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8日訊】24年來，許多人都曾經有過這樣的疑問：「六四」慘案是否不可避免？如是，類似悲劇將來是否還有可能重演？

應該說，正是「六四」慘案肇事者鄧小平首先提出了這一問題。當年，「六四」槍聲尚未停息，北京城內瀰漫著令人窒息的肅殺之氣，鄧小平就匆忙宣佈了他對事件成因的哲學化解釋。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此處「風波」是對89天安門事件的非正式簡稱，正式的「提法」非常嚇人，全稱為「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鄧小平的意思是，既然「動亂」、「暴亂」「遲早要來」，無論如何躲不過去，那麼「平息反革命暴亂」也就非做不可，無從避免。換言之，「風波」是必然的，鎮壓是必須的，慘案是難免的，這一切早已注定。鄧似乎不僅僅是在玩弄「歷史唯物主義」的陳舊詞藻。把一個人為製造的驚天悲劇輕描淡寫地歸因於「環境決定論」和「歷史必然性」，對於思想者，這是偷懶；對於政治家，這是麻木；對於肇事者，這是詭辯。

鄧小平接著又說：「（這場風波）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照他的說法，這不過是一場「一定要來的」「風波」如約而至罷了，而且來得不早不晚、恰逢其時——正好趕在「一大批老同志」離世之前，無數年輕活潑、才華橫溢的生命就這樣栽在了風燭殘年的「老同志」手裡。鄧小平沒有為軍人射殺學生和市民表達絲毫的愧疚和難過，反而認為此種結果「對我們比較有利」。這不禁讓人滿腹狐疑：在鄧小平眼裡，莫非「六四」是一出街頭殺敵的大喜劇？莫非這又是1957年曾經上演過的老劇目「引蛇出洞」、「圍而殲之」那一套？就像毛澤東曾經說過的那樣，「要鬧就讓他們鬧個夠，他不鬧，你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一直讓他們鬧到趙紫陽們耐不住性子，自己跳了出來，「老同志」們受不了刺激，再也坐不住了，此時正好順勢祭出「專政」法寶，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去狠狠收拾他們，而鄧小平所要做的只是「陽謀」而已，冷眼閒看學生們按下「歷史必然性」的按鈕，欣然坐等「老同志」們送來「比較有利」的收穫。

不，事情並不是這樣，鄧小平的話也不是這個意思。鄧沒有那樣陰險狡詐，也沒有那麼悠閒自在。在那一段崢嶸歲月裡，鄧和他的家人其實比所有的中國人都更加惶恐緊張，他對民眾的恐懼遠遠超過了民眾對他的恐懼，至少在開槍殺人之前是如此。鄧小平說那番話的意圖誠然不是為了顯示自己高瞻遠矚、未卜先知的「經驗和智慧」，也不是為了表功，而是為了卸責。他是要讓「大氣候」、「小氣候」和「一大批老同志」一起，替他分擔屠戮平民的罪責。但鄧的話貌似有理，卻根本經不起推敲：既然早知「風波」勢所必至，何不早定預案，早作準備，有條不紊，從容解決？何以如臨大敵，如喪考妣，手忙腳亂，惶惶不可終日？

再者，鄧將「一大批老同志」拉出來為自己墊背，恐怕也是強人所難。「老同志」本非鐵板一塊，和鄧一樣熱衷於「專政」的強硬角色者固然大有人在——如王震、薄一波、李先念等人；不讚成軍隊進城、反對開槍鎮壓的同樣大有人在——如徐向前、聶榮臻、張愛萍、蕭克等諸多軍中將帥，還有「今上」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 ——這些人的政治份量並不輕。就連一向被人與鄧同列為「『六四』罪魁禍首」的楊尚昆、陳云，據蔣彥永醫生透露，也曾私下裡對「六四」鎮壓的方式和手段頗有微詞。料想當年陳云對於「平息反革命暴亂」、楊尚昆對於「火線倒趙」的重大決策並非全心全意支持，內心裡或多或少是有所保留的，之所以不便於直接向鄧小平提出異議，或許是擔心受到鄧的排擠打擊，或許是出於「維護團結」、「顧全大局」之類不得已的苦衷。在共產黨裡，可以做錯事，不可站錯隊；可以整錯人，不可跟錯人——這就是所謂的「組織性」和「黨性」，所以，每到善惡對峙、正邪對決的關鍵時刻，認人不認理的情形總是反覆發生：明知彭德懷是對的，還是死忠毛澤東；明知劉少奇被冤枉，仍然合夥往死裡整他；明知軍隊不應該殺平民，還是表態支持鄧小平。結果，「一人發昏，全黨作孽」變成了家常便飯。

除了「老同志都支持平暴」之外，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是一派胡言。從「風波」到慘案，從台前到幕後，對於最終的悲劇性後果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恰恰正是鄧小平本人及其幫兇們的殺人意志，而這也正是85歲高齡的鄧小平所不敢面對、並試圖竭力掩蓋的事實。

回首24年前，「4∙26社論」和戒嚴令是當時事態升級和惡化的兩個轉折點。「4∙26社論」之前的學潮主題是悼念胡耀邦，為其鳴冤叫屈，4∙26之後學生自治組織被迫自衛，為摘掉「4∙26社論」所扣下的「動亂」帽子而將街頭行動不斷升級；戒嚴令更一舉改變了整個事件的和平妥協前景，「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真誠倡導者趙紫陽成了戒嚴令的第一個犧牲品，民眾與政府之間尚有諸多迴旋空間的政治互動變成了直來直去的政治對抗。而眾所周知，「4∙26社論」和北京戒嚴均由鄧一錘定音，都是鄧小平的傑作，是其強權意志在八九事件中的集中體現。至於開槍清場的屠殺命令，毋庸置疑是由鄧小平所下，因為別人沒有這樣的權力，恐怕也沒有這樣的「魄力」。綜觀八九運動全程，其主要的變化軌跡無不以鄧小平的強權意志為轉移。

事後看起來，鄧小平那篇「六四」解說詞全然沒有道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當然不止一種走向，也不止一種結局，流血慘劇更絕非早已注定、不可避免。如果不是鄧小平而是趙紫陽主導中共決策，結局當然會大不一樣。如果沒有「4∙26社論」而有政治改革的明確表態；如果沒有戒嚴令而有更多更真誠的朝野政治對話，慘案自然也就不會發生，結局甚至可能會皆大歡喜。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共當局與抗議示威者之間永遠也無法達成真正有效的妥協和諒解，但是只要鄧小平真心不想殺人，他仍然有一千條辦法、一萬種手段去和平解決天安門廣場上的衝突，因為他的手上並非只有軍隊這一枚棋子兒，他的資源多得很，籌碼多得很，完全沒有必要對和平的民眾抗議運動反應過度，也完全沒有必要在武力解決這一棵樹上吊死。

鄧小平是個精明人，即便已經85歲，也沒有真的老糊塗。陳希同說他沒有資格到鄧府去「謊報軍情」，其實即使那些有資格到鄧府請示匯報的人——比如李鵬—— 曾經向鄧「謊報軍情」，也未必騙得了鄧小平。鄧的子女、秘書和親信不僅另有可靠的消息來源，甚至也有撇開官方向學生領袖直接傳話的渠道。鄧小平當然很清楚，所謂「壞人」、「黑手」、「西方反華勢力」並沒有能力操控中國的學生運動（中共官方「平暴報告」竟然將方勵之等人的某封私人請願信、香港雜誌上的某幾篇文章、某美國智庫的某份研究報告、美國之音的某幾次廣播、某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的某個講話通通視作北京學生運動的思想和組織淵源，此種「陰謀論」真是荒謬絕倫，滑天下之大稽），北京的校園和街頭並不存在什麼「有計劃的陰謀活動」，遊行示威、絕食靜坐的學生們並沒有那麼惡毒，要「把一個很有前途的中國變成沒有希望的中國」（鄧小平語），長安街上也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什麼「反革命暴亂」；鄧小平當然也很清楚，如果軍人不進城開槍，如果天安門廣場不強行清場，事情也會慢慢轉圜、慢慢解決，學生不會老死於廣場，中國不會神州陸沉，從此「天無寧日，國無寧日，天下不得安寧，甚至永遠不得安寧」（鄧小平語）。問題僅僅在於，鄧小平和他的黨早已習慣於唯我獨尊，對公開抗議過於敏感，過於恐懼，不能適應，更不能善待，他們對民間反對勢力過於苛刻，過於殘酷，嚴防死守，視如仇敵，他們已經養成了仰仗暴力、迷戀專政的惡習，而且真的是「死不悔改」（此為毛對鄧「走資派」所加的定語）。這就是「六四」慘案的主因。如果鄧和他的黨沒有染上這些惡習，「六四」悲劇斷然不會發生；如果將來的執政者改掉了這些惡習，「六四」那樣的悲劇自然完全可以避免。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