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7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複幽暗
道縣大坪鋪農場文革殺人事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由一塊毛主席語錄牌而引發的。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整個道縣農村已經殺得風生水起，這裏還沒有殺人。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曾經下放到大坪鋪農村的老知青于××告訴筆者：「我們大坪鋪墾殖場，屬地區農墾局管，六四年的是很，由農墾系統劃歸縣裡的，六六年改名叫大坪鋪棉花試驗站。我們當時下放到大坪鋪農村，號名是農業工人，拿工資的，跟農村裡的公社、大隊不是一個系統，他們那裡殺人管不到我們這裏。但是由於受到周圍公社殺人的影響，當時我農村也是一片喊殺之聲，但因為沒有一個具體的指示下來，所以一開始沒有行動，就像堆乾柴，要等到有一根火柴把它點燃……」
這根點燃乾柴的火柴終於出現了，這一天，有革命群眾在廁所里發現有人把一塊毛主席語錄牌丟在茅坑裡，這一下整個農場炸了鍋。把語錄牌丟棄到廁所里，在當時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他起碼犯有兩項大罪，一是現行反革命罪，而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罪，其任何一項都足以讓人掉腦袋。農場當權的造反派組織（「紅聯」）立即組織專人進行追查。追查的結果懷疑是歷史反革命分子謝志尚十一歲的兒子乾的。於是一個順利成章的推理就出現了。歷史反革命分子謝志尚出於他的反動本性指示他的小反革命兒子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語錄牌丟進廁所里，發泄他對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根據這個推理將謝志尚夫妻和他的小兒子關押起來嚴刑審訊。
謝志尚解放前曾在國民黨軍隊里當過中校軍醫，一九四九年被俘以後，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還是當軍醫，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戰爭中，作為志願軍的軍醫上了朝鮮戰場，一九五三年朝鮮停戰以後，複員退伍到湖南省衡陽市某醫院當醫生。一九五六年作為骨幹醫生到道縣人民醫院擔任主任藥劑師，支持落後地區的醫療衛生事業。一九六四年「社教」中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大坪鋪農場勞動改造。這樣，謝志尚全家四口（妻子，一兒，一女）到了大坪鋪，只有一個大女兒叫謝淑湘的，小時候得了小兒麻痹症，腳有點跛，已經出嫁，留在了縣城。謝志尚的二女兒叫謝淑珍，當年（一九六七年）十九歲，也是作為下放知青來到大坪鋪農場，人長得很漂亮，農場里有幾個老職工曾向她求婚，但這姑娘心高氣傲，都拒絕了，有些人因此懷恨在心，這也為她後來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隱患。
謝淑珍看到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急火攻心，跑到場部，找到當權的造反派理論，為弟弟辯護，結果自己也被抓了起來。
場里召開革命職工代表大會討論怎樣處理這一起反革命惡攻事件，會上有人提出，這樣的反革命家庭，這樣猖狂，如果不進行堅決地鎮壓，就是對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最後決定判處雙料反革命分子謝志尚全家死刑。
處死之前，幾個早就對謝淑珍垂涎三尺的農場老職工，不失時機地對她進行了輪姦。
之後，將謝志尚、謝妻、謝淑珍，以及他十一歲的兒子四人用索子捆在一起，繫上一包炸藥，塞進一口紅薯窖里，活活炸死。
這件事情激怒了全縣的下放知識青年，數百人組織起來，來到大坪鋪農場，強迫殺人兇手扒開泥土，把謝淑珍的屍骨裝進棺材里，並且披麻戴孝，抬著棺材遊行到縣城，要求追查事件真相，嚴懲殺人兇手。但僅此而已，之後便無下文。
謝志尚倖存下來的大女兒謝淑湘就是我們在採訪中，多次聽人講到的謝大姐。這個身患殘疾、命運多難的柔弱女子多年來，拖著一雙病殘的腿，上百次奔波在永州市、長沙市、北京市的有關政府部門，要為無辜遇害的父母弟妹討還公道。他就像一滴弱小的屋檐水不斷地在堅硬的石基上，固執地叩響同一個 。支持她的信念只有一條：這個世界上絕對不會沒了天理！你說的道理一千條一萬條，她都聽不懂，她總是不斷地問著同一個問題：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幾千年的老規矩，怎麼到了共產黨這裏就變了？她的丈夫，一個老實巴交的瓷廠工人，文化不高，能力也差，對妻子的行為雖然不完全理解，但能夠默默無言地全力支持。這個一貧如洗的家庭，因為謝大姐不斷地上訪和告狀更加生活困難。為補貼家用，沒有工作的謝大姐在道縣二中對面的長途汽車站擺了一個租書攤以為生計。這個租書攤意外地成了一些遺屬們進城辦事或者上訪告狀碰頭的一個地方，如果一定要說是聯絡點也可以。當然也因此成了道縣公安和信訪部門嚴密監控的地方。
在這個租書攤上，謝大姐認識了一名也在這個汽車站附近覓食的街頭少年。他就是筆者前面講過的富田公社東陽大隊的梁月明，文革「殺人風」中，梁月明一家五口殺了三口，父親梁先琅、母親周平珠、娘娘梁先蓮，剩下四十六歲的祖母和三歲不到的他，後來，祖母改嫁道江鎮航運公司工人蔣某，梁月明隨繼祖父改姓為蔣。蔣月明在道江鎮慢慢地長大，一個失去了父母關愛和管教的孩子，一個在類似貧民窟環境下成長的幼小生命，一顆聰明而又絕望的心靈，命運將會把他帶向何方？蔣月明成了一個在公安局留有案底的「強盜」，（注一）我不知道是什麼樣機緣或是什麼人把他勾上了這條人生之路，但我知道人一旦走上了這條路，就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孟曰性善，荀曰性惡，這些嚴肅的哲學命題面對複雜的生命現象真的無可奈何。人生的路，雖然自己有責任，但命運也有安排。
謝大姐對蔣月明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待他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她並非不了解蔣月明的惡習，但不論別人在背後怎麼說，她始終堅信不疑這個年輕人將來一定會規正的。如果說蔣月明這一輩子也曾感受過母愛的話，那就是謝大姐給他的愛，蔣月明曾對人說過：「這個世界對我最好的只有謝大姐。」相信不是假話。
一九八五年三月，道縣大屠殺受害者遺屬中有八十餘人秘密串連，準備集體進京，集合地點約在縣郊的水南村。就在準備動身的前一天，被道縣治安大隊一網打盡，包括謝大姐在內的十多個為首成員被逮捕法辦。謝大姐判了兩年的勞教，實際上關了八個月。放出來以後，有人告訴她，蔣月明是公安局安排的「耳機」，謝大姐堅決不信。
謝大姐和蔣月明在道縣遺屬中，除李念德之外，我最希望採訪的兩個人，但因著這個原因，我始終不敢靠近他們。對於謝大姐，我只是裝做一個毫不相干的行人，匆匆地走過她的租書攤，彷佛不經意地打量了她一眼。對於蔣月明，也是朋友遠遠地把他指給我看，我遠遠地看著這個堪稱英俊的年輕人，突然感到，心頭一陣酸疼。
二零零六年，我第三次去道縣進行補充採訪，聽朋友說，謝大姐已經病故。蔣月明也如謝大姐生前所盼那樣，完全走上了正路，據說他結過三次婚，或者是與三個女人同居過，有了一份小家業，開著一輛奇瑞牌的小轎車，過上了小康的日子。
第六十五章 道縣出了個李念德
道縣出了一個著名的「告狀油子」李念德，他是道縣遺屬上訪告狀的一個領頭人，一個桀驁不馴的麻煩製造者，筆者從與他有關的材料上看到：他曾經上書鄧小平痛陳道縣文革殺人的七六大慘案，曾經在國務院信訪辦的大門口貼出對聯哀嘆世道的不公，曾經在湖南省委的大門口攔住時任省委書記的毛致用的轎車告狀……總而言之一句話是一個不安分守己的傢伙。
他的名字我來道縣採訪之前就已經聽到過了，從一開始我就想採訪他，但猶猶豫豫，一直沒有付諸行動。因為幫助我進入道縣採訪的朋友曾告誡過我，你可以關注李念德家人被殺的案件，但千萬不要輕易去採訪他，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物，地方上對他的監控非常嚴，弄得不好，會惹出大麻煩的。但是隨著採訪的不斷深入，特別是採訪過很多同樣也是非常敏感的人物以後，我們的心又開始活絡起來，總覺得不採訪他，整個採訪中國就有一個極大的缺憾。我們開始在一些場合下有意無意地詢問他的下落，委婉地提出有沒有採訪他的可能。一位對我們的採訪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的處遺工作組負責同志明確提出了反對意見：「這個人現在就在縣裡，但是採訪他不合適。這個非常狡猾，很會鑽政策的空子，到處告狀，怎麼安都安不下來。這一次處遺工作中，為了把他安下來，我們費了很大的力氣，縣委縣政府領導，還有中央派來縣裡視察工作的周主任都出了面，親自做他的工作，好不容易才安下來。現在去採訪他，他這個人很可能會有一些不必要的想法，如果引起連鎖反應，再次引發遺屬集體上訴事件，我們負不起這個責來。」
於是我們打消了採訪李念德的念頭，人不能太不講道義了。我們已經給處遺工作組的一些同志惹了不少麻煩，將來恐怕還會有更大的麻煩，千萬不能再做對人不住的事。何況李念德一家十三口人被殺的調查材料，我們手上都有，不一定非見本人不可。
十多年後，我第三次赴道縣補充採訪時，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與李念德不期而遇。這時他已娶妻、生子，並且令人驚訝地從一個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自學成材成了一名律師。他留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堂堂一表，凜凜一軀，忠孝節義之人。只是五十多歲的人，竟然滿頭白髮不染一絲煙色，稍微讓人有點吃驚。李念德告訴我：「腦殼上的頭髮早在二十年前就白盡了。」交談之下，令我大吃一驚地是，這麼一個有名的「告狀油子」對於他的家人被害的具體情況竟然還沒有我一個外人了解得多！比方說李念德狀告劉代修、胡成位、何秀文等人確實是金獅庵村文革殺人事件的主要責任人，但筆者可以負責任地說，該大隊支書胡××比起他們來應付的責任一點都不會少，只不過胡支書為人生性沉穩，不喜歡拋頭露面罷了。細想一下，雖然出乎意料，卻在情理之中。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筆者曾採訪過不少的遺屬，在我的記憶中，能夠把親人被害的情況說得清楚的人非常之少。
李念德是在大屠殺剛剛開始時逃出道縣的，那一年他二十一歲。一九六七年八月某日，李念德有事到道江鎮，碰到初中時的一個同學周××，當時周××在道縣一中讀書，告訴他農村裡在殺四類分子了，要他提醒家裡人注意一點。回家以後，他把這消息告訴了父母，當時壽雁和本公社（楊家公社）雖然已經開始殺人了，但消息還沒有傳開，地富人家一般都不大可能知道。所以父、母將信將疑，但李念德本人屬於四類分子子女中不太老實的那一種，在公社是出了名的，心裏不免有些害怕，就跟父母提出來，想跑出去躲一躲風頭。父親不太同意，但母親同意，說：「讓他出去躲一躲也好，莫沒整到我們先整了他。」父親看到母親這樣說，覺得也有道理就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念德揣著父、母給他的四十塊錢，離開了金獅庵村，到了祥霖鋪。
剛到祥霖鋪，迎面就碰到了祥霖鋪公社武裝部長魏永好把他叫住了：「念德，你來圩上幹什麼？」把李念德嚇了一大跳，幸虧事先已經作了準備，還不至於太慌張，就說：「生產隊派我來圩上買豆種的。」魏永好說：「那好，我捉了兩個貓仔，等一下，你買了豆種幫我帶回去。」原來，魏永好就是金獅庵大隊的人，跟李念德一個村的，他捉了兩隻抓老鼠的小豬仔，想托李念德幫他捎回家去。李念德聽了這才舒了一口氣，連聲答道：「好，好」。等魏永好到公社去拿貓仔，看到一輛去江永的班車來了，連忙買了一張車票，跑到了江永縣桃川鎮。
當時桃川那裡有十幾人大隊辦的小磚瓦廠，燒磚燒瓦都是用柴火來燒，需要的柴火量很大，但上山砍柴時是一件蠻苦的差事，當地人一般都不大願意干，主要靠一些外地苦地方來的人在這裏搞副業，砍柴賣。李念德年青力壯，有的是勞力，又不怕吃苦，就這裏安下身來，在山上搭了一個茅草窩棚，靠給磚瓦廠砍柴為生。
李念德走了大約十天左右，金獅庵大隊開始殺人。（一九六七年）古歷七月十七（陽曆八月二十二日），正是「雙搶」大忙季節，李念德的父親李光偉、母親王滿珍和兩個妹妹從田裡收工回家，已經到了晚上八點左右，正在做晚飯時，大隊突然召開全大隊群眾緊急大會，大隊貧協主席劉代修、支部副書記胡成位等人帶著大隊的幾個民兵來到李家，叫李光偉全家參加會議，李家人飯也不敢做了，趕快熄了火，跟著到了會場。
會場設在村裡的大坪子上，就是土改時李家被分了的李家大屋的前面。一到會場，馬上就把李光偉用棕索捆了起來。再一看，李念德的兩個伯伯，四伯父李光佑（五十歲）歷史反革命分子，五伯父李光修（四十九歲）地主分子，一個堂兄李美德（二十九歲，李光修之子），都已經捆在這裏了。這二個人都是地主，實際上如果嚴格按照當時共產黨的政策說事，李光偉，特別是李美德只能算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弟」，可是在當時並不管那麼多，地富的帽子好像是世襲的一樣，反正凡是戴了地富帽子的人家，說未成年的就是子女，成年了就是分子。會場上另外捆著的還有三個人，本村的下中農艾學書（五十一歲）和他的兩個兒子艾長古（二十二歲），艾四古（十八歲），艾家父子的罪名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搞資本主義復辟的。艾學書這個人解放前殺過豬、開過雜貨鋪，嘴巴子特別多，逗人恨，特別是他在社教中提了大隊好幾個幹部的意見，得罪了不少人。
因為剛剛散工不久，幾個被捆的人都還沒來得及吃晚飯，有幾個連汗衫都沒穿，打的赤膊穿了一條短褲。
這七個人是根據（楊家）公社統一部署，經大隊開會研究決定的鎮壓對象。實際上大會開會時定的是八個人，還有一個名叫鄭會倫（二十八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因得了消息，中午時間跑脫了。
劉代修一貧協主席的身份主持會議，命令李光修等人跪下，胡成位代表金獅庵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了七個「階級敵人」的死刑。
應當說李光修等人，特別是艾學書父子對要殺自己思想準備還是不足的，願本以為是開會批鬥的，聽說是「死刑」，嚇得癱在地上。因為是「雙搶」大忙季節，耽誤不起太多功夫，劉代修等人命令大隊民兵將七個「犯人」拖出去立即執行。執行地點是開會研究時早已定好的，就在離村子不遠的山上，一個地名叫做龍泉山古的大天坑邊上。大隊民兵將七個人連拖帶拽押到了龍泉山古，用馬刀和鋤頭殺死，丟下天坑。
（一九六七年）古歷七月二十四日中午，劉代修在大隊會計何秀文家歇飯氣的時候，談論起這次大隊殺人的問題，革命不徹底，人是殺了，但浮財還不好分，還留下一群「小老虎」，將來恐怕要搞報復。劉代修就提出來是不是開一個支委會討論一下。何秀文說這個主意好。兩人就分頭通知其他幾個支委來何家開會，經支委研究決定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通得過的就殺，通不過的就不殺算了。」
接著就召開貧下中農會，劉代修等人在會上講：「我們大隊上次殺了一批地富，現在還剩下這麼多地富，殺不殺？」群眾一致喊殺。當即把支委會上研究的名單提了出來，群眾全部同意殺，決定當晚將李家剩下的幾個人一起斬草除根，初步定出了一個九人名單，
再說李家的幾個人，自從當家人被殺以後，一個個嚇得雞崽子一樣，不敢哭，不敢鬧，都曉得現在不是為親人傷心的時候，而且自己小心保命的時候，一個個就像殺的是別人家的人一樣，每天，一大早就去出工，很晚才收工，幹活比以前更加賣力。總之就是希望好好地表現，能把個命保下來。一連過了六、七天，見到隊上沒有什麼動靜，心裏稍微感到鬆了一點。但是女人家的直覺就是比男人家強，古歷二十四這一天，李念德的母親王滿珍很不安，感到有大禍要臨頭一樣，聽到晚上又要開群眾大會。就稍微提早一點回了家，把飯煮起，又殺了一隻雞，來不及燉，用青辣椒炒了，給兩個女兒吃，自己一口都吃不下去。李念德的兩個妹妹，夾起一塊雞肉放在嘴裏嚼了嚼，感到咽不下去，又吐了出來。大家的心裏都明白這可能就是吃的最後的晚餐。
這時開會的時間到了，母女三人放下飯碗，往大隊部的大廳屋裡去。這一次開會的地點改在了這裏。從前四類分子訓話一般也在這裏。決定要殺的九個對像：李念德的母親王滿珍（四十四歲），四伯母羅雲珍（四十九歲，江西人），四伯母的兒子李道德（十八歲），三叔李光仁（四十二歲），三叔的三個兒子李懷德（十九歲），李勝德（十七歲），李明德（十五歲），五伯父的兩個兒子李承德（二十二歲，殘疾人啞巴）、；李滿德（十四歲），到場一個，抓一個，捆一個。正在開會時，公社秘書蔣文經打過電話來，說已經接到上面的通知不允許再亂殺人了。（注二）接電話的是本村社員蔣昌進。他連忙趕到會場向劉代修等人報告了。這個電話讓劉代修等人感到很奇怪，前幾天蔣秘書還打過電話來催殺人，比進度，怎麼突然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不讓殺了？但是人都已經捆起了，「死刑」都宣布了，還能不殺？劉代修對蔣昌進說：「你去告訴公社，就說人已經殺了。」然和立即命令民兵趕快把被殺對象牽出去處決，並說：「殺錯了我負責。」
剛剛押著李光行等幾個走到金獅庵供銷社門前的公路上，大隊小學民辦教師魏禮躍從後面跑步上來四了，一邊追一邊喊：「劉主席，胡支書，等一下，公社來指示了。」原來蔣文經又一次打來電話，命令立即停止殺人，這一次口氣比較嚴厲，說是誰殺誰負責。因為蔣昌進按照劉代修等人的指示打電話向公社彙報人已殺了的時候，說話吞吞吐吐，蔣文經何等精明之人，一聽就知道有假，追問：「人到底殺了沒有？你要講實話。」聽得公社領導追問，蔣昌進又改口講，已經牽出去了。蔣文經考慮了一下，又追過一個電話來，制止殺人。這一次電話是魏老師接聽的。魏老師本來也覺得這樣殺人有些不應該，就跑步追上來，向劉代修等人傳達公社領導的指示。劉代修說：「魏老師，這是你就別管了，不殺了他們下面的事情不好辦……我負責就負責，坐牢我去！」隨即指揮民兵加快行動，把九個被殺對象押到黃旗子河邊，用繩索勒死，在河邊的沙地上，挖了一個坑，用沙子草草掩埋了。當天晚上，半晚時候下了一場暴雨，蚣壩河發大水，將屍體全部卷進河裡，沖走了。
殺人之後，金獅庵大隊成立了以大隊會計何秀文牽頭的浮財清理小組，將被殺人家的房屋、財產查抄一空。當晚，在大隊部大廳屋擺了六桌酒席，慶祝勝利。
下面，講一下逃跑出去的鄭會倫的下落。
鄭會倫，男，一九三九年出生，四馬橋楊家公社金獅庵大隊人，家庭出身中農，一九六五年「社教」中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從衡陽清退回鄉，清退前系三中教師。剛開始我還有點鬱悶，一個中學老師什麼帽子不好戴，憑什麼扣一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呢？這頂帽子雖然不是什麼好帽子，但也不是什麼人都適合戴的。後來才鬧明白，根子還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中，那一個鄭會倫十八歲，在道縣一中讀高中。筆者前面已經說過，道縣自來有重視教育的傳統，家裡出了一個會讀書的乃崽，不但父母揚眉吐氣，就連村裡的人都感到臉上有光。鄭會倫就是這樣一個人，書讀得好，人品好，長相還好。據道縣一種教過他的老師說：「這個孩子不但品學兼優，而且多才多藝。還是學生會的幹部。我們幾個老師對他印象都很好。他好像還是他的那個村子，解放以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
反右鬥爭是以請人民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的形式開始的， 當時縣裡辦了四十三個點，道縣一中就是其中之一，不但發動老師給黨提意見，也動員高中部的學生參加到運動中來。這些涉世不深、意氣風發的青年學生，大多是農家子弟，對現實生活中農村的問題、農民的疾苦有切膚之痛，肯定有很多看法和想法要提，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論他們提了什麼意見，都是希望「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能夠更偉大、更光榮、更正確。但是自十二月進入反對「右派」鬥爭以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認為是對黨的領導的惡毒攻擊。進高三一個年級就揪出了二十八個「右派學生」，鄭會倫就是其中一個。幸虧當時中央文件上明確規定在中學生中不抓右派分子，所以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沒有扣實在頭上。改叫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通過批評教育，和本人的深刻認識和沉痛檢查，總算勉強過了關。考大學的時候，居然還讓他進了大學校門。當然其間或有學校和老師婉轉護翼，亦為可知。大學畢業后，分配到衡陽市第三中學當老師。但是案底還是在檔案里留下來。要說定時炸彈這就是一枚真正的定時炸彈。遲早要爆的。一九六五年「社教」中，定時炸彈引爆了，鄭會倫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清洗回了道縣老家。據筆者掌握的材料，道縣文革「殺人風」中，這類人一般都是公社點名優先要殺的對象，鄭會倫當然能在劫難逃。
按照慣例，殺人的決定首先只有大隊的幹部和黨員知道，然後在貫徹到社員群眾中去，各大隊基本如此，金獅庵野不例外。大隊婦女主任陳某某，既是大隊幹部，又是黨員，自然是最早得到消息的人，她聽到要殺鄭會倫，感到於心不忍，想來想去，叫過自己的堂弟，對他說：「今天晚上要殺六崽（鄭會倫的小名）了，你去給個信，叫他快跑。」堂弟在中午收工的時候，找到一個機會，把消息告訴了鄭會倫。鄭會倫聽到消息以後，大驚失色，出工穿的半截褲子都來不及換，披上一件上衣，拿了一百多塊錢，三十六個糧票，慌慌張張地從村後面的山上逃了出去，翻山越嶺，到了江華。但江華這邊風聲也緊，雖然還沒有開始殺人，但群眾的革命警惕性很高。像鄭會倫這樣的人，從小從家門到學校門，又從學校門到工作單位門（也是個學校門），在這種環境下，生存能力比起其他人來顯然要差了很多。再加上他那個樣子，一看就和當地人格格不入，因此在江華的瑤山上根本沒法安身下來。其實他應當繼續往南跑，跑到江華縣，然後從那裡坐車到衡陽市，這樣或許還有一條生路。當然這都是事後諸葛亮，當時那個人坐在瑤山上肯定是黃昏的，曉不得山下是個什麼情況，只曉得共產黨一個雷公天下響，道縣殺人了，難道江華縣就不殺人？七一轉八一轉，在山上轉了兩天，又轉回來了，轉到了蚣壩公社的赤崗營村。鄭會倫有個姐姐嫁到這裏，姐夫家是貧農，姐夫本人是大隊民兵營長還兼著治保主任。鄭會倫可能覺得這裏比較保險，現在這找到姐姐打聽一下情況，歇下腳，然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辦。可是沒想到姐姐躲著不見面，姐夫不讓他進屋。鄭會倫一連幾天沒有睡覺，實在太累了，就在姐夫的屋檐腳下睡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姐夫催他快走。實際上這個時候，他就不該到這裏來的，特別是在蚣壩這個地方，來了以後再想走脫就不那麼容易了，到處都有民辦攔關設卡，鄭會倫這個樣子打眼得很，根本無需盤問，看一眼就曉得是什麼人。結果被蚣壩的民兵給抓住了，把人送到了（蚣壩）公社。打電話到金獅庵大隊要大隊派民兵來領人。支部副技術胡成位帶著幾個民兵從蚣壩把人領回來，從小路回村子，從蚣壩公社的活動口插進來，那裡有一口廢瓦窯，幾個商量了一下，決定在這裏把鄭會倫搞掉算了。走到窯口前的是很，從後面一刀將鄭殺翻在地，推下瓦窯。因為害怕沒有殺死，幾個人又搬過一塊百十斤重的大石頭，丟下去砸。據當事人說：「正好砸在鄭會倫的肚子上，肚子砸爆了，腸子、肚子（胃）都飈出來了。」
金獅庵大隊在文革殺人事件中共殺十九人，其中自殺二人，滅門兩戶：李年德的伯父李光佑和叔叔李光仁的家。被殺十七人中李念德一家佔了十三口，除李念德殺人之前已經外逃，只留下三個女仔：兩個妹妹（注三），一個堂妹（李光修之女）。其他的男人已經都殺光了，對於唯一剩下來的李念德來說，真正的磨難才剛剛開始。
那麼，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庭？為什麼如此遭人忌恨？為什麼要遭受如此毀滅性的打擊呢？
註釋
【注一】 道縣人把小偷稱為強盜，把強盜稱為土匪。
【注二】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七軍六九五零部隊奉命進駐道縣，制止武鬥，制止殺人。當天六九五零部隊召開電話會議，向各區、社傳達了禁止亂殺人的命令。
【注三】 大約在殺人後的兩個多月，李念德的兩個妹妹李新玉（十六歲），李子玉（十三歲），做了一件泣鬼神的大事，當時「殺人風」剛剛過去，兩個自身前途未卜的小姑娘想到了一件事，父親、母親含辛茹苦養大自己不容易，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屍骨暴天，現在家裡沒有其他人了，只有自己來幫他們收屍，也算是最後一次盡孝，曉不得以後還有命沒有命盡孝了。被殺在黃旗子的母親，屍體被大水捲走了，也算是水葬了。死在龍泉山古的父親，屍骨至今無人收。這兩個有血性的小姑娘商量了一下，決定下天坑，為父親收屍。那個地方，李新玉從前打柴時下去過。這兩姐妹的膽子也太大了，她們家裡的兩口樟木箱子騰出來，用繩子捆著，悄悄地擺到了龍泉山古的大天坑。下到天坑下面，被殺的幾個人早已化成了白骨，但褲子還沒有完全爛掉。他們從白骨的褲子上認出了爸爸的骨頭，眼淚水不由自主地掉下來。她們把父親的屍骨收好，放進箱子。背上了天坑，準備抬回去埋在祖墳里。裝滿了屍骨的箱子重量一下增加很多，兩個小姑娘太小了一點，體力明顯不行，抬到一座茶山邊上的時候，實在抬不動了，又怕時間搞得太久了，被人發現了，不得了。只好在茶山上的一棵大茶樹下面挖了一個坑，把屍骨埋了進去，也算是讓父親入土為安了。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