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3日訊】 習近平與奧巴馬會見後，就發生了美國國安局防務承包商博斯公司僱員斯諾登在香港曝光美國「監視門」事件，一時間，中共官媒像被打了雞血般興奮，大肆報導、評論，民間也眾說紛紜，反應各異。
利用民主國家自由開放的信息，有選擇地報導，借抹黑他國美化自己，愚弄和分化被信息封鎖的本國民眾，這是中共一貫的卑劣做法。在斯諾登事件上，中共沒資格批評美國，否則，只能強化人們對比中美兩國網絡自由以及人權狀況的反差。
通過斯諾登事件對比中美兩國官方的監視行動，我們首先要明確二者發生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不是一個等級上的差別，一個是在專制國家，黑社會性質的政黨對公民權利公開侵犯，是無視公民安全與自由的性質問題；一個是在民主國家，民選政府為了國家和社會的安全，通過監視尋找特定的恐怖分子，是如何平衡安全與自由的程度問題。其行為的權限不同：中共的監視完全不受法律限制，肆意妄為，以全體人民為監控對象，是全面的；美國安全部門的監視，是在法律授權和控制之下，以特定人群為目標，是局部的。其行為目的不同：中共的目的是維護一黨專制，限制公民權利，打壓民主訴求，是進攻性的國家恐怖主義；而美國旨在防恐，是為了保障社會和國民安全，沒有借監視而迫害無辜公民，是防禦性的安全措施。同時，由於兩國制度不同，在一黨專制的中國，監視民眾所伴隨的犯罪是制度性的，並不斷用新罪行掩蓋舊罪行；而美國雖然也會出現非制度性錯誤，但憲政體制、新聞自由等的制衡作用形成的糾錯機制，能及時糾正錯誤。
對中國公民來說，被監視是常態的生活，具有固定性和普遍性，自由是奢侈品，中共通過恐怖手段，已經將監視內化為民眾的自我監控；對美國人來說，自由是常態，對少數人的監視只具有暫時性和特殊性。身處自由民主的世界，美國人對政府有限度安全監視的反應，在我這個中國人看來，有點奢侈。筆者作為中國公民，僅僅因為自由表達對中共的批評，手機、網絡、電子信箱和私人行動就常年出於被監控狀態，並遭迫害：如失去工作，貼身監控，被傳喚，被旅遊，被襲擊致傷（詳情檢索我的《一位電台編輯和朋友與一九八九》、《和中共國安人員共度「六四」二十週年》、《軟禁作品之一：一個公民對中共國保說「不」之後》、《軟禁作品之三：一個被軟禁者來到西柏坡》、《備忘錄：我的第一次被正式傳喚》、《我看到的石家莊第三個「茉莉花」日》、《我在石家莊的第一次「茉莉花」散步》等文，以及北京之春的報導《河北異議作家朱欣欣遭人襲擊致傷》等）。有的朋友也因我而遭中共國保的威脅和騷擾。
筆者的親身經歷說明，國家機器以強制力和暴力為後盾，作為社會公共管理需要而不得已存在的惡，必須嚴格加以制衡。這就決定了國家機器應是有限的，旨在抑惡，不在揚善，只是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專制制度的權力來源不是國民的選票，而是暴力，這就決定了其一方面必須搞政教合一，靠意識形態的欺騙進行自我神化，維護虛假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決策和運作不能公開，黑幕操作，謀取特權，以民為敵。民主制度並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是最不壞的制度，雖然不能徹底消除罪惡，但能夠通過憲政制衡，從制度上防止惡的蔓延。
魯迅說過：「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退一步講，斯諾登的行為最多是暴露美玉之瑕，並不能否定憲政民主制度的優越性，這讓我想起當年由於缺乏信仰對人性的透徹認識，對現實存在幻想，一些民主國家的人們誤入歧途。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方經濟大蕭條和二戰時期，蘇聯熱火朝天的建設和反法西斯的需要，迷惑了許多西方人，就連羅曼•羅蘭、茨威格、紀德等作家都不同程度地為蘇聯唱過讚歌。許多來到蘇聯的西方人對表面現象天真幼稚的輕信所產生的激動狂熱，甚至驚呆了接待他們的蘇聯官員。當時，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潮，對一些不滿現狀、富於理想主義的西方左翼叛逆青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時，生活在自由開放社會的西方青年無法識別專制體制的宣傳。著名的間諜「劍橋五傑」就是帶著加入共產國際隊伍、與法西斯進行秘密戰鬥的理想，為蘇聯特務組織效力的。「劍橋五傑」中最突出的菲爾比，1933年從劍橋大學畢業時「堅信，我的生活應當獻給共產主義」，他作為克格勃的特務最終打入英國情報部門，1951年因受懷疑被離職。1963年從黎巴嫩逃到蘇聯後，他才發現這個專制社會的現實與他當初嚮往的神話之間是天壤之別。當他私下抨擊蘇聯體制時，一位克格勃軍官卻說「這和我有什麼關係」，菲爾比畢竟有在民主環境下生活的經歷，他怒不可遏：「有什麼關係？和每個蘇聯人都有關係！和你我大家都有關係！」可是已經太晚了，最初幾年他受到無數次審問，即使前往古巴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受到限制和監視，直到1969年蘇共才安慰性地頒發給他列寧勛章。不過他的覺醒影響了另一位克格勃特務戈爾季耶夫斯基為西方民主國家效力並最終叛逃，參與寫出了《克格勃全史》。許多青年被蘇聯的虛假宣傳所迷惑，把那裡當作了嚮往的理想樂土。大學時加入共產黨的德國人福克斯，二戰時在英國原子彈研製部門工作，1941年末，德軍進攻莫斯科時，他主動將英美研製原子彈的情報交給蘇聯，有人評論他的混合性格是「出色的科研能力、狹隘的思維、教條式的理想與天真幼稚所形成的」。
與福克斯在一處工作、為克格勃服務的美國原子間諜戴維• 格林格拉斯，描繪斯大林及其它蘇共領導人是「真正的天才」，「我能加入朱裡烏斯（他的內弟）和他的朋友們（俄國人）夢寐以求的公社，將十分幸福。」克格勃間諜朱裡烏斯•羅森堡和他的弟弟1953年至死時，都認為蘇聯是他們神話般想像的國度，是全人類的希望，「我們是美國法西斯主義的首批犧牲品。」這是蘇聯間諜在西方唯一的死刑案。
回顧歷史，類似的人們還有在共產制度建立後，從西方返回祖國的一些蘇聯人和中國人，最後都被專制吞噬了才華和生命。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些法國、日本等地的左翼激進青年，和一些國家的毛派游擊隊，把毛澤東奉為偶像，誤以為中國真是社會主義的天堂，毛是窮人的大救星和同路人……
從斯諾登批評美國當局的言論看，與上面提到的一些西方叛逃者相仿，似乎是理想主義者，但在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我認為斯諾登不會幼稚到缺乏對兩種制度真相的瞭解（他目前置身的香港特區也在中共的掌控之中），有理由懷疑他的行為出於某種個人目的或有更複雜的內幕，絕不是善良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如果斯諾登真覺得在美國都不安全不自由，那麼請他與我互換，讓他親身體驗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動物莊園」生活。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