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6日訊】【導讀】在廣州，大概無人不知北郊有個因南湖而得名的遊樂場和豪華賓館群。但是，在1971年之前，從政府官員到一般市民，卻誰也不知道廣州有個南湖。準確地說，從1971年5月之後，「南湖」二字才開始出現在高度機密的大比例尺內部地圖上。難道這是新開鑿的人工湖嗎？不是。其實它是白雲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個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庫。它之所以改名，是因為1971年在這裏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幾位重要領導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接上期） 四、「揭批查」運動中 南湖工程再次成為焦點
1976年10月，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倒台。一年後，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四人幫」罪行的「揭批查」運動。「四人幫」一貫敵視軍隊，把軍隊視為他們奪權的最大障礙；廣州軍區更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中央文革小組和「四人幫」多有抵制，尤為「四人幫」所忌恨，因而軍區機關廣大幹部對揭批「四人幫」熱情很高，大家特別想弄清「四人幫」的核心人物江青插手軍隊內部事務和幾次來廣州時作威作福以及進行陰謀活動的情況。當大家聽說中央和軍委主要領導也來到廣州，同軍區領導談揭批「四人幫」問題時，更對這場運動寄予很高期望，希望徹底查清江青等人在廣州的罪行，希望3年前因江青插手而弄得是非顛倒的軍區「批林批孔」中的問題得到澄清。
然而結果卻令眾人大失所望。上面認為「廣州軍區 ……問題比其他單位多」，是「重災區」。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廣州軍區出了黃永勝、溫玉成、梁興初、丁盛」，「還有劉興元」，「路線鬥爭是兩次，實際上『四人幫』、林彪是一夥的。」軍區機關幹部多數人的印象和看法是：對黃永勝的問題不好說，他到北京之後的事情不清楚；丁盛在廣州工作的時間不長，他離開廣州后同「四人幫」有什麼來往也不了解；至於溫玉成，他離開軍區已經10年，他在廣州的問題大家比較清楚，和「四人幫」搭不上界，如果他到北京後有重大問題，為什麼還要算到廣州軍區賬上？而劉興元和梁興初，大家都知道他倆與「四人幫」沒有任何瓜葛和私誼，他倆的思想、作風同「四人幫」格格不入，為什麼非要把他們往「四人幫」那邊推呢？
有了上面的定調，許世友在動員大會上宣布：軍區的「揭批查」運動，基本任務還是要清查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問題；揭批林彪一夥，就是揭批「四人幫」。他還說，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眼看就要揭開軍區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蓋子了，但由於「四人幫」的干預，運動半途而廢。聽了許世友的動員，許多幹部私下議論：1974年7月29日的糾偏電報，明明是根據毛澤東的意思以中共中央名義發的，怎麼能加到「四人幫」的頭上呢？還有，1974年1月江青給許世友和趙紫陽寫信，這是件大事，為什麼就不查一查，向大家作個交代呢？
因為存在許多疑問，又有了「批林批孔」的經驗教訓，多數機關幹部在運動中頭腦比較清醒。雖然這次運動有上面的全力支持；運動中又不斷鼓勁加溫；還採取了一些重大組織措施：1977年9月21日，軍區政委孔石泉調往成都軍區，12月23日，一天之中又下令將軍區副司令員吳純仁、邱國光和參謀長孫干卿、政治部主任於厚德調離廣州軍區，而同時又從總部和外區調進多名領導幹部，廣州軍區的領導班子實際上已經徹底改組；1978年5月13日，又在中山紀念堂召開有數千人參加的廣州駐軍幹部大會，宣布「英明領袖華主席」對軍區機關幾名「拒不交代所犯嚴重錯誤」的軍、師級幹部停職審查的決定。這些措施，確實對一些所謂「重點人」「知情人」造成不小壓力，但是，他們越是按「黨性要求」打消顧慮、老實交代，卻越交代不出上面需要的材料。雖然不乏緊跟領導的積極分子，卻曲高和寡，很多人的所謂揭發批判發言，都是官話套話或者雷聲大雨點小，純屬應付差事。運動沒有再出現1974年「批林批孔」那種狂熱氣氛。運動的領導者自然很不滿意，卻也無可奈何。
在劫難逃
既然要繼續清查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問題，就要再深入追查南湖工程的性質和用途問題。許世友又提出兩點疑問：
第一，1971年5月，軍區成立了師級招待處，為什麼林彪一死，當年12月底招待處就匆忙解散了？說明劉興元、丁盛等人心中有鬼，因此，招待處就是接待林彪的！
第二，為什麼要將廣州至從化的公路改線，而且在新選的線路上開了一條可供隱藏飛機的隧道，還計劃修建一段可以迫降飛機的路面？
關於招待處的成立與撤銷，前面已有交代。關於廣州至從化公路改線工程，最早的倡議者是劉如。廣州至從化公路約60公里。把修建南湖工程時新辟的一段通往從化的公路稱為廣從公路改線工程，其實並不確切，劉如建議修建的不過是從廣州沙河至太和一段長約10公里的迂迴路。據劉如說，他在受領組織修建南湖工程任務之後，感到這裏緊靠廣（州）從（化）公路，車流量很大，既不利於保密，噪音也大。因而他建議，在原有公路以東，利用已有的土路，修築一條避開南湖通往從化的迂迴路。軍區領導採納了他的建議。在計劃新修的路段上距南湖約1公里處，有一座小山。劉如考慮，如果修盤山路，彎多坡陡，行車不暢，而且從山頂可以眺望南湖。他建議：乾脆打隧道，雖然工程量和難度大些，也要多花點錢，但從長遠看，好處很多。劉如是主管作戰的副參謀長，每進行一項基本建設，他都要考慮對未來戰爭的影響。他覺得這段新修公路可以把戰時需要考慮進去，做到平戰結合。他看到，這條路大部分地段地形比較開闊，於是建議選擇一段路面拓寬加固，可作為戰時飛機迫降的簡易跑道；再將隧道加高加寬，迫降的飛機可進入隧道隱蔽，也可作為汽車的防空洞。他這兩條意見也被軍區領導採納。劉如隨即根據劉興元的指示，請廣州市革委會負責施工，軍區工程兵給予技術支援。由於修隧道和飛機迫降路段工程涉及空軍，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根據軍區指示到現地作了勘察。而「九一三事件」后，顧同舟被定為林彪死黨，這便使事情複雜化了。
劉如還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情節：當「九一三事件」發生時，這條隧道工程只完成了切口，整條隧道是1973年才打通的，說這項工程是為林彪武裝政變準備的，在時間上就無法解釋。劉如還有沒說出來的意思：南湖工程剛開工時，林彪還是寫在黨章上的接班人，那時候誰能想到他和毛澤東會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再說，稍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明白，即使林彪真的跑到廣州發動武裝政變，一條短短的隧道在戰略上有啥作用？
劉如的一切陳述都被斥為狡辯。至於王慶林、張小軍等人對南湖幾組房子修建來歷情況的說明，非但全然無用，而且被認定是「為林賊開脫罪責」。惟一的出路只能是老實「認罪」，起碼要承認自己階級鬥爭觀念不強，路線覺悟不高，上當受騙，幫壞人幹了壞事，接受「群眾」批判，聽候組織處理。
在經歷近半年的批鬥之後，1978年5月13日，在中山紀念堂召開的幹部大會上，劉如被宣布「經英明領袖華xx批准」罷官接受審查，向「專案組」交代問題。專案組的兩名負責人都是他原來的部下。這一審查又是一年零兩個月，這期間不得自由行動。結果什麼罪行也沒查實，最後以「說錯話辦錯事」不了了之。
劉如是13歲參加新四軍的小知識分子，一表人才，膽大心細，又肯學習，很快便脫穎而出。抗日戰爭末期，他曾多次化裝潛入敵占區甚至敵人陣地，測繪地形地貌，標註敵人的陣地編成、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對戰鬥勝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向華南進軍途中，時任39軍116師作戰科長的劉如調任第四野戰軍作戰處參謀，以後任副科長、科長，副處（部）長、部長，直至副參謀長。是幾十年從事作戰工作的不可多得的人才。1983年，劉如向新任軍區政委王猛上書，陳述自己的冤情並要求工作。王猛看后情緒激動，親自打電話安慰劉如，並表示他一定負責儘快為劉安排工作。王猛把事情看簡單了。他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他的意見非但無用，反而給他自己惹來不小麻煩。王猛因對劉如愛莫能助而深感遺憾。以後劉如被安排了一個閑職。一個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就這樣凋謝了。
在司令部受審查者中，王慶林、張小軍的遭遇和結局與劉如相似。王慶林在靠邊晾了多年之後，正式宣布免去作戰部副部長職務，當了一名不知道要研究什麼的研究員。如果說廣州軍區是「重災區」，王慶林所在的作戰部就是重災區的「重災戶」。這個部的部長和幾名副部長都被定為「重點人」，遭批鬥後作了組織處理。其中最冤枉、最離奇的當屬副部長葛新。
1972年8月，江青在廣州接見美國女作家維特克，纏著這個外國人為她作傳，想在國際上出風頭，擴大她的影響。為了炫耀她的光輝歷史，她向外賓大講解放戰爭史和她如何協助毛澤東指揮作戰。為此，她要求汪東興通知總參謀部為她提供若干幅重大戰役經過要圖。總參謀部一位副總長指示測繪局長張清化到廣州受領任務。張清化一人來到廣州，在江青處接受任務后，他通過軍區領導要求軍區機關按江青要求繪製這批要圖。任務落到司令部作戰部。作戰部副部長葛新是測繪專家，又與張清化相熟，任務是軍區首長交代的，題目是張清化根據江青要求定的，資料也大部分是張清化提供的，他沒有絲毫懷疑，更不敢有絲毫懈怠，組織幾名測繪員，晝夜加班，按時完成了任務。卻不料，打倒「四人幫」后，江青接見維特克定性為「賣國求榮」，葛新竟因而成了江青賣國的幫凶！奇怪的是，派張清化到廣州來的領導人並沒事兒，張清化在說明情況之後也不作為問題，惟獨把葛新奉命行事這個本來十分清楚的問題，弄得神秘兮兮，列為廣州軍區「揭批查」的大案之一，窮追猛打，最後將葛新從作戰部掃地出門！
在清查南湖工程期間，幾位參与其事受批鬥者，除了想方設法搜集材料、找證據以證明自己的無辜外，仍然期盼北京了解南湖工程來歷的負責人出來說明情況，這種急迫心情真如大旱之望雲霓。他們尤盼此時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出來為他們說話。但不知為什麼，這位汪副主席依然一言不發。
未了的尾聲
廣州軍區的「揭批查」運動從1977年11月正式開始，於1978年底結束。如果不是廣西邊境發生戰事，幾十萬大軍出動，也許運動還要持續下去。在軍區司令部，運動的主要成果是把十幾名師以上幹部作了組織處理，其中就包括南湖工程的幾個主要經辦人，他們的罪名是為修建林彪發動武裝政變的偽中央工程效力。所有被處理者都不得參加對越作戰。這是對軍人的最大羞辱。受處理者個個滿腔憤懣。南湖工程的幾個主要經辦者始終弄不明白：這項工程從籌劃到完工，過程清清楚楚，而且軍區領導在「九一三」前就向毛澤東作過報告；房子修好了，江青、周恩來和打倒「四人幫」之後的幾位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去住過，都對房子的周圍環境和房子的設計、施工大加讚賞，這些房子的來歷和用途一清二楚，為什麼竟沒有一人出來為它正名，說句公道話，不惜讓一些人長期蒙冤受屈？
王慶林是個受不得委屈的人。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他幾乎每年都向軍區黨委常委、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軍委紀委、解放軍總政治部還有汪東興寫一封申訴信，而且，語氣、措辭一次比一次尖刻。但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2005年，王慶林又給汪東興寫了一封長信，希望他主持公道，向有關方面反映一下與南湖工程有關的問題。此信託一位元帥之女直送汪家。據說汪東興看了信后不勝驚訝，他說：「我對王（慶林）部長印象很深，這人很能幹。南湖的房子當然是給毛xx和中央首長修的嘛，怎麼會弄到林彪頭上了呢？」話講得很好，可惜晚了30年。
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由廣州調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的丁盛，與「四人幫」既無歷史源淵，對他們又無好感，但在「四人幫」倒台後卻被莫名其妙地定為「四人幫分子」。丁盛晚年被安置在廣州軍區司令部干休所，他對軍區機關一大批中高級幹部受他株連而遭處理，心中十分難過。他尤其對司令部的作戰指揮系統橫遭摧殘，對劉如、王玉振、王慶林等人被趕出作戰系統而痛惜不已。他征戰半生，深知組織一個精幹的作戰指揮班子是何等不易！1998年，一位有心人對他進行錄音採訪。這時他已沒有多少顧忌，侃侃而談，直抒胸臆。談到南湖工程，他氣不打一處來，對汪東興在「九一三」前後的表現，他連講了三個「我很憤慨」！他說：「你自己叫人家乾的，到了這個時候，你不出來作證，明明是給毛xx他們幾個人修的，那些人說是給林彪修的，你汪東興出來說話呀！」「咱們到北京去，當面和汪東興對質，是不是你講的？你怎麼不認賬？你還是個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一段，汪東興還是中央副主席呀！」
不就是承認南湖工程是為毛澤東和中央幾個領導人修的，承認對幾個經辦人整錯了，了不起再對挨整者做點補救工作嗎？而且是由組織出面，不需（也不可能）追究哪個人的責任，為什麼這樣一件並不太困難的事情竟如此艱難呢？
王慶林在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擔任作戰部副部長，挨整后賦閑多年。這期間，當年不少靠胡編亂造整過他的運動積分子超越了他，有的當上了將軍。而王慶林則在安排了一個閑職后，弄了個不倫不類的「相當於部長待遇」，他自然心裏很不平衡。第十五屆中共中央軍委一位副主席上世紀60年代後期曾與王慶林共事多年，這位副主席當時任廣州軍區作戰部作戰科長，王慶林任副科長，兩人關係不錯。這位副主席對王慶林的問題瞭然於心。一次，兩人在北京相見，很自然地談到王慶林在運動中的遺留問題。這位副主席誠懇地對王慶林說：「慶林同志，對你的問題，現在我們也只能解決到這種程度了。」王慶林見他似有難言之隱，也就把話打住，不願難為這位老上級了。
（完）
原標題：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