒜，檢討如雪片。怎奈「克己從人人不諒」，終於，「毛澤東抓住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中的『紕漏』，親自出馬為蓄謀已久的批周敲響了開台鑼鼓，指周對蘇聯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如果蘇聯人打進來了，他要當兒皇帝！隨後下令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周的『右傾投降主義』。周由此經歷了晚年最大的一場劫難。」（《晚年周恩來》第四五八頁）

所謂「引蛇出洞」，正是要引出「紕漏」。下面，我們要根據上書的資料，說一說，紕漏是什麼？怎樣引出的？怎麼激化的？怎麼收場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談話的主題是「聯美整蘇」。事後基辛格寫道：「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周當然更會注意到這一點，知道毛近來對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氣是來自嫌他在外交上搶了鋒頭，因而在對基辛格會談中謹言慎行，處處把毛放在前面。

會談中，基辛格按照慣例向中方通報蘇聯軍事動向，對外傳蘇聯準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報道，探詢中美軍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報、向中國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戰爭的「熱線」等內容。為人一向謹慎的周當然知道茲事體大，請示毛后答以：現在不談，等打起來再說。

十三日晚，告別晚宴結束后，基辛格臨時提議，同周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周恩來來不及請示毛，就談了，但並未表態，只是表示報告中央，明晨基辛格上機前再予答覆。奇怪的是，第二天早晨，周並未請示毛，擅自表態：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

毛似乎正在等待著周邁出這一步，以便他出師有名，興師問罪。他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去談話，並讓她們立即整理出周、基談話記錄。為了不讓周這次滑過去，老於權謀的毛，授意王、唐二人不露聲色地找周本人核實談話記錄。周還蒙在鼓裡，以為只是技術性問題，並未在意。

隨後，根據毛的旨意，王、唐二人四處散風，說總理在這次會談中闖了亂子，被蘇聯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沒有請示報告主席，就向美國承擔了搞軍事合作的義務，接受了美國核保護傘。

十一月十七日，毛親自出馬，對周及有關外交人員， 放出狠話：「當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 誰要搞修正主義, 那就要批呢! 你們要有勇氣, 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根據毛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後連續召開會議，主要是批周恩來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

周又是檢討，又是解釋，又是送信，又是給自己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而毛卻認為他是敷衍過關。

早在一旁蠢蠢欲動的江青對毛的意圖心領神會，率先在政治局會議上向周開炮，想趁機在政治上把他搞臭。她胡攪蠻纏逼周交代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究竟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並按毛定下的調子，給周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弄得周連話都講不下去。

周不大相信是毛的意思，還以為又是江青在無理取鬧，所以盡量克制，希望毛能出面制止她的這種搞法。後來江青上綱越來越高，指責周「喪權辱國」、「矇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逼迫他承認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根本不容分說。周對這種政治上的栽贓侮辱，實在忍無可忍。當場對江青拍了桌子，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周的頂牛，正好給毛以大做文章的口實。毛隨即下令擴大批周會議的規模，並親自擬定了列席會議的名單，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鵬飛、喬冠華、黃鎮、曦東和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以及中聯部部長耿飆參加以外，還有鄧小平。這樣，批周的政治局會議就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持人由周改為王洪文，王海容、唐聞生擔任毛的聯絡員, 毛通過她們遙控會議的進展。

從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對周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批判鬥爭。為了給會議加溫，會議一開，就由唐聞生介紹情況並傳達毛的批周最新指示和對外交工作的批評，足足講了八個小時，調門非常之高，許多用語與毛對劉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樣。諸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外交部不執行毛的外交方針， 因此要「甩石頭」（此語是毛對林彪所用策略，意為發出警告——高文謙注）毛還危言聳聽，說周要當蘇聯的兒皇帝！

周才猛醒過來，原來不是江青和他過不去，是毛本人的意思。行了，就按毛定的調子給自己扣帽子，潑污水吧！

會議的發言：「賣國」、「屈膝投降」、「目無中央」、「矇騙主席」，等一類提法比比皆是。牆倒眾人推。更有人乘機泄私憤，翻老帳，狠踹周一腳，江青提議並經毛批准，成立了批周幫助小組，由四人幫和汪東興、華國鋒組成——江青開炮，甚至於提到路線鬥爭高度，說什麼「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已是見多不怪。問題是鄧小平的發言，對周做了誅心之論，僅僅幾句話就把毛對周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而這恰恰是讓周恩來深感委屈的地方。鄧並非不知道這一點，但為了重新獲得毛的信任，還是昧著良心講了出來。

周曾求見毛，當面做檢討，被一口回絕，說沒有必要，要檢討就在會上作。江青則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責令周必須自己動手寫出檢討，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低首下心，唾面自乾的姿態，再加上毛剛過林彪事件，形勢剛穩，離不了周收拾這個爛攤子。對周的檢討作了批示：可以了 。

怎麼一個謹小慎微的，以「外交無小事」作為秉持的人，怎會作出膽大妄為、自作主張的事呢？簡直不可思議！原來他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曾打過電話向毛主席請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覺」。毛認定他入睡後周是決不會打擾他的。周的警衛曾記載了他在辦公桌旁團團轉的情況；事急又不能等，於是，出於關心和保護主席的安眠，便「自作主張」地做了本屬自己職權範圍之內的事。不料中招而禍從天降。

陰謀的尾聲更有意思，實際也是更可鄙。毛嫁禍於人，讓王海容、唐聞生背黑鍋。他指著王唐二人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對此，王唐二人私下發牢騷說：「他做臉, 我們做屁股。」他這般卑劣鄙俗，連兩位小姐都看他不起。

俗話說，「看了《三國》戲，低頭就是計。」縱觀毛澤東一生，一舉一動儘是做戲，一顰一蹙全是詭計。這當然不能簡單歸結於他自幼就把《三國》當成人生教科書。而是更複雜的原因，造成毛又陰險又惡霸的作風，毛十六歲時寫的狂言《七絕，詠蛙》：「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倒是毛個人專權，決不容他人在權力上染指；不容他人在政見上置喙的心態的活靈活現。

在這眾多事實面前，陽謀說和變卦說（原無意反右派，後來才變卦的）再也無存身之地了。況且，持那些說法的人，也多是，說著說著就就變換了主題, 反而成為對「陰謀說」的論證了。

我以王若水先生為例加以說明。他說: 毛「在提出這個方針時，這既非陰謀也非陽謀。毛澤東當時確實是想走一條與蘇聯不同的道路。誠然，毛開始時預料會放出一些毒草，但並沒有想到有這種規模（這話不對。第一，毛想到的比這種規模要大得多，甚至想到嗚呼哀哉重回延安；第二，毛在五月十五日告知高層要反右時，主要毒草都未出土，規模仍是小得很；第三，退一步說，如果規模小到只跳出一人，此人名叫胡風，又當如何？——紫丹）；他主要希望看到大量香花，他要保護這些香花。他自己也是一朵香花， 被那些教條主義者指責為毒草；他現在要保護那些新的香花不被誤認為毒草而遭到踐踏（?）。從整風以後，黨外人士、知識分子批評的尖銳程度超過了毛的預料，當時幹部的怨氣也超過毛的預料，於是，他來了個急轉灣（與文革時幹部的怨氣發展到形成「二月逆流」相比怎樣？他為什麼沒來急轉彎？），」（《新發現的毛澤東》第二七五頁）且看他隨後在第二九三頁又是怎麼說的？——「在這次會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可以看出（毛和劉、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周恩來強調穩妥可靠，批判了一九五六年的冒進傾向；毛澤東則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錯誤難免。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反右派鬥爭』的殺機；在第二個問題上，則為其後的批評反冒進和大躍進埋下了伏筆。」

好一個「殺機」！先一年有「殺機」，「來年」動手殺，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哪裡用得著「急轉彎」呢？

由「殺機論」導致「急轉彎論」，在邏輯上，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而在事實上，二論則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只有毛先有「殺機」，後來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才會有「急轉彎」，同時，這也才叫做「急轉彎」。

我所以說王先生發現的這個「殺機」好，好就好在，這使我們看到，毛一九五六年懷有 「殺機」后，一九五七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宣傳會議上以及天安門城樓上，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所表現的態度誠懇，開放開明，溫柔敦厚，談笑風生，活潑風趣，甜而且美，臉上堆著笑迷迷……這一切，是為中國人形容陰險毒辣，陰謀詭計的詞語——「口蜜腹劍，笑裡藏刀」，作了一個血腥的表演。同時使人們反思到，如果不是出於陰謀，他的這番表現，與對梁漱溟的潑婦罵街，對胡風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極端反常的，也與他「哪個蟲兒敢開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惡霸作風，絕不相容的。一脈相承，你看鄧小平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是如何把「殺機」變為血肉橫飛的。王若水先生在《壓制思想的思想運動——讀李洪林的〈中國思想運動史〉》一書中說：

關於「六四」，作者指出，當局如何一步一步為戒嚴和軍事鎮壓製造借口，「顯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戰爭解決問題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對手一網打盡。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有計劃的陰謀』……如果廣場上的絕食早日適可而止，拔腿走人，陰謀家們將極度失望，因為學生們沒有落入圈套。而學運領袖的失策，正好對方的陰謀得以完全實現。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我多麼希望那些身在海外的學運領袖好好反思一下這個教訓啊。（《當代中國研究》總七十期）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