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3日訊】如果極權主義的悲劇不會被忘卻，極權主義的喜劇也同樣不會被忘卻，因為它們是無法分開的。— 諾曼•馬內阿
【導言】1789年，法國民眾走上街頭，將他們的國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專制皇權就這樣結束了，《人權宣言》確立人權、法治、公民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等現代政治原則。人類歷史上的所謂「現代」就這樣拉開序幕。在法國大革命200年之後，一場民主浪潮再次席捲世界……在羅馬尼亞，民眾將一個不戴皇冠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送上斷頭台。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的7天之內。這7天，或許就是從古代到現代、從獨裁到民主的距離。從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從墨索里尼到齊奧塞斯庫，從薩達姆到卡扎菲，一個又一個暴君走上斷頭台。每消滅一個獨裁者，就有一個民族站立起來，走進現代，這就是人類文明史。中國亞聖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作為一個反抗法西斯極權的革命者，齊奧塞斯庫曾經說過：「任何專制的暴力一旦與人民的正義之師交戰，他們必將粉身碎骨。」很多年後，他的這句話果然一語成讖。
一、動物莊園
歷史是弔詭的，人們反對權力，常常是因為自己沒有權力。在現代歷史中，許多反法西斯者是共產主義者；但在很多情況下，某個極權制度的反對者，有意無意地成為另一個極權制度的支持者，甚至會成為另一個極權制度的製造者。齊奧塞斯庫就是這樣的。
1918年，齊奧塞斯庫出生在羅馬尼亞一個農民家庭，在10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因為家庭貧困，他上小學時連課本都買不起，10歲起就不得不進入工廠做工。當時正值1930年席捲世界的經濟大蕭條，許多工廠倒閉，大批工人失業，15歲的齊奧塞斯庫便加入當時非法的羅馬尼亞共產黨。因為組織罷工，他曾經屢次被捕。對齊奧塞斯庫來說，身陷囹圄不僅沒有什麼傷害，反而使他的影響日隆，成為一個知名的「危險共產主義的鼓動者」和「共產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宣傳活動傳播者」。最後一次被捕後，他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這場牢獄之災使他得以結識羅馬尼亞共產黨領袖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他們共同反抗羅馬尼亞的安東尼斯庫法西斯主義政權。這次「鐵窗友誼」成為他日後獲得政治權力的一個重要轉折。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間，羅馬尼亞的安東尼斯庫政權加入德、意、日法西斯同盟。 1944年，蘇聯一方面支持羅馬尼亞共產黨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發動起義， 另一方面蘇聯紅軍攻入羅馬尼亞，內外夾擊下，安東內斯庫政權被推翻，羅馬尼亞轉而加入了反法西斯的蘇聯陣營。 1945年3月6日，共產黨聯合其他政黨成立聯合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羅馬尼亞被劃入蘇聯勢力範圍，齊奧塞斯庫的職務是羅馬尼亞共青團書記。 1947年，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領導的羅馬尼亞工人黨奪取政權，宣告正式成立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齊奧塞斯庫成為重要的武裝部隊副部長。數年之後，齊奧塞斯庫已經上升為黨內第二把手，僅次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
1965年，「老大哥」喬治烏-德治去世。齊奧塞斯庫順理成章成為羅馬尼亞最高領導人。在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一書記之後，齊奧塞斯庫將工人黨改名為共產黨，將國名改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他繼續擔任羅共中央總書記。 1974年，在齊奧塞斯庫的策劃下，羅馬尼亞實行總統制，齊奧塞斯庫成為總統，且擁有了直接頒布法律、任免政府成員的大權。此後齊奧塞斯庫一人兼任了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共和國總統、國防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愛國衛隊總司令、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等黨政軍最高職務，成為羅馬尼亞一切的主宰，甚至連農民在一平方米土地上種幾棵玉米也必須要由他來決定。
齊奧塞斯庫一方面批判個人崇拜，另一方面卻在羅馬尼亞大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黨在國之上，而他則在黨之上。各種官媒經常說「齊奧塞斯庫身上集中了共產黨人最高尚的品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種個人迷信對中國人來說並不新鮮。 20多年來，齊奧塞斯庫走到哪裡，都要組織一場人數眾多的盛大歡迎儀式， 歡迎的人群必須提前到場，哪怕風吹雨淋烈日暴晒。齊奧塞斯庫一來，一起高呼「萬歲」。不僅如此，每逢重要的大會，為了保證理想的效果，「群眾演員」之外， 官方還必須組織一批「專業演員」，由思想過硬的警衛部隊組成「政治啦啦隊」，整齊的坐在前幾排。齊奧塞斯庫講話開始，每隔三分鐘，這些專業演員就會站起來鼓掌叫好。後面的群眾演員也跟著這些專業演員一起「熱烈鼓掌」。齊奧塞斯庫每次講話，都會獲得提前設定好次數和時間的鼓掌和站立，非常精確。就這樣，一場激動人心萬眾擁護緊密團結的共產黨大會就順利製造出來了。
齊奧塞斯庫居住在巴洛克式的豪華宮殿中，過著豪奢的生活。權力在手，乾坤獨斷，任人唯親。齊奧塞斯庫自己是黨的總書記，夫人是政治局常委和二把手， 所有重要部門都被他的子女親友把持，齊奧塞斯庫將國家變成了黨天下，最後完全變為家天下和夫妻政治。他的妻子埃列娜於1973年被選為中央執委會委員(即政治局委員)，掌管全黨的干部大權。
1980年起，又兼任全國科學和教育委員會主席。她還儼然以「國母」自居，生日也要全國慶祝;人們在各種大會上的發言，在呼完「敬愛的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同志」之後，必呼「尊敬的埃列娜同志」。在政府裡，名義上她是副總理，但實際上她是「超級總理」。羅馬尼亞各級官員都習慣地稱齊奧塞斯庫為「一號」， 其辦公室為「一號辦」，埃列娜為「二號」，「二號辦」。
齊奧塞斯庫有5個兄弟，3個姐妹，全部跟著「老三」齊奧塞斯庫雞犬升天。老大尼庫利娜是家庭婦女，老二馬林常年擔任羅駐奧地利商務參贊，老四瑪麗亞(女)曾在布加勒斯特電磁廠當車間主任，老五弗洛雷亞為前《火花報》記者，老六安德魯察中將曾任內務部警官學校校長，老七伊利耶中將曾是羅馬尼亞軍事科學院歷史系教授、國防部副部長兼羅軍最高政治委員會書記，老八埃列娜(女)長期在家鄉當教師、學監，老九揚曾任農業部長。齊奧塞斯庫的小兒子尼庫是羅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即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據英國《經濟學家》雜誌統計，齊奧塞斯庫家族成員在黨政軍界擔任要職的不下30人。羅馬尼亞完全淪為齊奧塞斯庫的家族產業。所謂羅共中央大會，其實就是齊奧塞斯庫的家族會議。羅馬尼亞人將其嘲諷為「社會主義大家庭」。
齊奧塞斯庫有一愛犬名曰「考布」，羅馬尼亞眾高官皆尊稱其為「考布同志」。齊奧塞斯庫認為這種稱呼過於平淡，便正式給愛犬授予軍銜，「考布同志」搖身一變成了「考布上校」，由此開創了「狗官」的歷史。與很多羅共高乾一樣，「考布上校」的一切生活用度都享受特供，不僅配有豪華別墅和專車，還有秘密警察充當保鏢，更少不了保健醫生日夜照料。據「考布上校」的女助手回憶：「秘密警察告訴我們永遠不要餵狗。有專門醫生檢查狗食(一種從英國進口的肉)。只有醫生嚐過後，肉才能餵狗。」在相當一段時期，羅馬尼亞駐英國大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星期去一趟聖伯利公司，為考布採購精美的「上校食品」，然後空運回國。而與此同時，無數羅馬尼亞民眾正在寒風中排著長隊購買可憐的那麼一點限供麵包。這些垃圾食品對偉大的「考布上校」來說，根本都不屑一顧。 「考布上校」陪同齊奧塞斯庫總統視察布蘭科溫斯克醫院時，遭到幾隻野貓襲擊，後果是這家醫院馬上被夷為平地。
「考布上校」不僅有助手保鏢醫生，它還有自己的寵物——一隻會說話的鸚鵡。有一段時間，這種鸚鵡每天都說「愚蠢的尼庫」。齊奧塞斯庫的小兒子尼庫已經被指定為未來的接班人，因此這只鸚鵡很快便被秘密警察抓去。結果也審問不出是誰教的這句話，只好把這只鸚鵡殺死了事。
二、一九八四
齊奧塞斯庫時代的羅馬尼亞從不同國家、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意識形態的暴政統治中汲取經驗，建立了一個拜占庭式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國家。齊奧塞斯庫操縱著公眾輿論，完全是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綜合體。 1980年發表在《星期》上的社論《理想》中寫道：
我們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釋我們做的事，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是大多數，我們是我們自己國家的主人，這個國家數百萬忠實的兒子已經做出了歷史性的選擇——羅馬尼亞特色的共產主義。
齊奧塞斯庫以鐵腕治國，對內獨裁高壓，對外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中，齊氏奉行的實用主義模糊策略，為自己的獨裁統治在包括西方的世界範圍內獲得了令人吃驚的友好與支持。從戴高樂毛澤東到福特尼克松，從英國和瑞典的王室到美國和聯邦德國的議會，齊奧塞斯庫都成為廣受歡迎、炙手可熱的座上賓。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授予其榮譽爵士勳位;美國總統尼克松甚至稱頌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領袖之一」。與東歐那些社會主義國家不同，齊奧塞斯庫與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始終敬而遠之，保持著警惕的距離，甚至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他對蘇聯出兵鎮壓捷克民眾表示強烈譴責。
1971年，齊奧塞斯庫出訪了中國和朝鮮。這次「取經」讓這個獨裁者被東方式權力美學深深折服，一片紅色海洋的文革狂熱與同樣瘋狂的金氏帝國成為齊氏心目中的理想國。回國之後，齊奧塞斯庫就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極權化運動。所有反對派和異見分子都被關進精神病院，接受「政治偏執狂」或者「老年癡呆症」的治療，直到最後成為一個模範精神病人，一個個專心致志地為自己製作棺材……
在齊奧塞斯庫時代，羅馬尼亞出台了許多匪夷所思的暴政，最典型的莫如禁止墮胎制度和打字機登記制度。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歐洲社會主義國家像羅馬尼亞這樣，受到如此徹底的監管和殘酷的壓迫。在一個被獨裁者和警察奴役的羅馬尼亞，所有民眾其實都不過是悶頭苦幹、愚蠢順從的奴隸。
或許是因為出生在孩子眾多的大家庭，齊奧塞斯庫對羅馬尼亞作為小國頗為不滿。為了提高人口數量，增強國力，他廢除了關於個人可以自由流產的法律，禁止一切墮胎和節育。這與中國的計劃生育正常恰恰相反。後者鼓勵人們避孕和流產，前者則將一切避孕和流產都視為犯罪，這無疑是國家權力對公民身體的佔有。墮胎不僅意味著某種錯誤的、罪惡的道德行為，也是對國家製度的背叛和對抗。齊奧塞斯庫認為，胎兒是國家財富，拒絕生育孩子就是背叛國家。因此，不僅禁止離婚，而且還規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4個孩子。同時還規定，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納懲罰性稅金，而違法墮胎者將受到刑罰和囚禁。為了保證婦女的及時妊娠，羅馬尼亞婦女的月經週期都屬於國家機密，每個人要隨時接受官方的嚴格檢查與盤問。
斯大林曾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沒有情感的，它只會執行命令，國家機器上的齒輪只會根據指令轉動，國家最需要的是沒有自己頭腦、只會執行命令的工具。在一個機械化的官僚體制下，所有的機關、工廠、農村和學校等單位，都密佈各種嚴厲的執法者，作為「國家財富」製造者，所有婦女都遭到嚴密監控和嚴格檢查，避孕工具就是最可怕的反叛國家的罪證。那些避孕的婦女和默許墮胎的醫生一旦敗露，等待他們的就是一場牢獄之災。這些闖入民眾臥室的執法者被人們鄙夷地稱作「月經警察」。因為傳統的宗教習俗禁忌，很多意外懷孕的少女害怕成為「未婚媽媽」，不是選擇不安全的墮胎方式，就是選擇自殺。在這種恐怖變態的政治高壓下，許多絕望的婦女鋌而走險，試圖偷渡多瑙河，到鄰國匈牙利尋求庇護。在邊境線上被視為叛國者而遭到羅馬尼亞軍人槍殺的孕婦不在少數。
在齊奧塞斯庫和他的「月經警察」的共同努力下，羅馬尼亞女人果然生出了超過一倍的新生兒。與此同時，非法的地下流產與墮胎屢禁不止，孕婦死亡率也達到一個很高的數字。正如中國的毛擔心大躍進豐收的糧食無處存放，齊奧塞斯庫面對迅猛的嬰兒潮也措手不及，因為婦產醫院的設備、婦產專家、產科醫師、兒科醫師以及婦幼保健工作者嚴重缺乏。僅僅一年中，羅馬尼亞的嬰兒死亡率就增長了145.6%。這場悲劇令全世界為之嘩然，羅馬尼亞被人們譴責為「現代社會的濫殺無辜」。齊奧塞斯庫隨即命令，只有滿月的嬰兒才可計入統計數字，然後再核發出生證。如此一來，大量初生即夭折或殘疾的嬰兒就「不存在」了，嬰兒死亡率迅速「下降」，逐漸恢復正常。
這項反人性的繁殖國策製造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人道災難，羅馬尼亞婦女不僅承受著奇恥大辱，而且被迫淪為國家的生殖機器。另一方面，孤兒院和收容所里大量被遺棄的孩子「從來沒有合法存在過」，這些身體和精神上承受雙重傷害的孤兒成為羅馬尼亞社會一個永遠的傷痛。更為匪夷所思的是，齊奧塞斯庫為了增強新生兒的體質而進行輸血，由此導致艾滋病通過血液大量蔓延，這些「艾滋孤兒」成為齊奧塞斯庫時代最黑暗的記憶。
直到1989年，這項罪惡的人口政策才伴隨著社會主義政體，和齊奧塞斯庫一起在羅馬尼亞結束。在此期間，大約有50萬的羅馬尼亞女性因為秘密墮胎的安全性而屈辱地死去。很多年後，羅馬尼亞導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用這個題材拍成一部極其壓抑的影片《四月三週兩天》，在2007年嘎納電影節上一舉獲得金棕櫚獎。
與人口倍增計劃類似，齊奧塞斯庫對打字機的控制同樣極度變態。在極權體制下，文字也是一種對抗權力和保護人性的武器。任何獨裁者都不會輕視文字可怕的力量。如果他掌控文字，他就可以用謊言征服人民;如果民眾掌握文字，不僅會危及謊言的存在，甚至會消解權力和暴力的作用。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電腦尚未普及，互聯網也還沒有誕生。當時，羅馬尼亞所有的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出版社、印刷廠，統統都是由政府壟斷和控制的;作家也都被圈養在政府管理的「作協」，書籍出版需要經過層層把關和反複審查。在這種密不透風的思想禁錮下，只有個人寫作還沒有被完全管制。 1874 年，美國雷明頓公司製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機，打字機和電話將人類社會的溝通帶入機器時代;以至於離開打字機，人們已經無法寫字。一個世紀之後的歐美國家中，打字機已經完全代替筆，成為使用拼音文字的歐洲人的主要寫作方式。因此，齊氏政府認為只要控制了打字機，也就等於控制了所有的文字和寫作，也就禁止了言論自由。
羅馬尼亞女作家赫塔米勒說：「我總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給人民以『詞』的意義，我也意識到語言本身不能作為抵抗的工具。語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純潔。 」作為那個極端社會裡的極端因子，被體制編了號的羅馬尼亞作家群體徹底成為整個社會所面臨絕境的一種象徵。齊奧塞斯庫制定了極其嚴厲的書報審查制度，並設立了一個中央審查機構，羅馬尼亞作家不得不「在作品中使用詐術、典故、暗碼或粗糙的藝術形象，痛苦而隱晦地和讀者進行溝通，同時又希望能躲開審查者」。赫塔米勒被稱為「獨裁統治日常生活的女編年史作者」，她長期受到安全部門的監控。其處女作《低地》在出版審查時遭到嚴重刪改，甚至連「箱子」一詞也要刪去，免使讀者聯想到「流亡」。殘酷的現實逼迫很多作家不得不走上流亡道路。赫塔米勒後來流亡西德，在《我怕故我寫》中，她這樣寫道：
這裡不是我的家
哪裡有齊奧塞斯庫
哪裡就是異鄉
1980年，齊奧塞斯庫正式頒布了《大羅馬尼亞打字機法》。根據該法，每一個羅馬尼亞的公民、企業、機關、學校等單位，凡擁有打字機必須要得到警方的許可，領取使用執照;要成為打字員也必須照此辦理，並且要將所打字的樣品同時上報。如果打字機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機都需要更新執照。任何繼承打字機的羅馬尼亞人，都必須將相關證照上交政府當局，然後再申請取得使用它的資格;如果不把打字機的鍵盤上交警方，或者私自處理哪怕已經損壞的打字機，都將遭受嚴厲處罰。
文字作為思想的載體，控制了文字也就等於控制了思想。對任何統治者來說，一個思想被控制的人才是一個完美的奴隸。在一個徹底消滅自由的國家，權力就獲得最大的自由。
有人說，生活的道路就像一把鋒利的刀：一邊是地獄，另一邊也是地獄，生活的道路從它們中間穿過。羅馬尼亞人對這句話應當是深有體會。思想和身體的雙重禁錮使每一個羅馬尼亞人都是失去了「自我」;沒有「我」，也就沒有什麼尊嚴和良心可言。 「藝術家用謊言道出真相，政客用謊言掩蓋真相。」極權主義的本質是一個暴力與謊言的遊戲，所有人都被捲入共同的陰謀中，每個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罪惡的同謀。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欺騙已經成為蔓延整個羅馬尼亞的瘟疫。人們雖然通過它得以生存，但罪惡感無處不在。對很多人來說，被奴役的生活意味著抵抗、團結及由此而來的折磨和希望。
（未完待續）
原標題：齊奧塞斯庫這句話果然一語成讖
文章來源：《觀典》雜誌2013年第1卷第2期，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