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的神話》（七十三）

北京時間：2013-06-05 08:08

【新唐人2013年6月5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後記

要寫的東西還很多。

可寫的東西就更多了。

但是，真正完成這篇歷史紀實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和全民族的努力。筆者所能起到的作用不過是一架照相機和一支錄音筆而已。

切勿以為我的這篇歷史紀實只是一個遙遠的血的神話；切勿以為大屠殺的陰影已經離我們遠去不再回來；記得某人說過：「世界上哪怕最荒唐的一個理論，在中國走上一圈，都能找到上千萬的信徒。」雖有危言聳聽之嫌，但也確實驚心動魄。

我在這篇紀實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過這樣的意思，我們反思道縣文革大屠殺，更多地是為了生者，為了子孫後代和民族的未來。我們老了，無所謂，而我們的子孫還要繁衍生存，我們的民族還要發展壯大。新的問題、新的矛盾還會層出不窮，我們雖然無能預知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的辦法，但應當知道哪些辦法絕對不能使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重蹈覆轍、重複災難的例證實在太多了！哪一次沒有付出沉重的代價？哪一次深受其害的不是下層人民？

從某種意思上說，道縣大屠殺也是一份寶貴的民族遺產。關鍵在我們怎麼對待它！拒絕承認和反思歷史的社會，是無法建設起穩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感的，自然也難以產生安全感和歸屬感。一個民族在被迫面對其歷史上「最黑暗篇章」的時候，最能檢驗這個民族真正的力量。

當時光進入到二十一世紀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越來越少地被人提及，電影、電視上偶爾出現的所謂「文革」鏡頭，也是如此粗淺和模式化，甚至成為某種搞笑的噱頭。須知那背後全部都是人命和鮮血！真的一點都不可笑。年輕一代連「貧下中農」、「四類分子」、「階級鬥爭」，這些三十年前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這篇歷史紀實中記錄的殺人理由講給他們聽，甚至可能被斥為「造謠」，筆者就親身碰到過這種事情。須知這些理由在當年剝奪一個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經綽綽有餘了。今天的中國在建摩天大樓，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送衛星上天遨遊太空，在快速地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快速地遺忘著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雙重墮落的深淵滑行。我們這個民族，曾在絕對權威的蠱惑下經過一場昏天黑地的自相殘殺，剛剛遍體鱗傷地爬起來，還沒有認真地治療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傷痛，認真地檢視一下殘殺的真正原因，又一窩蜂地擠上了不知終點的慾望之車，將殘存的一點道義、良知，乃至羞恥都踐踏得一乾二淨。三十年前的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整個國民性提供了長達十年的舞台空間，表演得足夠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淚史，也是一筆重大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國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惡都可以從中找到源頭和腳註。然而，我們錯過了療治民族心靈創傷的最好時機，也就錯過了中華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復興的最好機會。

道縣大屠殺期間，縣委某些領導人說：「道縣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徹底，需要補課。」竊以為，中華民族歷史是悠久的，但缺乏民主傳統和科學精神，人權匍匐在金錢下，金錢匍匐在權力下，（所謂窮不和富斗，富和官斗。）再不補課為時恐晚。

我在本紀實初稿時，曾寫過一個類似後記的東西，此次補充修改時原擬刪掉，因為那不過是筆者就事論事的一點膚淺的思考罷了，其中充溢了過多的激憤和不平，這不應當是一個歷史記錄者應持的態度。但一位看過初稿同時也看過本稿的朋友說：「道縣大屠殺的殺人事件是歷史，你們對這場大屠殺的採訪也進入了這個歷史之中，甚至成了這個歷史的一部分，既然是歷史，就應當尊重歷史的原貌。」思之，以為然。故將這部分依然保留下來：

大屠殺已經成為過去，傷口在艱難而緩慢地愈合著。此次處遺工作歷時兩年，一千三百余名幹部在大量的調查、安置、撫恤、處理工作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整個處遺工作分四步進行：第一步，開展宣傳教育，進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法制教育，讓黨的處遺政策與群眾見面。第二步，查清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此項工作進行了將近一年時，僅道縣一縣就成立了四百零一個專案，進行重點審查。第三步，安置被害者遺屬，給數以千計的被害者和被殺者遺屬發放了《平反通知書》，以及相應的補償金；第四步，對殺人責任人進行處理（全部都是在封閉狀態下進行的）：一、對近二千名殺人事件策劃者和殺人兇手做了開除黨籍、免登、撤銷職務等黨紀政紀處分（道縣一千多名）；二、幾十名在公社以上範圍內為首組織策劃殺人的國家幹部被判有期徒刑；三、對那些謀財害命、強姦輪姦殺人者、積極主動充當殺人兇手情節特別惡劣的，上級明確制止殺人後仍成批組織殺人者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仍然有許多遺屬不服，仍在上告。他們被侮辱被折磨，他們的親人慘死於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中，他們自己的人格遭到最徹底地踐踏，甚至他們的一生都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毀滅了。幾十元幾百元人民幣和一紙「平反通知書」是無法撫平滴血的傷口的；各種似是而非的解釋也是無法自園其說的；不公開的，象徵性的處理是很難以撥亂反正的。那些殺人事件的策劃者、製造者和實施者，至今沒有誰公開地、發自內心地認罪、懺悔，更說不到向被害者道歉或為無辜慘死者的墳頭添一坯黃土。（絕大多數的被害者至今屍骨未收。）

究竟誰是真正的主謀兇手，發生這場野蠻屠殺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受害者有權追究個水落石出，如果不是這樣，誰知道以後還有沒有類似的甚至更為可怕的事情發生？當政者也有責任對這場屠殺向社會向人民解釋清楚，因為他們對民族負有更大地責任。

在這場打著西方馬列主義旗號，行東方封建專制之實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貧下中農」（還有「工人階級」）這個字眼就像上帝一樣神聖，作為一個階級被抽象化和神聖化，賦予了「領導一切」的權力，實際上，每個具體的貧下中農的實質性的權利和利益又在哪裡呢？他們與那些「只准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的「階級敵人」一樣，除了對統治者的絕對服從之外，一無所有。毫無地位，毫無希望，任人擺布，勞累困苦，每況愈下……唯一可以做的即是充當專制制度的利刃，管制和虐殺那些比他們更可憐的同胞，來滿足名譽上高人一等的虛榮。一位道縣被害者遺屬說得好：「可憐啊，他們就是一些只有一條褲子穿的奴隸，管著我們這些連一條褲子都沒有得穿的奴隸。」而這一切之所以能夠行得通，則是建立在國民的奴性人格之上。這種奴性人格是專制社會的必然產物，生長於專制制度的土壤中，為專制者所培植，亦為專制者所利用。

應當承認，殺人事件的責任人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或出身貧下中農，他們與被殺者之間沒有什麼個人仇恨，然而是誰點燃了他們的心中仇恨之火？是誰打開了人的獸性之門？是誰發給他們刀槍，並賦予生殺大權？是誰灌輸給他們那麼多「你死我活」的理論？

這些問題都必須有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

其實，我們一腳踏上這塊血染的土地，便感到自己像貧血一樣蒼白無力。我們是在試圖做一件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除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別無選擇。這是一塊見不得人的傷疤，是某些人的一塊心病，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大恥辱！只是當時我們沒有想到，這竟然是一個黑洞，把靠近它的一切統統地吸進，不論鮮血，不論熱淚，甚至不論陽光。不怕你有多麼勇敢，也不在於你是多麼懦弱，靠近了，就吸進去，吸進去就永遠永遠出不來……

哪一天才能客觀公正地將道縣大屠殺的真正元兇押上歷史的審判台，還數千無辜慘遭屠殺的平民一個公道，給受害者及其家屬一個永久的安慰；也給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個明確的交代。這一天，還需要我們等待多長的時間？

我在這段後記中，引用艾青的兩句詩表達當時的心情：

「為什麼眼中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而且我也確確實實流下了滾滾的熱淚。

本歷史紀實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完成初稿。

一九八九年完成二稿。

二稿完成之後，被長期束之高閣，其中既有社會環境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本人應當反省的問題。人在很多時候，其實很無奈，其實很可憐。但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關注和補充調查一直沒有停止，因為它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與我血肉相連了。上天用它莫測高深之手把我安排成了一個窺視全過程的目擊證人。同樣，不是我選擇地它，而是它選擇地我。

公元二零零七年八月，道縣大屠殺四十周年前夕，在眾多朋友的幫助、支持和關心之下，我終於補充、核對、完善了本歷史紀實，是為第三稿。

然而還有些話想說。

二稿完成後的這些年來，我思考的東西轉向民族性、民族魂和民族復興這些方面，不再囿於殺人事件的是非罪過、因果報應，只有這樣我才感到能夠從覆蓋我的血瘀中，鑽出來，喘一口氣。

有朋友笑話我「居江湖之遠而憂其君」。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大多是政治動物；北京市貧民窟里的老頭、老太太，就著大白菜喝著大碴子粥，談論的都是政治局開會研究的問題，我輩又何能免俗呢？

毋庸置疑，中華民族是有重大性格缺憾的民族，當然其他民族亦有自己的性格缺憾，但相對而言，我們民族的缺憾要更致命一些。對於這些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和醬缸文化培育出來的民族劣根性，已述頗多，如一盤散沙、奴性、愛說假話，窩裡斗，窩裡橫等等，竊以為歸根結蒂一句話，重利輕義，缺乏追求真理和實踐真理的勇氣。這使得我們的民族經常重複過去的錯誤，而且很難以糾正。我們反覆在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然而，我們的歷史反覆告訴我們，我們在歷史中什麼也沒學到。中國歷史，特別是現代史，充滿了假歷史，假事件，假典型，假榜樣，只有把這些東西通通送進歷史的垃圾箱，我們的民族還有真正的未來。

我們的民族魂多被解釋為一往無前、百折不回、堅忍不拔、多難興邦的偉大精神。這無疑是對的。問題是這種精神不能懸在半空中，它需要也必須有薪火相傳的載體，這種載體只能也必須是一大批「鐵肩擔道義」的人文知識分子，而這些人文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則是一批具有社會批判精神的深邃而偉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批御用的理論家。上個世界三十年代，魯迅先生逝世時，在送葬的隊伍里，有人打出了「民族魂」的祭幡，祭奠的既是魯迅先生的思想精神，同時也是他這個人。一個民族，無論歷史多麼悠久，無論人口多麼眾多，甚至無論經濟多麼發達，如果缺少偉大的思想家，都是比較渺小的。英國哲學家羅素說：「人畏懼思想甚於世上萬物——甚至死亡。思想具有顛覆性、革命性和破壞性，令人畏懼；思想對特權、陳規陋習毫不留情；……思想探視苦難之深淵，無所畏懼……思想是偉大的、敏捷的和自由的，它是世界的光芒，人類的首要榮譽。」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歷史也是人類的思想史。倘若人來從來不會思想，我們至今還會在茹毛飲血的狀態下，依靠殺戮和死亡的淘汰而掙扎于殘酷的進化之中。一個民族認為「知識越多越反動」，無疑是自取滅亡；然而如果著力于把讀書人都培養成鸚鵡學舌的應聲蟲，那就是在閹割自己的靈魂。

世有千年糧，人無百歲壽。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就像養豬一樣，飼料搭配不當，囚壞了胚子，思想能力遭到重大削弱，但，思想的精神不能放棄，不論怎麼說，都要把思想的火炬舉起來，交到下一代的手裡。我相信他們之中，一定會有偉大的思想家出現，因為時代在呼喚，家國在呼喚，民族在呼喚。

現在，我們的祖國正在向現代化猛進，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世所矚目。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曾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後來有一段時間，這個口號被作為一種笑話在談論。然而今天看來，這個口號好像並不是什麼毫無根據的空話。但民族復興的最終目標並非是純粹為了追求物質的富有，而是要讓每個社會成員都享有個人尊嚴和自身價值的實現。偉大的復興必須包括兩個層面的東西，一是精神文化，二是經濟社會。僅有經濟的發展，而無精神文化的復興，可以成為一個富有的民族，而無法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更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民族就像一個人，我們碰到一個富有的人，可以很羡慕他，不一定會很尊敬他；我們碰到一個有權的人，可以很羡慕他，不一定會很尊敬他；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一旦喪失了財富和權力，會墮落成什麼樣子。然而我們碰到一個一身正氣、品德高尚的人，可以不羡慕他，但絕對不會不尊敬他，甚至仰視他。一個獨腳巨人能夠承受起越來越龐大體重的壓力嗎？能夠承受起歷史巨浪的不斷衝擊嗎？企圖用犧牲資源和可持續發展為代價換來的經濟大發展，掩蓋制度的困境，最終只能緣木求魚。

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要重鑄偉大的民族魂。有了真正的民族魂才能保證經歷風雨，愈挫愈勇，多難興邦！

停下筆來，我不像當年二稿完成時那樣激憤和心旌動搖，反而感到平靜和如釋重負。當年「告狀油子」李念德在蚣壩橋上，與徐老師一席長談，頓悟到道縣大屠殺是一個整體的歷史事件，個人冤屈的伸張必須要靠整個歷史事件的平反。而我也早已在對道縣大屠殺的幾次補充採訪中悟到，道縣大屠殺其根深植於民族的劣根性中，若要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審判和全民族的痛切反思，須待整個民族的進步和歷史的頓悟。

留下這些文字，為的是後人不會受到歷史的欺騙。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比人類生活更具欺騙性，更變幻莫測。

窗外此時夜已漸深，寧靜、美好，燈火璀璨，賦詩一首以抒胸臆。

當所有的苦難和渴望

如流星雨飛逝

當無數的血與淚

凝固成赤地千里的戈壁

我的心中只剩下了愛

我愛嬰兒響亮的哭啼

和母親甘甜的乳汁

我愛同桌的女同學

和美麗的女教師

我愛朋友們一起的歡聚

和歡聚后微醺的醉意

我愛孩子天真的笑容

和老人們愛打的麻將

我愛清晨新鮮的空氣

和星漢燦爛的夜幕

我愛這塊叫做中國的土地

和這土地上所有的姐妹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