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8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五十六章 你熱愛黨，黨會殺你？
與何聘之老師情況類似的還有道縣二中的李景熙老師。
李景熙，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教員，一九二零年出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遇害，享年四十七歲。
李景熙老師一九四八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后回到家鄉獻身教育事業，一九四九年在道縣二中開始教書生涯，一九五三年調道縣一中任教，一九五八年調回道縣二中，擔任高三數學把關老師。同事對他的評價是：「工作特別敬業，做人極其低調，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家長信賴的好老師。」
李景熙一九六五年「社教」運動中被定為「漏網地主」，一九六六年九月文革開始以後，被正式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遣送原籍道縣祥霖鋪區新車公社桐溪尾大隊勞動改造。關於這一點，筆者開始有些疑惑，為什麼「社教」定了案不馬上處理，要拖到文革開始以後才處理呢？處遺工作組的同志解釋道：「這叫『社教定案，文革處理』。這個現象在道縣很普遍，因為道縣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九六五年八月全面展開的，當時零陵地委從各縣抽調了近五千名幹部，在道縣成立了社教總團，下設十個農村分團和一個城關分團。是作為重點樣板來搞的。準備在這裏取得經驗，在全地區全面鋪開。整個運動分兩批按五個步驟進行：第一步，發動群眾，組織階級隊伍；第二步，幫助領導自覺革命，教育幹部放下包袱；第三步，組織職工『洗手洗澡』；第四步，清政治、查階級，開展對敵鬥爭；第五步，進行全面建設。由於文化大革命來得比較突然，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社教工作剛剛進行到第四步，到一九六六年年八月社教工作宣布結束，第五步尚未真正開始，因此大量社教中定了的案子，只能留到在文革初期進行處理。」
「我還有一點不太明白的地方，土改的時候，李景熙大概有三十歲了，從年紀上看，劃地主分子沒有什麼問題，但他從小在外面讀書，後來教書，沒有參加家庭的剝削活動，沒有吃剝削飯，為什麼還是定了個漏網地主呢？」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當年的事情，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農村的事情，不能用城裡的眼光去看。李景熙老師這個情況在當時定個漏網地主，理由多得很，隨便抓一兩條就夠了。我跟你開個玩笑，你說李老師沒有參加剝削活動，我問你，他讀書的錢是從哪裡來的？還不是家裡剝削來的錢，還不是吃的剝削飯？哈哈，這些事情講不清的，深究不得，深究不得啊。反正現在全部都平反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李景熙戴著漏網地主的帽子帶著妻子回到了闊別多年的老家桐溪尾大隊。
桐溪尾位於道縣、江永交界處，夾在都龐嶺和銅山嶺之間，從江永縣涼傘界發源的永明河（淹水）從這裏入境。清澈見底的永明河，兩岸雜樹叢生，風光絕美。這條河，解放前，春夏之季可通航四噸重的木船，秋冬枯水季節也可通航一到二噸重的木船，順流而下，可到道江鎮，溯流而上，可抵永明（江永）縣城，是一條重要的水上通道。解放后，大興水利，沿河修築了好幾條滾水壩，已經基本上無法通航。好在從道縣到江永修了一條公路，永明河能否通航已然無傷大雅，反而因為滾水壩的修築而憑添了一道風景。
滾水壩是湘南農村沿河村寨群眾修築的一種水利工程，因為這些河流一般都比較淺，當地農民選擇河床中比較平坦的地方，夯入兩排松樹木樁，將從兩邊山上采來的數百乃至上千斤重的大石塊，用泥橇沿山坡拖下來，壘在松木樁中，築成一道高約四、五尺的攔河堤壩，提高水頭。水枯季節，水攔在壩內，雨水充沛時，河水可以從壩頂上滾過去，不致泛濫成災，當地農民很形象地將之稱為滾水壩。滾水壩，滾水壩，就是水可以從上面滾過去的水壩。
滾水壩兩端靠河岸處一般都留有過水的缺口，缺口處安著一種古老的提水設備——筒車。筒車狀如一個巨大的車輪，木製，直徑五、六米，乃至十多米不等，輪沿有薄木板做成的葉輪片，並按一定的傾角安裝若干粗大的楠竹筒，這種楠竹筒就是所謂取水器。水從缺口中流下，衝擊葉輪片，帶動筒車轉動，楠竹筒隨著車輪轉動，將河水一筒一筒提起，隨車輪轉動過頂部，由於竹筒的傾斜度，水從筒中流出，注入岸邊水平放置的木槽，從而完成一個取水、倒水的過程，如此周而復始，河水源源不斷地被提起，灌溉兩岸的農田。有史料記載，早在南宋時期這種古老的自動提水工具已在當地農村出現，迄今應有千年歷史。筆者在明人宋應星《天工開物》中，曾讀到關於它的描述，第一次見到實物則是在去桐溪尾的路上，記得第一眼看到它，心臟就猛然收緊了，被蘊藏其間的偉大智慧和歲月積淀強烈地震撼，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匆匆趕路的腳步，好讓心沉下來慢慢體味。當時已經開始進入枯水季節，壩頂上失去了往日嘩嘩滾水的壯觀，只有少量河水緩緩漫過，沿築壩石塊的縫隙流出，泛起一片小小的水花。壩體上游的水面更是平平靜靜、波瀾不驚。眼看著滾水壩兩岸矗立的兩個筒車緩慢之極地轉動著，發出一陣陣沉重的咿咿咔咔的聲響，把一竹筒一竹筒少得可憐的水艱難地提到上面的木槽里，真的擔心它馬上就要精疲力竭地轉不動了，甚至會因不堪重負而散架。但是，很快你就會發現這種杞人憂天式的擔心有些多餘，它轉得再慢也絕對不會停止轉動，它響得再沉重也絕對不會散架，它提起的水量再少再艱難也絕對不會停息……
李景熙老師回村以後，生活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幾十年來很少干過農活，確實很難適應，幸虧思想上做好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準備，再苦再累還能扛得住。再說畢竟教了幾十年書，有些關係不錯的學生暗中多少有點關照，二來手頭多少還有幾個積蓄，三來親戚裏面還有些出身好或者在生產隊、大隊當點小幹部的人對他還算高看一眼，所以日子過得比當地農民差不到哪裡去。當然，不能跟在縣城裡當老師的時候比。人吶只能到一山唱一山的歌，明白這個道理到哪裡都能活得下去。只是開四類分子訓話會時，要他參加，要低頭認罪，有時間還要跪一下檯子，受點體罰，一開始不習慣，臉皮撕破了，也就不覺得什麼了。
但有一條李景熙老師很長一段時間難以習慣，就是一年到頭吃紅薯。那個年頭，由於糧食不夠吃，農村的人一年之中吃小半年紅薯是很正常的現象。李景熙半路出家干農活 ，勞動力不行，生產隊照顧他，勉強評了個八分的底分，相當於一個婦女勞力，底分低，掙的工分就少，工分少，分的穀子就少，穀子少就只能更加多吃紅薯。他有個教書時留下的老胃病，一吃紅薯就反酸水，一反酸水胃就痛得不行。可是胃再痛也得要出工，不出工就沒有工分，沒有工分就沒有糧食分，沒有糧食分就連紅薯都沒得吃。這還不是最難過的，最難過的是不出工就是偷懶耍奸，偷懶耍奸就是抗拒改造，抗拒改造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就要開會批鬥。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張皮，誰願意跪在檯子上讓人指著鼻子罵？人吶就是這樣生得賤，在縣裡教書的時候，胃痛起來，躺在床上，捂著熱水袋還痛得冒冷汗，而這時候，只要咬緊牙關，往太陽地里一站，立刻就會好了許多。
萬幸的是，李景熙老師的胃病並沒有因為天天吃紅薯而加重，反而一天天減輕。農村裡有一句俗話說：「細糧養病，粗糧養人。」看來確實有一定的道理。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屈指算來，李景熙老師遣送農村將近一年了，他已經開始適應新的生存狀態，看上去就是一個五六十歲的精精瘦瘦的農村老頭。對於組織上把他划為「漏網地主」，他也從一開始「有些想不通」到現在已經「完全想通了」。他在寫給大隊黨支部的思想彙報中說：
「自己雖然解放前一直在外面讀書，沒有參与地主家庭的剝削活動，但是從小到大，所吃的每一口飯，所花的每一分錢，全部都是剝削的貧下中農的血汗……更何況我在出外讀書之前就已經參加了家庭的收租記賬等活動，這實際上就是徹頭徹尾地剝削活動。從前我對這一點認識不清，只承認自己是變相地吃了剝削飯，現在我才真正的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完全徹底的靠吸食貧下中農血汗養活的寄生蟲。認清這一點對我而言，無疑是很痛苦的，但想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就必須從認識自己的反動本質、承認自己的反動本質做起。我現在真正的認識到，組織上把我划為『漏網地主』，是我剝削行為的必然結果，也是組織上對我最後的教育和挽救。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導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作為一個吃剝削飯長大的人，思想深處必然深深地打上了剝削階級的烙印，必須通過長期的艱苦的勞動改造和思想改造才可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我決心在大隊黨支部和廣大貧下中農的監督、教育、幫助下，徹底地改造世界觀，洗心革面，爭取做一個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新人。」
然而鄉親們卻彷彿忘記了他是上面交下來監督勞動的階級敵人，甚至有些有糊塗觀念的人還認為：「李老師人品好，學問好，這號人上面遲早會收回去的。」無論是生產隊還是鄉親們個人有什麼需要舞文弄墨的事總會第一個想到他，因為這些事情李老師搞得好。
這時候，道縣颳起了「殺人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新車公社秘書張光漢、公社武裝部長蔣良椿等人主持召開了全社各大隊支部書記、治保主任、民兵營長、貧協主席、文革主任「五巨頭」會，煽動、部署殺人。桐溪尾大隊支部書記李成龍、民兵營長李春林、文革主任李結梅等人參加公社「五巨頭」會議以後，回到大隊立即行動，將四類分子控制起來，但沒有馬上殺。
八月二十六日，公社書記陳平日帶著公社秘書張光漢來到桐溪尾「檢查工作」，看到這種情況，很不滿意。陳平日說：「別的大隊都已經殺了，你們怎麼還不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等到敵人搞起暴動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聽到陳書記的批評，桐溪尾大隊馬上召開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會，進行討論，決定將「調皮搗蛋」的殺掉四個。這四個裡面沒有李景熙，因為李景熙表現得實在太老實了，一個三歲小乃崽罵他，他都陪著笑臉。能做到這一點，也算改造得可以了。
殺掉第一批四個「階級敵人」以後，上渡民兵指揮部又派民兵下來來督戰，說是區里指示還要抓緊時間補火再殺一批。大隊再次開會討論殺人的事。會上，文革主任李結梅提出：「光殺這四個不行，革命太不徹底了！這些都是鳧頭魚，浮在水面上的，要把那些躲在水下面的沉底魚撈出來，這些傢伙才是最危險的敵人。」於是決定再補十個人的火。這十個人中第一名就是「漏網地主」李景熙。
名單報到公社審批，公社書記陳平日說：「貧下中農就是火眼金睛、照妖鏡，階級敵人不管你偽裝得多好，隱藏得多深，火眼金睛一看，照妖鏡一照，就原形畢露。」
當然，以上這些情況，李景熙和他的家人作為監督勞動改造的對象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他至死都不敢相信自己會被「判處死刑」。
李景熙老師的兒子李冬德向筆者講述了父親遇害的情況：
「一九六七年農曆七月，道縣颳起了『殺人風』，風是從四馬橋那邊颳起的。一開始，祥霖鋪這邊還沒有殺人，還在醞釀階段。我父親在祥霖鋪圩場上趕鬧子的時候，碰上一個在生產隊當幹部的本家叔叔，他把我父親拉到一邊跟他說：『老李，你聽到消息沒有，上頭來了新精神，又要殺地富了，你要及早打主意哦。』我父親回答說：『哪裡會有這樣的事，不要聽信謠言。黨給我們戴上帽子，是為了促使我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絕對不是要從肉體上消滅。只要我聽黨的話，改造得好，我相信頭上這頂帽子黨遲早會給我取脫的。』話雖是這麼講的，但我父親心裏還是不踏實，到底還是讀過書、見過世面的人，比起鄉里的那些個土地主還是多點見識，回到家裡以後，他把這個情況講給我母親聽了。我母親聽了很著急，對我父親說：『看來這殺地主的事，不像是一口風（謠傳），你戴著帽子，還是想辦法躲出去好。』我父親說：『躲到哪裡去？躲到哪裡不是共產黨的天下？再說我躲出去了，你怎麼辦？孩子們怎麼辦？黨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們這一輩子沒有希望了，還要為孩子們爭取一個比較好的前途，至少不能再去影響他們。我相信黨的政策不會這麼一刀切的，即使真的要殺地富，也會有個區別對待，總要有現實活動才會殺吧，總不能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也要殺。』平時，我母親蠻信我父親的話，可是女人家的直覺有時就是比男人准。當時我母親就說了自己心裏還是感覺得很不安然。我父親說：『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安也罷不安也罷，只有聽天由命了。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出工要更加下手（賣力），說話要更加小心，千萬別讓別人抓住什麼小辮子。』可憐我父親以為不讓人抓住小辮子就能保命，做夢都沒想到會不分青紅皂白，亂殺一氣。沒過幾天，就被大隊上的民兵捆走了關在大隊部。當天晚上，殺了四個人。這是我們大隊殺的第一批。這一次沒有殺我父親。我父親他們十幾個人陪斬，殺完人以後，又牽了回來。殺的四個什麼人，我不太清楚，因為我當時不在桐溪尾，我是作為知識青年下放到其他地方，要是在家裡說不定也會殺了。聽說殺的四個都是年輕力壯的，說是分子，其實都是子女。
「殺了第一批以後，我父親他們這些沒有殺的，關在大隊部的倉庫里。農曆七月二十一日，上頭來人督促殺人，說是要『補火』。當晚，桐溪尾大隊在小學校的操場里召開群眾大會，宣判了我父親等十個人的『死刑』。當晚沒有殺，第二天上午九、十點鐘殺的。我父親死蠢，要殺他的事，他早一天就曉得了，是他從前的一個學生，在大隊當基幹民兵，偷偷給的信：『李老師，明天可能會要殺你了，你要想辦法趕快逃跑。』」（這位學生可以說是冒了血海般的干係，因為在大隊討論殺人時，已公布了紀律，給階級敵人通風報信的，按叛徒論處。眾所周知，中國人對待叛徒的態度，比對敵人還更嚴厲，敵人可以只殺一個，叛徒要殺一家。）我父親說：『我不跑，我沒有罪，我熱愛毛主席，我相信黨的政策。』就這樣把最後一次活命的機會給錯過。其實當時要逃跑容易得很，那個關人的地方是臨時改的，跟真正的牢房沒法比，窗戶欞子都是木頭的，一用力就可以搞得脫。要是他跑了就好了，不但他自己活了命，我們今天的日子也要好過得多。」
「是不是你父親害怕他一逃跑，會給你母親和你們帶來災難？」我問李冬德。
「哎——」李冬德長嘆一聲說：「就是這個意思啰。其實跑了就跑了，要殺我們，他不跑也會殺，不殺我們，他跑了也不殺。可那個時候，就是想不明白這一點。第二天上午，天下大雨，我父親這些被殺的人不用說，殺人兇手們穿著蓑衣斗笠都淋得一身透濕。牽到河邊要殺的時候，我父親還跟他們說，我熱愛毛主席，熱愛黨，我沒有做過任何壞事。說的那幫人都不耐煩了，其中有一個最沒得水平的傢伙，好像是個貧協的什麼頭頭，對我父親說：『你講笑話給鬼聽吧，你熱愛黨、熱愛毛主席，黨會殺你？』我父親聽到這個話，也就不再說什麼了，他說：『那就快點動手吧，天下這麼大的雨，你們也作難。』殺人兇手就叫我父親跪下。我父親說：『我沒有罪，我要求站著死。』一個民兵說：『胡說八道，天下哪裡有槍斃人，還讓站著的道理。』一腳踢到我父親的腿肚子上，把我父親踢得跪下了。我父親說：『我有個最後的請求，求你們搞得乾脆一些，不要讓我再受磨了。』他最後的這個要求，得到了殺人兇手的滿足。殺人兇手把鳥銃頂住他左邊的太陽穴，一鳥銃，聽在場的人後來說，我父親連哼都沒哼一聲，倒在地上就死了。
「其他的幾個人也都是用鳥銃和馬刀殺死的。殺了以後，埋都沒埋，往永明河裡一丟。當時拋屍永明河的遇害者不在少數，我們這些遺屬沒有人敢去撈屍，河裡又修了滾水壩，屍體流不下去，浮在水面上就像炸麻花一樣，臭不可聞。有些屍體被衝到滾水壩上，有些屍體掛在岸邊鬼柳樹的根上，在那裡爛成一堆白骨。」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