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日訊】在許多人心目中，八九民運，只是一個依稀的印象；回憶中確實發生過的事，都是聚焦在那一個清晨。

從歷史角度看，八九民運改變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又或者應該說，因為經濟改革構造成的矛盾，一直都存在，到了八九年，終於在環境的壓力下，令到中國的經濟改革，由釋放民間創造力，讓人民自己富起來，變成今天國企壟的局面。現在的中國經濟，是典型的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透過控制生產環節中的不同組成部份，從而控制資源的分配，達到某種經濟結果。

改革開放，本來可以有各種的可能性，今天我們見到的局面，絕對不是唯一的結局。最好的例子，就是深圳特區。深刻是一個經濟實驗，由寶安縣的一個甚麼都沒有的濕地，變成特區之後，由外商設廠，到人口大量移入，促生了各種服務業和第三產業，整個經濟演進過程，證明了由貧入富是可以在短短幾十年間做到，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的流動性。深圳最大特點，就是由於這個地方本來無一物，所以也沒有國企的既得利益，所以深圳經濟模式中，國企佔的比重低。事實也證明，深圳的競爭力高，人均收入亦冠絕全國。

我提出深圳的例子，是想說明今天國企壟斷的格局，有其一定歷史因素。當然，這種國企壟斷，也會對影響未來中國的。

但在剖析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問題之前，我想先清楚釐定一個概念，就是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定位，一直存在兩套截然不同的思維。

當今中國的一套，相信增長是規模的問題，是量的問題，有量變，才會帶來質變，所以每年都要追逐某個百分比的增長率。

另外一套，是古典自由派經濟學的根本，認為質變和量變的互為因果，而且真正的經濟增長，除了是規模擴張，更是結構亦會自然演進得越來越複雜。正正因為經濟發展關乎結構複雜性的問題，所以政府的規限和官僚的介入，不但窒礙市場結構的演進，也會令到法規變得越來越繁複，降低管治效能，衍生社會問題。

說中央不明白古典自由派的理論，不公道。只不過，官僚和既得利益，一來相信透過法規去強制，可以扭曲一些自然自發的力量，甚至將這些力量，轉化為政治目的服務。這套根深蒂固的思維，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

八十年代，概括中國政治，就是兩派意識形態的辯論，再加上既得利益的權力被挑戰。當時所謂的既得利益，也不是甚麼不道德的暴利。長久以來，中國裡有太多人，生活一切所需由國家單位提供，忽然間要面對茫茫前路，常人都會感到壓力。所以，改革開放亦有人會持保留意見。

不過，意識形態的辯論，通常都是越走越偏激。結果，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八七年負上了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而下台。八九民運的觸發點，就是要悼念當年在4月15日逝世的這位前總書記。

當然，其時中國也剛從嚴重通脹喘定過來，再加上各種改革帶來的不穩定，以及公權力與私利之間，沒有制度好好疏理，促成的貪污倒賣，各種因素加起來，就釀成當年春夏之交的一場政治風波。

八九民運之後，中共的經濟政策，由放轉控。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除了平抑物價，也是倡導資金的手段。事實反映，宏調的功效越來越低，反效果卻越來越明顯。至於國企改革，則著重要巨無霸轉型，但同時要它們服務政治，換來的，就是這些國企可以有壟斷的地位。然而，壟斷是透過公權達到，國企的各種利益卻為私利，這亦解釋了今天中國官場商場陋習的根源；再者，這些國企壟斷的利益，也反過來影響官僚和政治。這就是中國當前的政治經濟格局。

如果要我去選一句話，去紀念八九年，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我要旗幟鮮明地擁護資產階級自由化！」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