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5日訊】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由來》，是一篇發表在近五年前——可以說與在中國大陸稱得上「最主流」媒體的人民日報幾乎有同等地位的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上的文章，沒想到在近日的互聯網上又火了，甚至到處瘋傳。這，估計連作者曹普也要感到意外。

瘋傳時，人們又重新擬了一個題目，即「鄧小平的反問：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可以不要」。重擬的題目是取自文章中引用鄧小平的一句話，即「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後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之所以要重擬這樣一個題目，除了新穎之外，顯然是有針對性的。

鄧小平被他的山大王一再「打倒」之後並下放到江西一家企業的那些歲月裡肯定作過一些反思：無數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捨生赴死，難道就是為了建設這樣一個「新中國」？肯定不是。是他自己那一班人尤其是那個領頭的，為了權勢、為了地位的鞏固，再加上為了一些說不清道不明或者也不願說清道明的東西，把革命先烈以及仁人志士們的願望和遺志忘到九霄云外。

而文章發表近五年後人們重新提起，即表明，即使我們又所謂改革開放了三十幾年，中國社會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在經濟總量上有了巨大的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變化，但在包括政治、文化、精神等很多方面，可以說不僅仍然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且與資本主義相比也還差得老遠，更不是革命先烈和無數仁人志士們所願意看到的。

別的不說，先烈們會反對民主嗎？先烈們會反對自由嗎？先烈們會反對民間結社嗎？先烈們會反對示威遊行嗎？先烈們會反對民間辦報辦刊嗎？先烈們會反對司法獨立、三權分立嗎？我想，先烈們一定不會。如果他們也反對這些，那麼他們當時還有啥理由去革命？

另外，仁人志士們會贊成官員先富起來嗎？仁人志士們會贊成我們現在這種等級制嗎？仁人志士們會贊成大半個世紀來一黨專政嗎？我想，他們也一定不會。如果他們贊成這些，他們還去合力推翻那個政權幹什麼？

二

其實，在曹普這篇文章中所引用鄧小平講的那些，還有很多都是真話，而有些真話，好像也只有鄧小平敢說，也只有他公開說出來沒事，換了別人，恐怕就要算大逆不道了。而鄧小平當年復出那段時間之所以那麼得人心，也正得益於他多說了一些包括別的高層領導在內的人不敢說也不能說的真話，沒有這些真話，他的「總工程師」的份量及威信就會大打折扣。就是幾十年過後，我們依然可以借助他的這些真話，把一些假社會主義者的面紗揭下，讓他們露出可怕乃至猙獰的面目。

比如，做本文主題的這句話，也是由鄧小平之口傳出，然後通過曹普這篇文章被中國大多數人所知。原話是：鄧小平「1978年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他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雖然鄧小平說這是外國人的「議論」，但顯然他很重視這個議論。鄧小平非常明白，不論一個人還是一群人乃至一個民族，忍耐都是有時空限度的，不可能無窮盡地永遠忍耐下去。這當然不是「宇宙真理」，但這是地球上的人類歷史教訓或叫經驗，不論過去還是今天抑或將來，也不論是外國還是中國，都是適用的。

不過，儘管鄧小平非常重視外國人的這種議論，客觀地講，他還是有些「多慮」了。首先，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的奴役制度至少有兩千多年，在如此長的時間裡，中國人都忍耐了。1949年到1978年，區區不過30年，中國人完全能夠忍耐得了。

你可能會說，那兩千多年裡可是發生過無數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包括割據和佔山為王的各種政權更替同樣無數，這都表明，中國人即使對奴役很有忍耐性，但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民也一定會反。

話是不錯，可那兩千多年都是冷冰器時代，民們的隊伍很容易發展壯大，而官府圍剿卻相對困難。而20世紀中期，早已結束了那種時代。1949年後的前30年裡就沒聽說過發生一起嚴格意義上所說的「農民起義」。而況中國百姓無論多麼窮苦，即使窮得沒褲子穿，窮得揭不開鍋，最後直至全家餓死，人民也還是熱愛著自己的「偉大領袖」，也還是要高唱「東方紅，太陽升」。

這裡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據說《歌唱祖國》這首歌曲的歌詞，正是在那一班人打下江山十週年時一個中國普通人創作的。可我們今天知道，1959年10月到1960這個時期，當時的中國大陸，正是大面積餓死人的時間段，實在不應該還去「歌唱」，而是需要批評乃至批判，不然，顧准也不會說他這一輩子絕不會踏進北京那座人民大會堂，他認為這個建築物是在百姓的屍骨上建成的。因為這座號稱人民的大會堂，正是這一年十月一日前建成，是向十週年敬獻的一份「厚禮」。

回過頭說，餓死那麼多百姓，《歌唱祖國》的詞作者作為一個普通百姓，難道一點都沒聽說一點都沒感受到嗎？絕不可能。可如果聽說了且還感受到了，怎麼還能作出這樣一首歌詞呢？中國人的人性，在很多時候都不能不讓人覺得，其中不是善多於惡，而是惡多於善。還有，就是口是心非，說謊成癮，奸詐成性。

那位詞作者好像至今仍健在，並且至少在一次「逢十」的「大慶」期間有媒體請他回憶當時的情景，他仍然不失自豪地回憶這首歌詞是如何創作出來的。

自己常常想不通：這叫什麼？叫痛並快樂著，還是叫痛卻願意熱愛著？我當然指的不單是這位詞作者，還有1949年後的很多中國人，更包括那些沒有褲子穿、揭不開鍋還要唱東方紅的百姓們。

當然，今天我們知道，這一切都得益於政權對國民的充分洗腦後又成功地瞞和騙：讓人民在謊言中生活，在幻想中死去。這讓我忽然又通感似地想到了安徒生童話中的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她就是在美好的幻想中連餓帶凍痛苦地死去的（這個句子中用詞雖有矛盾，可一時半會兒我只能這樣表達，乞讀者原諒）。可是我們誰都知道，安徒生作這篇童話，是在諷刺，在批判。可我們那位詞作者呢，即使不能說他要阿諛奉承，即使說他是在真誠地歌唱，可面對殘酷現實，面對慘烈現狀，還能「真誠地歌唱」，豈不是更可怕，更應該發人深省嗎？

三

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這原本已成為西方的一個「警句」，可我總覺得把它送給我們中國好像更合適。

雖然不能說中國的百姓都是「最聽話」的百姓，更不能說他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國民，但我願意相信（雖然這種相信很痛苦），中國的百姓是最有忍耐性的，特別是在忍受痛苦和奴役方面：不是「忍無可忍」，他們都會忍了；不是「太不像話」，他們就會「認」了。這些，或許正是這些，成就了中國無數的統治者，讓中國的專制制度苟延殘喘兩千多年，直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兩千多年前的陳勝、吳廣們，只要給—線生機，有條活路，至少不橫豎都是個死，這些奴隸們就決不會拼著性命造反，華夏也就沒有這被後來認定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農民起義」。當時的統治者實在「太不像話」，才成全了這些奴隸們留下萬世英名。

這是奴隸主們怎麼也想不到的。

兩千多年過去，期間有太多太多的「太不像話」，因而也才有大大小小的上百次「農民起義」，才留下一句「逼上梁山」的成語。幾乎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不去借鑑這「歷史教訓」。就是到了今天，不論大小官員，不是仍然在那說著「太不像話」的話，做著「太不像話」的事，以至於不時地招致民怨，引起民憤嗎？

晚上睡在床上，不知怎麼，有時竟替那些與我絲毫不沾邊的各路「好漢」著想起來：假若賣官的不是賣得太不像話，貪污的不是貪污得太不像話，受賄的不是受賄得太不像話，欺壓百姓的不是欺壓得太不像話，在我們這裡，都能理解都能原諒也都會寬容的。可惜各路「好漢」們竟不懂如此簡單明了的道理，常常要走到太不像話的地步，最終由於政權要維護起碼的穩定而不能不對這種人下手，真是糊塗到極點。

當然，「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誰也不知道，誰也說不清。哲學上不是說了嘛，必然寓於偶然。就算我們的百姓再有忍耐性，再好說話，倘若這個社會到了太不像話的地步，那麼也就是中國百姓忍耐到頭的時候。記得自己先前在一篇文章的末尾就告誡過我們有些人，說中國其實已經坐在無數大小不一的火山口上了。難道我們真的不在乎這些火山中的岩漿噴湧而出嗎？

這裡再重複一遍，請不要嫌我囉嗦。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